由于本书重点在于揭示专业合作组织在开展精准扶贫中的作用，因此，更关注各类合作组织中普通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在各类组织模式中的角色。因此，本书将重点借鉴第三种组织模式的分类思路，来分析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模式分类。研究者首先做了一项随机性试验，以“中国农民合作社网”为检索对象，对其2017年内所报道关注的八个民族地区省（区）内共计76个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模式进行了逐个梳理描述，结果如下表。

表4-2　76个典型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社的模式类型分析结果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民合作社网所报道的随机典型案例分析整理而成。

上述分析结果显示，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公司+农户+合作社”等传统模式运用较多，却也因地制宜地衍生出各类新型模式，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譬如“村干部+合作社+龙头企业+大学+农户”“合作社+电商+农户”等。

为进一步探索贫困农户在合作组织中的参与情况，我们采用了社会科学中常用的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和案例研究法，一方面全面查阅各类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对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报道，对传播内容或二手资料等非结构化文本中的自然信息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结构化分析，另一方面利用寒假和暑假期间，亲自或委派自己所指导的学生回到家乡进行实地调研并形成案例报告，最后共获得关于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案例共200多个。然后结合研究目的对关键词进行提炼概括，总结发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参与方式并形成研究结论。最后，发现了以下几类方式。

第一，“公司+合作社+农户（贫困户）”模式，主要由公司带领广大农户共同组建合作社，并广泛吸收贫困户加入，以各种形式的自有资源入股成为联合股东。贫困户在参与合作社运行中受到产业带动，达到益贫增收目的。例如，2015年3月，广西凤山春天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和那老村农户共同组建凤山县原生山茶油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在册社员350户，其中贫困户138户，占全村在册贫困户的100%。公司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在那老村成立原生山茶油种植基地，以有机富硒山茶油为主要发展方向。贫困户从中获得就业机会和技术支持，从而获得劳务性收入和产业化经营收入。不仅如此，该合作社还利用万亩茶油林资助部分贫困残疾社员发展养蜂业，解决他们资金短缺问题，帮助了贫困残疾社员劳动价值实现，达到了精准扶贫的目的。(www.daowen.com)

第二，“合作社+村民互助小组+农户（贫困户）”模式，这种模式与第一种模式相比除却公司和贫困户外，还增加了村民互助小组这一相关者，村民互动小组由较富裕户和贫困户（有劳动能力）共同组成，从而弥补了单纯贫困户的资金不足等问题，以共同参与合作组织经营。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梨埠镇古殿仙迹果蔬专业合作社于2014年2月28日注册成立，合作社共有社员536人，该自然村所有村民全部入股成为社员。农户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分别以“土地股”和“资金股”形式入股，并依托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经营，这保证了没有资金或劳动力的贫困户也能有入股分红的机会。同时，合作社所有成员被划分为14个互助小组，每个小组中都有若干数量不等的贫困户，他们和其他小组成员一起联合承包合作社的果园，以化解资金不足的困境。

这种农户互助模式也可以因地制宜进行灵活调整。例如，内蒙古喀喇沁官山沟村扶贫互助发展合作社就将其发展成一种农户间的金融互助渠道，达到减贫目的。该扶贫互助发展合作社于2017年1月成立，旨在通过村民互助的形式帮助农民贷款，解决身边的小困难。入社时，每个参加的农户要交纳100元至500元不等的互助金，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少交或免交，但可以享有与其他入社农户同等权利，甚至可以优先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农户退社时互助金自动退换。互助资金运行中，借款不需要任何抵押物，实行本村互助社社员内部3～5户“联保制”，每户最高6000元的低息贷款，按照农户申请、多户联保、管理机构审批、公示、签合同、放款等程序运行。由此，在贫困村建立民有、民用、民管、民享，周转使用的生产发展资金。

第三，“乡村能人+合作社+农户（贫困户）”模式，特点是贫困农户在个别乡村能人的带领下，参与到合作组织运营中。这些能人一般是当地的经济精英，有头脑、懂经营，因此贫困户能获得农业经营方向和劳动生产能力的指导。例如，广西南宁马山县民族村在当地经济能人罗荣光的带领下，先后发起成立了山黄牛养殖合作社、旅游专业合作社和种桑养蚕合作社。3家合作社一共吸收了全村63户贫困户加入，占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数量的90%以上。以最具规模的山黄牛养殖合作社为例，该合作社吸纳了31户贫困户加入，罗荣光作为合作社负责人和养殖大户，带领村民调整养殖业务，传授养殖技术。目前村民养黄牛不仅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而且能获得稳定的政府补贴，有效带动了当地村民脱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模式中的乡村能人也可能是当地政治精英，如各类村干部等。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展旦召苏木村农香种植业专业合作社为例。该合作社的理事长同时也是展旦召苏木村党支书。近年先后带动村民种植玉米、双膜甜瓜、西瓜并套种葵花等，并成功获得达拉特旗农发办、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财政资金等多项资金支持。

第四，“协会+基地+党支部+农户（贫困户）”模式，相对于前面几种组织模式，特点是专业合作组织中成立了党支部，对合作组织构成外部推动力量，加入的贫困农户从中获得协会和党支部的双重有序指导。例如，广西防城港光坡镇海产品养殖协会成立于2007年，2010年又在协会中成立了基层党支部。在组织架构上，海产品养殖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为地方科学技术协会，同时接受地方民政局的业务指导。近年来，为实现精准扶贫，该协会选择性地吸纳了当地部分贫困户，入会会员需要提交入会申请书，经理事会讨论通过，才能获得会员资格。在接下来的协会运行中，协会可以根据经济条件，向贫困养殖户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借款形式解决其海产品养殖中的资金困难。

第五，“党支部+合作社+农户（贫困户）”模式，虽然也有党支部的作用，但是相对于第四种模式，支部在合作组织经营发展和扶贫中的作用更为凸显。例如，以云南凤庆县小湾镇杰鸿合作社为例。该合作社规模不大，主要业务在生态种养殖领域，同时零星涉足工程建设、绿化管护登综合性服务，但坚持以党支部为核心，探索出了一条以党支部党建工作为依托、以合作社为中介的精准帮扶贫困户脱贫路子。当地党支部14名党员通过“一加一”“一带一”方式与镇村干部一起双挂双联14户贫困户，同时以合作社中13名种养殖能手对接31户贫困户，免费提供种养殖技术等技能培训，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在日常用工方面，优先招收贫困户劳动力，同时带动他们发展高原特色、无公害农副产品，让贫困户同时获得产业带动和劳务性报酬等多项途径增收。

第六，“政府+合作社+农户（贫困户）”模式，政府的引领作用比较突出，一般适用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尤为低下的民族特困地区。有的是由单个地方政府带动贫困户成立合作组织，有的则是多个地方政府联合推动，并与跨区域扶贫对口帮扶工作相结合。以云南保山市潞江镇白花村德得旺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例，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当地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群众经济收入一直相对较低。早在2009年，上海市民宗委就与云南省民委开始扶贫合作，共同投入资金258万元，以整村推进的形式，重点对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4个德昂族自然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扶持。近年来，针对该村海拔低、平均气温高、土地肥沃、饲料充足等特点，借助上海帮扶的大好时机，当地扶贫办、农业技术部门又带领当地成立了德得旺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初期，得到保山市隆阳区民宗局在圈舍建设、种猪引进、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并在镇政府的指导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结构。由此，贫困户在合作组织的带领下，接受统一管理，劳动能力和劳动积极性明显提高，当地也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头猪村”。

虽然模式不同，但是从实现减贫效益上来看，专业合作组织确保了普通农户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参与性，以此实现了他们原本不可能享受到的经济社会效益。简而言之，合作组织对贫困农户所提供的帮扶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直接获得产业带动。从前文所表达的我国各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基本态势不难看出，每个民族地区都有大量特色资源，构成了民族地区独有的产业基础，而在缺乏组织、未实现产业化之前，这些特色资源只能作为农户生活和收入的基本来源；只有以特色资源为产业化对象，将众多贫困地区农户组织起来，才能使其真正成为用户持续收入的来源。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具有这种明显的生产组织优势和经济带动优势。无论是能人带动、政府引领、龙头企业牵头，还是党支部组织，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直接结果是促进了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变分力为合力；而广泛吸纳普通农户和贫困农户的加入，则可以运用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农户提供更多农业分散经营下不可能获得的产业带动效应。例如，在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贫困农户将可以获得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劳务收入和参与经营收入等多个口径的增收。

另一方面是间接享受政策优惠。在不加入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情况下，贫困户只能获得扶贫政策下的“输血式”困难补贴，各类针对产业或经济实体的政策优惠则无法惠及贫困户个人。但是，加入合作组织后，各类面向合作组织的优惠政策自然地将贫困户纳入援助范围，为其提供“造血式”帮扶。例如，广西河池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扶持合作社发展，目的是发挥合作组织的精准扶贫作用。具体做法有：一是运用金融政策。如该县出台了《都安瑶族自治县贫困农户小额信贷评级授信管理办法》，允许合作社通过吸纳贫困户，获得免抵押、免担保、限额5万、连续5年内按基准利率财政全额贴息的小额扶贫信贷。由于优惠政策的落实必须以贫困户吸纳数为基本前提，因此它就保证了合作组织对贫困户的带动作用。二是运用财政政策。如鼓励专业合作社为贫困户成员提供经营红利，每年每户4000元，由此确保贫困户稳定增收、脱贫致富。在这些政策带动下，2000多个当地低收入农户加入了都安瑶乡土鸡饲养专业合作社，成立了20多个标准化养殖基地，并切实享受到了政策所带来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