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较好地突出了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优势

我国民族地区多处于西南、西北等边境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气候赋予当地特殊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化基础。因此，在以发展专业合作组织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实现产业化扶贫的实践中，一批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农业资源成为农民组织化的切入点和引导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表4-1是研究者根据地区资料整理出的各民族省区特色资源分布情况，而从各地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产业布局来看，二者有较高的契合度，说明突出资源特色优势和地域性产业优势已成为民族地区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主要突破口。在实践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充分运用当地特殊资源优势的合作组织发展案例。例如，在内蒙古阿荣旗霍尔奇镇的村民针对当地有种植中草药传统的优势，成立了开森中草药专业合作社，并先后带动17个村的农民种植了1.5万亩包括红花、黄芪、柴胡、白鲜皮、桔梗等在内的中药材。实际运行中，该合作社与河北、黑龙江等地的知名药材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公司不仅帮助药农集中解决了药材销售问题，而且为其提供了科学化、标准化的药材种植技术，在生产各阶段提供服务指导。

表4-1　民族八省区特色资源分布基本情况

续表

2.有效弥补了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发展中的区位劣势

如前文所述，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往往在农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着比中东部非民族地区更加突出的“买难卖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专业合作组织不仅帮助当地农户克服了这些地理条件限制，还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化“区位劣势”为“区位优势”。以云南省镇沅县者东镇樟盆村为例，该地本来交通不便，海拔高，上山下山极为困难，但是依托“以山养山、靠山吃山”的发展理念，该地区成立了三个专业合作社，即顺意茶叶专业合作社、哀牢山林下腺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和镇沅长寿核桃产销专业合作社，贯彻“山顶养树、山头种茶、山腰种烟、山脚养土、箐沟种核桃”的发展思路，有效缓解了农民贫困。通过合理开发，201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729元。

3.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直接提高了民族地区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

例如，在传统的专业化合作组织中，合作组织的重点是帮助农户完成统购统销，集中解决单个农户所面临的“买难卖难”问题，但并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减贫作用也非常有限。内蒙古自治区乌苏市百泉镇北斗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却通过创新思维，更有效地提高了农户收入。其基本做法就是在群体决策的基础上，瞄准“小众路线”，发展反季节蔬菜的种植和培育，以进一步增加产品附加值，给合作组织成员带来更大的收入增长空间。虽然目前总体规模还不是很大，但是在整合资源、不断创新发展思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方面，相应效果有所显现：2013—2016年，相对于传统种植，反季节蔬菜种植使合作社成员平均每户增收约5000元。(www.daowen.com)

4.促进了民族地区农村的产业融合与结构升级

在传统农村专业合作中，一般合作内容仍围绕第一产业即农业为主，以提高农产品供给规模作为减贫增收途径。但从研究者所掌握的案例来看，近年的合作行为逐渐突破了农业种养殖领域，从提供农业产品向提供农业服务延伸，并有效促进了农业与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形态的融合。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弄拉屯仅有58亩耕地，如果只靠种田，农民家庭年收入很难突破1000元。但是该屯辖区地势地貌特征显著，具有山高、谷深、林茂的特点，同时动植物资源种类繁多，特别是它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只有98公里，区位优势突出，交通便利。于是村民自筹资金开辟了一条长达4.5公里的盘山砂石路，成立了广西第一个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旅游专业合作社——弄拉旅游专业合作社。同样的，贵州省民族成分多样，旅游资源丰富。2015年底，该省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寨达到1630多个，境内多个县被批准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乡村旅游收入550亿元，带动社会就业234万人，收益人数超过470万。^[19]在经营方式上，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贵州黔南州、黔东南州以及遵义等多个地区都成立了乡村旅游合作社，承担着培训农户、推介本地旅游的功能。在旅游业合作组织的拉动下，乡村旅游已经成为西南各省地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

5.合作层次不断升级、产销合作向资本合作迈进

虽然有学者认为，不论是专业联合社还是专业联合会，其数量均不足以成为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主要构成，但这种类似于保险公司再保险的合作组织的再合作举措，确实使农民的合作规模再上台阶，在解决单一合作社发展规模小、经营实力弱、市场竞争力有限等问题上具有良好作用，更是我国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体现。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内蒙古农民合作社发展较快，但是在总体数量可观的同时，也导致各个合作社吸纳的农户数量有限，其发展存在规模障碍。主要表现在：一是农资采购规模和农产品销售规模均相对偏小，因此无法从农资供应商和农产品采购商处获得大宗交易优惠政策；二是在培育品牌、吸引资金、市场对接等问题上仍存在困境。联合社的发展有效解决了该类问题。以包头市土右旗助农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为例。与一般合作社不同，该联合社的成员是其下属的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上集约化经营土地达1500亩、注册资金达1000万元；从服务内容上看，不仅有效解决了单个合作社经营中的购销规模瓶颈，而且提供了经营之外的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等多项内容，全面涵盖种养殖、贮藏、销售等环节。目前，该联合社的注册资金规模处于自治区境内第一位，这种规模优势是此前个体农村专业合作社所不可比拟的。

与此同时，很多合作组织已经不仅仅停留于简单的劳务合作和产购销合作，在部分有条件的民族地区农村，资本合作进入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合作范围，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各类农机合作社的出现。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为例。2015年，该县已拥有农机专业合作社34家、社员650人、各种农机1100台（套）。象州县已经是全国农机大县，这不仅仅是在民族地区，即使在中东部非民族地区也是很难得的。不仅如此，该县的农机合作组织和农产品种养殖合作组织相互渗透。在这批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服务下，该县又涌现一批种粮大户，继而形成一批水稻种植合作社，专业合作组织的辐射效应进一步扩大。

6.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开始实现电商化升级转型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实现电商化升级转型是近几年里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又一最新趋势。随着ICT（信息通信技术）创新与农村商业模式创新的交互作用，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部分专业合作组织在特色资源产业化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实现电商化升级。电商成本低、效益高，可推动民族特色农产品及农副产品的网络销售，全方位提高农户收入。

民族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实现电商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所具备的公平性和包容性特质。传统农产品销售模式中，民族地区由于地理条件限制而丧失了很多机会，而在当今随着互联网和现代物流的发展，这一劣势正在快速缩小。例如，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银鹭养禽专业合作社依托当地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交通便利，采用“合作社+电商+农户”的模式，将产品定位于中高端禽类产品，在淘宝网上开设网站，建立银鹭养禽“乐土驿”品牌商场，走养殖差异化路线，即通过网络渠道建立网上“订单”承诺服务，每一只家禽建立一个户籍档案，并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禽类产品定制养殖和定向销售，同时客户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监控整个养殖过程，真正实现了农产品的供给侧改革。2015年度，合作社实现销售总额达4200万元，社员人均纯收入达3万元。比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增收30%。又如，昆明一花卉合作社于2015年6月注册了电子商务公司，当年“七夕”就有3000多份网络成交单。节日期间，该合作社利用冷链运输、空运等方式，向全国批发销售各类鲜花500万支，销售额高达1000多万元。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15年，阿里巴巴后台数据显示，我国民族地区4个行政村，即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二道白河镇长白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习岗镇德胜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草海镇新华村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嘎洒镇曼弄枫村电商交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元，成为民族地区首批淘宝村^[20]，这是民族地区特色资源产业化和电商化的共同结果，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超越了传统经济增长的各项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