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献计量学及其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方法研究文献和文献工作系统的数量关系与规律的学科，也常被称为“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或“信息计量学（informetrics）”。文献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或载体，如文字、符号、图形、视频、声频等。随着公共管理基本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完善，“政策文献”成为宏观管理与政策研究的重要基础。例如，陈琤等（2017）以1980—2015年间中央层面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策文本作为计量分析依据，探寻了PPP的政策变迁和政策学习模式，对2013年以来PPP政策出台密集、PPP项目落地却稀少的“政策热、实践冷”现象进行了回应；李凡等（2016）通过搜集金砖国家1990—2014年683条技术创新政策构建数据库，从支持创新活动类型、支持形式、完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手段、满足创新产品需求手段、政策颁布机构以及政策出台形式6个角度对金砖国家技术创新政策布局进行了比较，等等。

从研究者掌握的相关文献来看，近年来做政策文献计量分析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广泛分布在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甚至应用经济学等各个领域。其中可能包含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政策文献作为计量分析的可行性突出，它是政策的载体。学者对政策文献的内容进行科学分析，可以从中发现政策主体的大量决策内容和决策依据。二是随着当前电子化政府的改革进程，政策文献作为一种公开的公文，可获得性越来越强，研究的实现程度也逐步加强。研究中，研究者将各项政策文本或政策条文看作半结构化的“面板数据”，并运用文献计量学、社会学、数学、统计学等学科方法对其内容进行分析中，以揭示政策主题、目标与影响，发现政策主体的合作模式以及政策体系的结构与演进。显然，与传统政策研究范式不同，政策文献计量分析更多地关注对大样本量、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政策文本的定量分析，从而获得客观、可重现、可验证的研究结果，从宏观层面建立对政策演进规律、政策影响范围和政策发展趋势的整体认识。

在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的启示下，本部分的研究思路是：全面搜集整理中央各部门出台的、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相关的政策文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基本方法，提炼政策文本中所蕴含的关键信息，从而总结发现我国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政策的基本特征和演化规律。

2.本次文献计量研究的基本框架(www.daowen.com)

由于政策文本所包含的信息具有多维特征，因此政策文本分析框架也必须体现政策的“立体化”特点。结合本次研究目的和研究思路，本次文献计量分析势必围绕农村专业组织发展，以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追问“谁来推动”“何时推动”“从哪些方面来推动”“运用哪些手段推动”等多个问题。因此，其文献计量分析维度也将涉及政策主体、政策作用时间、政策目的和政策工具等多个维度。其中，政策主体是政策的决策者以及实践者，在本次研究中可以简单理解为政策文本的发布机构；政策作用时间是政策文本开始作用于政策对象的时间点，在本次研究中可以理解为各项政策文本的发布时间；政策目的则需要结合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结果来提炼。

相对于这两点，政策工具维度则较为复杂，它是被政策主体所采用，或在潜在意义上可能被采用来实现一个或者更多政策目标的手段，其研究核心是如何将政策主体的政策意图转变为管理行为，将政策理想转变为政策现实。当前学者对政策工具的关注比较重视经济性高低、强制性高低、回应性强弱或公民参与度大小等特性，其中又以政府干预程度强弱最为突出，并由此产生了二分法、三分法等多种分类结果。Rothwell&Zegveld对政策工具的研究有突出代表性。他们将政策工具分为三面，即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以及公共事业、公共服务、科技开发等十二类，即“三类十二面”。这一分析框架被国内学者广泛运用，如许冠南等用它分析了中国风电产业创新政策与产业发展的互动影响机理；田志龙等用它对37项中央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探讨了公共政策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曾婧婧（2015）在研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时，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契约式、互动式和结构式三个方面；徐媛媛、严强等（2011）对当前公共政策研究中的政策工具进行了全面分类，提炼出管制性政策工具、经济性政策工具、信息性政策工具、动员性政策工具和市场化政策工具等多个类型以及其各自包含的工具内容。这些针对性强的实证研究对本书有重要启示。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结合本次研究目的，本书构建了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政策文本的分析框架，如图3-2。它以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时间为特定维度，将国家级层面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政策文本转化为覆盖多个政策主体、蕴含多个政策主题、包括多项政策工具的半结构化面板数据，考察政策手段、政策目的、政策力度的演化特征和交互关系。

图3-2　国家政策推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文本计量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