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100年前，已经有学者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指出贫困和福利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以金钱来反映的各种数量标准，但学界一般认为，是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最早以“可行能力”为切入点，把人类认识贫困与发展问题的思路引入到多维视角中。他认为，“根本的问题要求我们按照人们能够实际享有的生活和他们实实在在拥有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他提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其可行能力的缺失导致功能性福利缺失，而功能性福利缺失正是贫困的又一表现形式。由此，森在贫困分析框架中加入了“可行能力”“能力贫困”等相关概念，并认为饥荒只是贫困表现形式的一种，它还涉及免受困苦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

这类研究表面上是在探讨经济学问题，实际上则探讨了经济的权利关系，甚至有社会政治的权利关系，由此，贫困研究被引入到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并相继衍生出多个相关概念。例如，社会排斥不仅指因为缺少收入和财产而被排斥在基本需求之外，而且还指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民权和政治权利之外；剥夺则被区分为与食品、衣服和住房等有关的物质剥夺，以及与家庭、娱乐和教育等相关的社会剥夺；贫困的表达除了一般的收入贫困，还有权利贫困、信息贫困、知识贫困、能力贫困，甚至心理贫困等多种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的概念类型。随着多元贫困理论的发展，贫困被重新定义为“不仅仅是缺乏收入的问题，它是一种对人类发展的权利、长寿、知识、尊严和体面生活标准等多方面的剥夺”；贫困更大程度上被描述为低文化程度、技能不足、缺乏社会保障、心理压力和健康恶化等。

贫困理论多元化发展态势对中国乃至世界反贫困事业提出更多目标和要求。学者指出，缓解与消除人类贫困、寻求“多重”社会发展目标实现，成为21世纪我们应当关注的首要问题；贫困治理不仅应该包括向绝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存条件，还应该包括向以收入贫困和知识贫困为主体的相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产条件，改善其人力素质，更包括向以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为主体的全体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发展能力的满足，提高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我生存能力、自我选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即使在学界关于多元贫困理论中的“多元”所涵盖的内容尚未达成一致，它仍旧使人类对贫困的认知和理解不断发展，并对我国现阶段的反贫困实践提出更多目标和更高要求。为彻底改善我国民族地区贫困状况，应该抛弃将贫困简单等同于经济条件差，认为扶贫就是简单增进贫民收入的传统思维方式；从经济、社会、政治、科技等多个角度入手，帮助民族地区农村全面摆脱贫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