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资本指嵌入于乡村社会关系之中，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如熟悉、信任、乡规民约、权威、国家的各种政策和制度等）的总和。它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行动提供便利，并降低农村社会的治理成本。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以强关系为基础，在相似的生活背景和思想观念作用下，形成互信、互助和互惠机制；同质性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民社会资本的主体，并为乡村社会治理和经济增长提供便利。随着当前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渗透，血缘和宗族关系在农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开始减退，人际信任向理性化方向延展，这导致中国传统农村社会资本存量呈下降态势，并影响农村社会的有序治理和健康发展。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包括松散型的专业技术协会，也包括具有严格法律效力的专业合作社。当然，无论哪一种合作形式，都通过制度安排将各农户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分工协作结成成本、风险和收益分配机制。虽然这只是农民的自愿联合，但它所提供的合作平台恰好适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增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和信任，成为重塑现代农村社会资本的重要动力。

第一，社会关系方面，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修补并拓展了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现代农村社会资本建构提供了基础。

“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也就是说，农民的社会资本建立在农民的人际关系结构网络中，社会交往是农民构筑其社会资本体系的基本前提。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向区域外转移，“空心村”增多，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出现节点流失、联系中断、网络破裂的现象。这结果必然导致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活动减少，社会资本也无从建立和巩固。

图2-1　我国农民工总量变化趋势（2011—2018年）

图2-1显示，虽然近年来我国农民工数量同比增速放缓，但绝对数量仍呈逐年递增趋势。进一步分析数据发现，从农民工的区域分布来看，中部和西区地区农民工的跨省流动数量占比更高，分别为62%和52.2%，即农村劳动力在外省务工的现象更普遍。农村劳动力长期在外务工一方面使劳务性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重要来源，但另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常住人口大量减少，村民之间的社会交往频次降低。民族地区的劳务输出情况尤为严重。截至2016年5月底，贵州省跨省外出农民工总数达到609.38万人，还有254.64万人实现了省内就地就近转移就业^[6]；在广西壮族自治区，2017年1月的数据显示，仅首府南宁市，就有超过100万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其中88.5%赴邻省广东打工^[7]。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社会资本存量势必削减。(www.daowen.com)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在把众多农户集结起来共同形成规模化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发挥了黏合作用，帮助现存的农村社会关系节点重新建立联系，从而修补了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及时强化了乡村社会的群体性和组织性；通过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回归和加入，增加了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节点数量和节点规模。数据表明，不仅如此，专业合作组织以共同的利益追求为导向，还能把众多非“三缘”关系的农民纳入同一社会网络，凭借合作组织平台，农民可以与流通领域、农产品加工领域等众多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层次的人员建立直接或间接联系，即各类弱关系开始建立。在这种广泛的认知过程中，农民的社会资本突破了同质性社会资本限制。这不仅扩大了其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也增加了其社会资本类型。

第二，信任方面，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扩大并加强了农村居民的信任半径和强度，在信任与合作之间形成互动机制，丰富了农村社会资本的内容。

我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信任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以宗法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体以自我为半径，以家族关系亲疏为依据形成圆圈式信任强度布局图。但是，市场化逻辑使得以“三缘”为基础的信任受到冲击，信任关系更偏向于受利益拉动而不是受情感推动。社会资本之所以具有资本性，就在于相关群体中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专业合作组织的初衷正是为了追求生产上更有效的合作和经济上更显著的互利。因此它在帮助农民突破原有社交网络的同时，也将其信任半径扩大，原来仅仅对强关系的信任可能发展为对同一合作组织内其他成员的信任、对有助于该组织合理运行的社会力量的信任。这种初步信任就此引发试探性合作，同时在合作中信任得到强化，于是在多次重复合作中，信任进一步固化。

例如，在内蒙古包头市的猫土塔村，村民李某通过自己在外打工时认识的工友筹资办起了养羊合作社；在合作社的带领下，村民们所饲养的羊病害都减少了，因为合作社高薪聘用的大学生兽医会无偿为全村村民提供服务。这种便利性，是此前村民所无法想象的，很自然的，村民们的信任和合作半径也逐渐扩大了。这种互动机制将产生两方面作用，一是促使该合作组织进一步取得合作效益，二是继续衍生出新的信任和合作。由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能构建这种信任与合作相互驱动的局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被良好组织起来的信任结构。

第三，社会规范方面，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强化了公共决策的制度性和规范性，为农村社会资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制度和规范是社会资本存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国际合作社联盟于1995年再次明确了合作组织的价值观，其基本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自助、民主、平等、公平和团结；二是诚实、公开、社会责任和关心他人。因此，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资本意义在于：不仅是成员利益诉求的工具和手段，同时还通过权责利分配和参与式管理，使个体成员在组织中得到价值、尊重和权利。专业合作组织都有明确的章程作为纲领性文件，对产购销事务、成本、风险和收益分配都有明确的制度安排。此外，合作组织的资本形成具有相对封闭性，这在决定了其股权相对平均化的同时，也决定了决策的相对民主化。因此，在实行“一人一票”民主决策、倡导参与式管理的过程中，它一方面促进了网络成员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使得个人价值得到彰显，因此成为组织成员获得相互认同感和组织归属感、缓解权利贫困和信息贫困的重要途径。

总之，我国农村包括民族地区农村的居民社会资本都处于转型期，在其重建过程中，既要保留传统伦理规范的合理内核和积极作用，又要突破传统社会资本的限制，进一步扩大农民的社会交往半径，增加农村社会资本的开放性、团体性和法治性。显然，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满足了这一要求。它通过制度化运行，帮助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从“封闭内倾型”向“开放外向型”转变；信任结构从情感取向的“差序式”向理性支撑的“契约式”迈进；农民社会资本也从“单质同一性”向“异质多元性”转变。这说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完全可以成为推动农村社会资本转型的重要力量，它将缓解社会资本扶贫理论在中国农村扶贫实践中的现实障碍，通过引导得当，可为中国农村扶贫提供资源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