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在学界的使用出现较早，但一般认为，其概念是1980年代以后，经Bourdieu（布尔迪厄）、Coleman（科尔曼）、Fukuyama（福山）和Putnam（普特南）等学者的联合推动，才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体系。特别是美国社会哲学家普特南（R.Putnan）在分析解释意大利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差异原因时发现，社会资本具有与其他资本相同的属性与功能，即也有经济利益性，也可以产生效益、带来资源。于是，他分析了社会关系、规定和共同信念三者之间的联系，并着重阐述了社会资本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团体合作方面的作用。

由于上述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观点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资本论，帮助人们认识到非货币形式资本也能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动力，因此社会资本迅速被运用于分析和解决贫困与反贫困问题。

世界银行报告提出，社会资本构成要素中的各种社会经济准则和网络是人们用以摆脱贫困的主要资本形式。有学者将社会资本分为民间社会资本和政府社会资本两类，前者以信任和社会关系纽带为特征，在减轻贫困程度中能起到一定作用，后者则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厉以宁提出，社会资本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起，共同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因此，他认为农村扶贫工作相应地也应该分别从三方面入手，即扩大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以增加其社会资本、实行农村产权界定以增加其物质资本，以及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以增加其人力资本。韦革认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困境，而当前我国以政府为主和以物质资源救助为主的扶贫思路却只能“治标不治本”。

例如，我国先后于1997年和2010年两次启动援疆行动^[5]，内容涉及民生建设、产业援疆、智力援疆等。其中，干部对口援助是援疆行动最初的核心和主旨，而援疆干部包含党政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两类。从社会资本扶贫的角度来看，这种干部选派可以把东中部援助方的关系网络嵌入到民族地区社会基层，即使项目结束后，双方的联系也可以继续，使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得以扩大化，实现以社会资本扶贫的目的。(www.daowen.com)

但是，我国农村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的某些特殊文化因素往往对社会资本扶贫构成障碍。一方面，家庭是我国农村社会资本的核心，农村家庭构建其社会资本网络的纽带是血缘、地缘和亲缘。这就导致了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封闭，并对其他社会力量构成较强的排斥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农村居民的“春节拜年网”不论是网络规模还是网络结构，都有局限性。研究者在民族地区农村所开展的调研中发现，其拜年对象以亲戚、本家宗亲和邻居为主，偶尔有战友、打工认识的朋友、同学，等等。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改革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农村居民的既有社会资本流失。一个简单例子就是，工业化吸引大量农民工进城，很多人出村后可能多年不回村，于是导致其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节点松散；与此同时，他们及其子女在城市里也不能迅速重建个人社会资本，两相作用下，其微观社会资本进一步缩水。

总之，虽然社会资本的减贫效应在经济学上已经得到理论论证，但目前的管理困境是，如何帮助中国农村，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在贫困条件下重塑自己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