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上述数据只能表明我国贫困问题在快速缓解，距离全面摆脱贫困的战略目标尚有较大差距。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指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4]。这对我国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提出挑战。

农村地区一直是我国贫困问题高发地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公布了连片特困地区名单^[5]，其中六盘山区等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共涉及区域人口2.28亿，而农村人口则达1.96亿，占比约为86.0%。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数量上仍有3046万，贫困发生率还在3.1%左右^[6]；2018年底，按照2855元的最新贫困标准，我国仍有近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7]，城乡差距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一大“拦路虎”，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障碍。

更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年来扶贫开发进程的推进，在贫困人口总数下降的同时，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向边远山区、民族聚居区、革命老区、省际交界区等区域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态势。民族聚居地区更是绝对贫困高发地带，而其农村地区境况尤为不佳。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6万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按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7年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为1032万人，比上年减少379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即贫困发生率为6.9%，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2010—2015年6年间，在其农村人口占全国比重约为17%的情况下，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比重一直在30%以上。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16万户农村居民家庭进行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2015年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为1813万人，占全国比重高达32.5%；八省区中广西、贵州、云南三省的情况更为不理想，三省区贫困人口达1430万人，占八省区贫困人口的79%，而且主要分布在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山区和乌蒙山片区。^[8]进一步分析数据发现，在整体贫困问题突出的情况下，近年来民族八省区的减贫速度却一直慢于全国水平，说明其贫困程度深、自我发展能力弱，脱贫攻坚的难度也更大。例如，截至2012年初，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包括县级行政单位区、旗、县级市）中，民族贫困县达341个，占总数的57.6%（具体分布见表1-1）；内蒙古、广西、海南、宁夏和新疆等地的民族贫困县比重为100%；云南贫困县数量居全国首位，2015年仅其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深度贫困人口就达120万人。^[9]

表1-1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分布表

续表

说明：本表中数据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资料统计生成。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没有西藏自治区，因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结束后，国务院已经将西藏的73个县整体纳入扶贫计划进行区域整体扶持。(www.daowen.com)

表1-2反映的是近年来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其在全国贫困人口中的比重，以及民族八省区的贫困发生率和全国贫困发生率整体水平的比较结果。显然，过去几年间，由于国家扶贫标准有所调整，全国及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也发生较大幅度变动。八省区贫困人口数量占全国的比重在整体下降的态势下又略有抬头，且贫困发生率一直远远高出全国水平。

表1-2　民族八省区与全国分年度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2009—2017年）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公告：《2018年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情况》，2018-11-20。

图1-2　民族八省区与全国农村减贫速度对比图（2011—2017年）

不难看出，推进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发展，仍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是其所在地区面对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多方面而且深远的。民族地区农村贫困表现为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基本生产生活资料难以满足，贫困农民不免面临生计问题和生存威胁。而在物质缺乏的前提下，贫困者在有效介入民主化进程方面也会随之缺乏动力，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不免随之减弱，因此贫困也不利于我国民主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另外，这一态势对缩小我国东中西部差距、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均构成障碍，民族地区农村长期贫困局面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均会造成隐患。因此，继续加大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