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离不开石头制品，比如压地、打场用的碌碡，春种时用的磙子，打墙用的墙杵子，轧面脱谷皮用的碾子，磨豆腐用的大磨、小磨，喂牲畜用的各类石槽（马槽、驴槽、牛槽、猪食槽等），上大门的门墩，外屋门框下面的过门石，屋门口外的石头台阶，有钱人家大门口两边的门当、石狮子和院里院外的拴马桩子，各类石条，还有石庙、石碑等，这些石头制品和石头工艺品都是出自石匠之手，所以就有了雕石艺人，我们生产队的鲍文明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雕石的技艺远近闻名，东西百余里，南北几道川，方圆百里都请他做石头活，特别是一些精细的石头活非他莫属。老一辈人都夸他的石匠活很全面，做得精细、认真，扒碾子、扒大磨、扒小磨都是他的拿手绝活。他扒的碾子轻快好用，他扒的石磨不但用着轻快而且磨得豆腐沫子细腻，扒磨、扒碾子是个技术活，像磨剪子一样，不会磨剪子的磨出来的剪子剪不了东西，就是人们常说的剪子被磨哑巴了，碾子和磨也是如此，如果扒不好，碾子拉着沉，轧不了东西，拐磨时又慢又费劲，磨出来的东西颗粒粗。

那时候我们生产队有一盘大磨、三盘碾子，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到碾道看看碾子的沟纹磨平了没有，看到碾子钝了，沟纹磨平了，他就主动地把碾子扒好，从不收钱，集体经济时期也不要工分。我曾经亲眼见过他扒碾子，有一次母亲让我去碾道占碾子，走到碾道门口听到碾道里有“当、当”的响声，走进碾道看见鲍文明正在扒碾子，他手里拿着一把铁锤，铁锤的一头带着凹槽，凹槽里面安着一个长与凹槽等长、宽五六公分、厚一公分左右一面带着刃的錾头，用錾头刃仔细地在碾盘上敲凿。他头上戴个毡帽头，眼睛戴着一副眼镜，他看着我手里拿着扫碾子笤帚，放下手中的锤子说：“要推碾子吧，这碾子这些天是不能轧面了，过些天才能用，先到别的碾子轧吧。”因为新扒过的碾子轧东西时掉石渣，轧出的面吃着牙碜，所以新扒过的碾子是不能用来轧面的，都要进行串碾子，开始用苞糠串碾子，之后用新扒过的碾子脱谷皮、破猪食等，至少得串几十次碾子才能轧面。说完他又拿起那把锤子在碾盘上认真地敲凿起来。我好奇地看了一会儿，看着他凿出的沟纹深浅一致，沟纹与沟纹之间的距离上窄下宽，从碾盘中心向外呈放射状，像画上的太阳放出的光芒一样，沟纹越靠近碾盘的中心部位越少，越靠近碾盘的外缘部位越多。他打凿的马槽、牛槽、驴槽、猪食槽子，大小合理，宽窄适当，深度适宜，坡度恰到好处，纹理细腻整齐。他打凿的拴马桩子造型独特，图案别致，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人说他曾经打造过石狮子。一个艺人有这么高的技艺，还有那么高尚的品德，实属不多见。

鲍文明除了石匠这个名号和高超的雕石技艺，还有很多传奇的小故事。他是个蒙古人，有两位夫人，大夫人是蒙古人，婚后没生孩子，二夫人是汉族，婚后生一子，孩子生下后就过房给了大夫人，孩子称大夫人为嬷嬷，称二夫人为婶婶。孩子名叫鲍雅轩，到了二十几岁，他还认为大夫人是他的亲妈。听上一辈的老人说，鲍文明和他的名字一样文明，在家里他和两位夫人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的，言语不多，有事商量着来，从没听说家里有过纷争，一辈子没有和两位夫人红过脸、瞪过眼、吵过架，这也说明两位夫人也很贤惠。鲍文明在外更是文明有礼，出门虽然都要骑着高头大马以马代步，但在小村里从来都不骑马，出门时要牵着马走到村外方才上马，回家时到了村头下马步行进村，以表谦卑。邻里之间和睦相处，谁家有大事小情找他从不推脱。他精通周易，卜卦算命、看阴阳二宅是拿手活，上一辈的老人都信他。人们信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不乱“忽悠”，二是他不乱敛财。

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他家的院子中间有一个高高的灯笼杆，比房脊还高出很多，奇怪的是灯笼杆的顶上还有一个风车常年“嘎啦、嘎啦”地转个不停。风车的一头安着两片风扇叶，风车的另一头拴着一绺约三公分粗的马尾巴毛，风车的叶片不停地垂直转动，风车车体也在不停地水平转动。风车响声很大，离老远就能听见风车的转动声。由于灯笼杆很高，离老远就能看见风车在不停地转动，也成了小村的一景。这种带着风车的灯笼杆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原以为这个高高的灯笼杆就是过时挂灯笼的，但杆顶上的风车又无从解释，后来才听说因为鲍文明的大夫人有一只眼睛不好，这个灯笼杆子是为祈祷大夫人的眼睛早日复明而立的，灯笼杆上的风车转了几十年大夫人的眼睛也未复明。新中国成立前鲍家经济富足，是小村的首富，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上中农，没被定成富农，足以见得他的人缘很好。(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废除一夫多妻制，他和二夫人解除了婚姻关系，二夫人是林东人，离婚后又回到了林东。大夫人在六十年代初因病去世。鲍文明的儿子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和本公社一个姓任的女子结了婚，结婚时还是我牵着生产队的大白辕马和介绍人一起去接的媳妇，婚后两三年他媳妇也没生孩子，不知什么原因媳妇回了娘家，再也没回来。又过了两年，鲍文明让他儿子去林东找他妈妈去了。让鲍雅轩到他妈妈身边，可能是鲍文明对二夫人的慰藉或所欠情分的一种补偿。鲍雅轩走后，只剩鲍文明一人在家，时年已六十有余，生活过得很拮据，他把房子卖掉，开始借住别人的房子，后来成为“游僧”，边给别人看事边做些石活度日，七十多岁时胳膊上长了一个大疖子久治不愈，忽一日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七十三岁。论年龄在当时也是一位寿星级别的老人，只是走时很凄凉，没有儿子和至近亲人为其送行，也没占上棺材，用席裹尸体下葬，虽然没土打脸，在人们看来鲍文明的人生结局很悲惨。

我和鲍老爷子还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的机缘，那是我十几岁的时候，鲍大爷受父亲之托，领着我和我三弟到河北省围场县后碧柳一个偏僻小山村的亲戚那里遛土豆。路很远，如果全走山路有四五十里的路程，如果走山川路要走六七十里路，可能是为了让我们能吃上午饭，所以鲍大爷选择了山川路（三分之一的山路，三分之二的川路），因为走山路途中没有人家，吃不上午饭。下了山入了川，所到之处几乎人们都认识他，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互致问候，嘘寒问暖，还诚恳地留我们吃饭，看到人们对他的热情和尊敬，感到他的人缘很好。我问：“鲍大爷你怎么认识这么多人？”他说，一是常来这里给人家看事，二是在这些地方常做石匠活。中午，他领着我们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吃饭，尽管他那位朋友家看起来也很困难，但是中午饭还是特别尽力置办，炒鸡蛋、煮鸡蛋、腊肉炒咸菜条，主食是荞面条。我们走了半天的路，都很累，肚子也饿了，这顿饭很顺口，吃得也很尽兴。虽然鲍大爷和我们是同路，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比鲍大爷要去的地方远了十多里路，鲍大爷不顾旅途疲劳专程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后又当即返了回去。一路陪伴，成为我永远的怀念。

徐振起是全大队为数不多的几位石匠之一，更多的详情不太了解，只知道他除了做正常的石匠活以外，还与别人联手建造了一座石拱桥。我们村瓦房和水泉东队之间有一条大沟叫炭窑沟，这条沟很长。原来这里有一座木桥，因年久失修，人在桥上走还勉强，马车走在桥上就很危险，汽车根本不敢走。这条大沟和这座年久的木桥成了村人出行的一大不便。后来，大队决定重修这座桥，把原来的木桥改建成石拱桥。大队抽调专人、专车从白马山拉运石块，安排徐振起、韩荣、常玉春等三位石匠负责石块的雕凿和拱桥的砌筑，徐振起是大桥建造的技术负责人。石匠活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但用石头造桥还是第一次，徐振起和两位石匠边探索边建造，还要抢时间，要在雨季来临前完成石桥的修建。经过全体建桥人员的努力，仅用了两个多月，一座石拱桥就竣工通车了。新桥的位置向南移了一段，桥面比原来宽了，路面弯度比原来小了，桥面比原来提高了，桥两头路的视线也通透了许多，不要说行人及马车了，就连大客车、大货车都能在桥上坦然行驶。这座桥虽然是三位石匠的处女作，但从设计到施工，从结构到质量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知情人走在桥上总不免会想起三位石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