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夏，仅仅几天的时间，全大队家家户户都安装了有线广播喇叭，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前所未有。有线广播的到来，使偏僻山沟的普通农民，能直接聆听党中央的声音、北京的声音，能听到全国各地及全世界的重大新闻、新人新事，还有各种文化娱乐节目，公社领导有时也用有线广播讲话，指导生产、下达紧急生产任务。穷山沟的农民不花一分钱，躺在热炕头上就能听到袁阔成、单田芳等艺术家说书，这是老百姓做梦也想不到的事。那时，常常听到老年人们说：“这个国度真好，这个国度真牛。”

从县里到公社，从公社到大队，有线广播的传输线用电话线代之，那时候在早、午、晚定时开通有线广播，播放广播时电话线路被有线广播占用，电话停用，无论有多么要紧的事，都得等广播结束后才能打电话。从大队到各生产队的线路由国家和各生产队共同负责，电线杆由生产队负责，生产队放几棵杨树就解决了，不用花现钱。购买电线、瓷壶的费用由国家承担，入户线路、简装喇叭、开关等费用由个人承担，距离主线路远的费用就高一些，距离主线路近的费用相对低一些，高低之差不到一元钱。公社广播站负责立杆、拉线的技术指导和安装等，生产队出劳力负责挖坑、立杆、拉线等。每户社员支付四五元钱就能收听广播了。

那时的有线广播喇叭构造极其简单，是直径不过二十公分的灰色的小纸盆，纸盆的后面连着一个线圈，线圈上面有两根线，一根接传输线，另一根接地线，人们把一根八号铅丝挨着炕沿帮插入地下，再用一根细铁丝上头接到喇叭的地线上，下头接到八号铅丝上，有时喇叭的声音小了或有杂音，人们习惯地往插地线处浇点水。一个简装的广播喇叭售价不过两元钱。精装广播喇叭用现在的话说是豪华型的，价格就贵多了，每个售价五元钱。这种喇叭纸盆的四周用一个金属铁框固定，铁框的后面固定着线圈，看上去就结实多了，也好看多了。还有的更讲究，在喇叭的外面再扣上一个小木箱，是起装饰作用的，木箱三十公分见方，箱体的上底厚一些，下底薄一些，外面刷着清油，前面有镂空图案，最讲究的是五星图案，五星上面涂着红漆。挂精装喇叭的人家不多，挂带木箱喇叭的更是少之又少。广播喇叭一般都挂在炕头墙的上头，基本和炕沿对齐。挨着喇叭有一个开关，开关上拴着一根线绳，来广播时不想听的时候一拉线绳就关了，想听的时候再一拉线绳就又打开了。那些岁数大的老人们，晚上躺在炕头上，闭着眼睛欣赏着评书，困了拉一下线绳，过不了一会儿鼾声就响起来了，很是惬意。

这个小喇叭有时也出故障，如果屋内湿度太大，喇叭纸盆就会返潮，发音时就会有“吱啦吱啦”的响声，严重时听不清广播里说的什么；有时线路也会连接不实，发出的声音断断续续；有时线圈坏了，要拿到公社广播站去维修。(www.daowen.com)

这个小喇叭是这个小村自古以来从没有过的。记得早晨广播来的时候先奏一首《东方红》乐曲，然后是节目预告，几声“吱、吱”的响声过后，就听播音员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七点整，下面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到了广播结束的时间，广播里就会响起播音员的声音：“亲爱的听众同志们，这个时间的节目到此结束了，下次再会。”每天早、午、晚各一次。有线广播的普及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文化素质。因为那时候的有线广播，只播革命的、健康的内容，虽然节目内容比较单一，但都是积极向上的。

那时大队也利用这个有线广播喇叭当作通讯工具，大队买一个“三用匣子”，其实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收音机，接在有线广播的线路上，这个“三用匣子”有收音机的功能，有转播收音机里节目的功能，有通过“三用匣子”和小广播喇叭直接对话的功能。大队有什么事可直接通过“三用匣子”通知到各生产队和社员，人们还可以对着小喇叭回话，当然保密的、不方便公开的事，还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没有这个“三用匣子”时，大队有什么事都要以文字的形式通知到各生产队，非急事把通知放到代销点或放在学校里捎，如果有急事大队干部们就要亲自跑一趟或找人专门送通知。有了这个“三用匣子”大队发个通知或临时找队长到大队议事，大队干部们就可以打开“三用匣子”对着“三用匣子”发话，在当时看来极其方便。

有线广播，传播了政治，传播了文化，传播了文艺，传播了上级领导层的声音，传播了上级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对广大农民来说，不是简单的一个新生事物，更主要的是潜移默化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