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时期的生产队、大队也和现在一样，需要接待县里和公社下乡工作的领导、县里和公社下派的工作队、专业技术人员，如电影放映员、拖拉机手、柴油机手、聘请的手艺人，还有长期蹲点的工作干部，当然也有来办事的客人等。相比之下，生产队来客比大队来客要少许多，在生产队吃饭的客人就更少了。绝大多数来客都是带着工作任务来的，这些人也不可能背着锅灶来工作或办事，管点饭招待一下无可厚非，个人家来了客人还要好好招待招待呢，何况人家是来工作的呢。就我们那个小山村而言，过格招待的情况几乎没有，大、小队一年的招待费寥寥无几，因为粮、菜和肉都是自产的，个人家自产的老旱烟不用花钱，有时买只鸡、买点蛋、买点调料、买一斤散白酒也花不了几个钱。

那些年我当过生产队长，见证了生产队的管饭和招待。那时生产队管饭和招待的范围也不大，招待县里和公社领导的次数不多，其他招待也不是很多，主要是为下乡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必要的食宿，对不同来客采取不同的管饭方式和招待方式。

　对一驻就是几个月乃至一两年的长期蹲点驻队工作人员，因为时间长，有时采取社员轮流管饭方式，即从村子的一头开始一家吃一天，吃完一遍，然后轮第二遍，这样循环往复地轮。轮饭时队长尽量避开那些卫生极差的人家。

下乡人员每人每天要交一斤粮票和两三毛钱的伙食费，有时下乡人员把粮票和伙食费按标准直接交给管饭的社员家，生产队再给每个管饭的社员家每客每天补助一斤粮食（小米）。这对下乡人员来说会更实惠一些，因为有好多社员家拒收下乡人员的粮票和伙食费，越是拒收粮票和伙食费的人家伙食越好，变着花样为客人做点好吃的做点顺口的。也有极少数人家对下乡人员交的粮票和伙食费照收，饭菜质量却一般。也有时下乡人员把粮票和伙食费，按标准统一交到生产队，生产队给管饭的社员家每客每天补助二斤粮食（小米），下乡人员和队长的关系处好了，有时粮票和伙食费就免收了。

我曾经当过公社整建党宣传队员，在社员家吃了六个多月的轮饭，亲自体验了在社员家吃轮饭的那些感受。一九七三年，公社从每个大队抽调一名劳动积极肯干、思想要求进步的先进青年，组建公社整建党宣传队，由公社副书记李宪章任宣传队队长。从各大队抽调的宣传队员，不能回本大队工作，要到其他大队工作。我和东沟账房大队的于勇、那戈营子大队的周军为一组，先被派到姜家营子大队后平顶山小队工作，那是个极其偏僻的小山村，从下窑子村步步上坡，徒步十来里路才到后平顶山小队。小村坐落在山顶下的一个小山坳里，坐西北朝东南，山坳后面的山，中间高两侧低呈半圆形，整个小村就像在一个“太师椅子”里面，给人的感觉是块风水宝地。小村有二十来户人家，除一户姓李的和三户姓张的，其余全都姓郑。小村虽然不大人口不多，但是给我们的感觉这个地方人杰地灵，当时老郑家有三位很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叫郑化东，在公社供销社工作，专门卖土产、日杂、副食等；另一个叫郑顺义，是个开汽车的；还有一个叫郑顺甲的，是公社收购站收购员。在那个年代在一个小队一个姓氏里就有三个人在外面工作实属不多见，而且他们的工作都是人们最羡慕的职业。我们在那工作了三个多月，他们三人也回来过几次，郑化东回来的次数更多一些，因为他家还在小村里。每次见到他们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可能是一种距离感，但更多的是羡慕。不光是他们三个，整个老郑家所有的人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那么精明。

我们三人住在郑化坤家，吃饭从村子的一头轮，每家吃一天。大多数家庭的卫生都不错，个别家庭卫生较差，饭菜好赖并不重要，关键是卫生条件要好，卫生不好做什么好吃的也吃不下去。后来想了个办法，让卫生差的家每天给烀一顿土豆吃，因为土豆是要剥皮的，所以这顿饭就能吃饱，她们也很愿意做。那年我十八岁，很少在外面吃饭，所以很不习惯，特别是我们在炕上吃饭，地上有人看着，更不知道饭怎么吃怎么咽，吃一顿饭急得脸通红。吃饭时屋里没人看，感觉心里放松了许多。每顿饭最多能吃八分饱，不好意思多吃菜，像一盘炒鸡蛋我们三人吃不到半盘，吃饭时我们三人都互相照顾，吃饭快的放慢点速度，吃饭慢的加快点速度，基本一起撂碗，好饭也不多吃，怕给人家吃光了，赖饭也不少吃，怕人家说挑饭。听老人们常说吃饭有很多规矩，吃饭时老想着那些规矩，担心犯规被人家笑话。

那时下乡蹲点的人很多，一般都吃轮饭，有的人不讲究，有的人缺乏生活经验，弄出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一位下乡干部在社员家吃饭，这个社员家有个六七岁的孩子，这天中午这家主妇给下乡干部烙一大盘子饼，孩子在外间屋就央求妈妈要饼吃，孩子的妈妈怕端上去的饼少客人吃不饱，所以就对孩子说：“盘子里最底下这张饼就是你的，等屋里的叔叔吃完了你再吃。”孩子乖乖地进屋站在地上看着那个叔叔吃饼，担心叔叔把他的饼给吃了。当那个下乡干部吃到只剩最后一张饼时，孩子有点着急，当下乡干部把最后一张饼拿起来咬了一口时，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跑到外屋对妈妈说：“叔叔把我的饼也给吃了！”叔叔很尴尬，妈妈很意外，孩子很生气，这就是人没有生活经验的趣事。这个下乡干部吃饭时犯了一忌，在外吃饭忌讳把桌上的饭或菜全部吃光，饭和菜都要适当留一些，免得主人尴尬。

还有一件吃饭的尴尬事，也是一个下乡干部在社员家吃饭，这家主妇给这个下乡干部擀了两大碗荞麦面条子，当下乡干部把第二碗面条吃完后又把碗伸了过来，让主妇盛饭，主妇端着空碗很为难地说：“面条没了，有我们自家人吃的小米饭可以吗？”那个下乡干部不知所措，语无伦次地说：“那就算了。”双方都很尴尬，下乡干部脸红到脖子，赶紧下地灰溜溜地走了。实际这个下乡干部犯了两忌：第一忌，当吃完第二碗面条时，主人不张罗给你盛饭说明面条已经没有了，所以即便是没吃饱也不能再让主人给你盛饭。第二忌，既然已经开口让主人给盛饭了，不管有什么饭都应该再来半碗解除双方的尴尬。

那个年代的人不求吃好但求吃饱，所以我们在哪下乡对饭菜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吃饱就好，不像现在人吃饭还要对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社员为下乡干部做的饭菜总比社员自己日常吃的饭菜要好得多，更比在我们自己家吃的饭菜好多了，至少每顿饭都是粮食做的，没有瓜菜代，有精粮的做点细饭，没精粮的也要粗粮细作。

房东郑化坤全家对我们都很好，每天把我们住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把炕烧得热热乎乎，晚上散会回来睡觉时房东大婶早已经把炕给我们捂好了，钻进被窝滚热的很舒适。有时发现我们在谁家吃不饱，还给我们再送点吃的。我们走的那天郑化坤的大儿子郑顺和还送给我一个蓝塑料皮的日记本，在扉页上他还亲手画了一幅小画，画工还不错，在那个年头这个礼物是很时髦的也是很珍贵的，这个笔记本一直跟着我到参加工作也没舍得用，结婚后几次搬家也不知落在哪里，真的很遗憾。(www.daowen.com)

在后平顶山工作结束后，我们又被派到下井大队下洼（张家洼子）生产队，住在社员张文明家。生产队长叫张丛，是个大个子，脸上有几个麻子，不爱说笑，他有一个当飞行员的哥哥，据说还是个团政委，张氏族人都以此为荣。张丛对我们也很照顾，轮饭时避开那些不太卫生的家庭。这里的生活条件要比后平顶山好一些，每天都能吃到两顿较好的饭菜，最常吃的菜是炒鸡蛋、腊肉丁炒韭菜、腊肉丁炖咸菜条等。有细粮的给做点细粮，没细粮的也能做到粗粮细做。由于这个小队是在川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后平顶山人有些区别，社员们好像见过很多世面。后平顶山和下洼子两个生产队一个是山区一个是川区，相隔仅几十华里，但无论说话、办事和生活习惯仔细观察都有区别，所以在开展工作时也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我们在后平顶山、张家洼子工作期间，住在社员家，吃在社员家，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晚上组织社员学习公社发的专题学习材料，还有报纸等。工作队除了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外，还要了解掌握队长、党员和社员的思想动态及时向公社领导汇报。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工作了六个多月，虽然在表面上看，我们除了劳动和组织学习也没有做其他事情，但却无形中使我们从很多方面得到了历练。

　对一两天或三五日下乡工作人员，实行派饭。派饭一般都选择那些比较干净的社员家。被派饭的社员家，早晨家庭主妇可以晚出工，中午和晚上可以早收工，工分不减。生产队按派饭顿数给社员补粮食，因为时间短一般不收下乡工作人员的伙食费，这种派饭一般人家是摊不上的，只有卫生好，饭菜做得好和队长信得过的人家（防止吃饭时社员说队长的坏话）才摊得上，。这种派饭队长不陪餐，管不管酒是社员家的事，生产队不提供酒。吃派饭，有一顿一派的，有一天一派的，还有三两天就在一家吃的。一顿两顿的每客每顿补助一斤粮食（小米），时间长一点的每客每天补助二斤粮食，还给点烧柴、蔬菜什么的。

　所谓招待，就是要对客人的饭菜作出具体安排，要做几个菜，要有酒，要有陪餐人员，不收粮票和伙食费。那时生产队招待客人除拉电招待电工之外，从没公费买过烟。招待范围有公社领导、大队领导、柴油机手、拖拉机手、电影放映员、电工、收购员、特殊客人等。招待公社、大队领导和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了交谈方便，一般都在生产队长家，由生产队负责提供米面、蔬菜、肉食、酒水、烧柴等一切用度，队长陪着吃喝。实际队长家也没有多大落头，只不过是刀前刀后剩点，大人孩子们吃点残汤剩饭什么的。如果在队长家招待次数过多，社员意见很大，觉得队长占了很大的便宜，有时为了避嫌，招待一般客人时就安排到和队长关系比较好、嘴比较严、卫生比较好、做饭手艺好的社员家，避免一些意见的产生。这也集中地反映了那时粮食的极度缺乏，对吃喝特别敏感。生产队大型特殊招待极少，记得生产队有史以来第一次拉电那年，招待拉电的电工、力工，应该属于高规格招待。那时，生产队听说在别处拉电招待规格极高，伙食差了电工还要有意找点小别扭，所以不敢慢待，杀羊、杀鸡、买猪肉、买蛋、买烟、磨面、打酒等，生产队找了三个人做饭，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陪餐，那些人干完了活便放开吃呀、喝呀、抽呀，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胡言乱语、胡诌八扯，把陪客喝得昏天黑地、不知所措。还有一年一度招待估产的。每年收割前，大队都要组织各生产队长和大队班子成员，到各生产队进行粮食产量评估，生产队长们都怕把自己队的粮食产量给估高了，到哪个生产队都要热情招待，要杀羊或买肉、杀鸡、买蛋，要磨面、打酒等，要找专人做饭，也是由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陪餐。

大队公费招待，无论是次数还是费用都要比生产队多得多，所以大队在招待客人时也不敢大手大脚，招待范围也很谨慎，陪客人员控制得也比较严格。那时大队有个驴骡场，有几头驴，有几匹骡，有一匹种马，有一百多只羊，每年招待用肉基本都从驴骡场解决。夏秋季节杀只羊，把羊肉、羊油用咸盐埋起来以备来客用。到了初冬季节，准确地说是小雪前后，大队和生产队都要杀几只羊再弄点牛肉冻起来以备招待客人。肉食不用花钱，青菜是自己种的不用花钱，储菜也是自己种的不用花钱，只花点油盐酱醋和酒钱。夏季储存羊肉有时处理不好就会变质，肉里面生了白花花的蛆，做饭师傅找根棍把蛆挑出去，再将肉切成丝或片，热锅倒点油，放上调料（五香面），把切好的肉放在热锅里翻炒，之后再放上青菜再翻炒几下，最后放上盐填上水烧开锅再炖一会儿，就是一个菜。说是炒菜实际是炖菜，炖出来的菜一股子熏味，有时处理的不干净在菜汤上面还漂着蛆，公社书记、主任也照吃不误。羊肉炖疙瘩白、牛肉丝炒酸菜或牛肉片炖酸菜，牛肉根本就不烂，放在嘴里像嚼生皮子似的，尽管如此，人们吃得还是津津有味。青黄不接时到代销点买几斤鸡蛋做几样菜，如炒鸡蛋、煮鸡蛋、鸡蛋炒韭菜、咸菜条和粉条荷包鸡蛋，有时炖只小鸡，再弄点酒这就算招待。那时无论是个人家还是公家招待客人，都离不开鸡蛋，鸡蛋成了那时招待客人的主打菜。

　这种管饭方式，一般发生在大队，和轮饭、派饭所不同的是：轮饭、派饭，客人按标准交伙食费，每天交一斤粮票和三毛钱，而凭票就餐，就是客人按着实际就餐量付钱和粮票，每吃一斤米的米饭要付一斤粮票和一毛二分五厘钱，菜钱另付。我当过大队会计兼管吃喝拉撒睡，见证了大队来客凭票就餐那些事。那时甭说大队附近没有饭店，就连公社附近也没有，来的所有客人、下乡人员和上级领导基本都在大队凭票就餐。那时大队有一个专门做饭的师傅，每年给三百六十个劳动日，除了做饭还要负责给大队看门，春夏还要负责种菜。来了一般客人和下乡的，做饭师傅给做点小米饭，夏天熬个青菜，再腌个咸菜，弄点蘸酱菜，冬天熬点酸菜、疙瘩白，如果不放肉，菜钱收的很低，因为青菜是大队产的，酸菜是大队腌的。来客吃一顿饭就走的，吃完饭把粮票和伙食费交给伙食管理员或做饭师傅，吃两顿以上的客人，都是先记账最后一起结算。

公社书记、主任下乡工作，他们骑个自行车，有时直接到生产队工作，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才回到大队。如果饭够吃公社领导也不让另做，有啥吃啥，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要加个菜。如果在大队住，虽然不招待，但晚饭也要加个菜还要上点酒。那时在大队部门前有近三亩地属大队所有，在这里种着多种蔬菜，有做熟菜的，有腌咸菜的，还有蘸酱菜，都是那时下乡干部最喜欢吃的。那时公社书记王景阳、主任马文义、副书记李宪章到大队工作，吃完饭临走时问做饭师傅要付多少钱、多少粮票，然后就悄悄地把钱和粮票放在大队的柜盖上，走时告诉一声说粮票和钱在柜盖上呢，很少直接把钱和粮票交到伙食管理员和做饭师傅手里，他们是怕我们推来推去的不好意思收，显示了领导人特有的风范。

回忆那些年的公费招待，根据当时的生活水平，应该说不算太低但也不高，既体现了对客人的尊重和热情，也体现了节俭，连客人吃剩下的残汤剩饭也被服务人员给吃了，那时候人们对食物特别珍惜，铺张浪费现象很少见。正常的招待和工作餐到什么时候也避免不了，下乡工作和专业服务人员都要吃饭，又不可能自带锅灶，这些人辛辛苦苦的工作连饭都吃不上，也有点太不尽人意，只要不过格，不铺张浪费，招待一下无可厚非，人们也会理解的。

老水泉西队饲养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