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每个大队都辖着几个到十几个生产队。生产队一般是按着自然村落而划分的，山区自然村落比较分散，生产队的规模也大小不等，大一点的生产队三百来人，小一点的生产队一百来人，中等的生产队二百来人。那时我们大队辖九个生产队，从东向西排位，瓦房生产队称第一生产队，魏家沟生产队称第二生产队，按序以此类推水泉东为第三生产队，水泉西为第四生产队，宜肯坝为第五生产队，苇子沟门为第六生产队，长林子为第七生产队，敖包山后南为第八生产队，敖包山后北为第九生产队。

我们水泉西生产队即第四生产队，属于中等生产队，七十年代人口最多时一百八十一口，总面积不详，耕地面积七百多亩，大小畜总数约四百来头（只），其中羊三百来只。由社员、土地、生产工具、牲畜和有价地被物等构成了这个集体经济实体。生产队是集体经济时期最小、最基层的，也是最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当时有句顺口溜：“公社下面是大队，大队下面是小队，小队下面是社员，社员下面是农田。”还有一种说法叫“公社管大队，大队管小队，小队管社员，社员管农田”。这个经济实体的领导核心由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和保管组成，而这个核心的“首脑”就是生产队长，也叫小队长或队长。

　是由大队领导主持，生产队全体社员选举产生的，选举分无记名投票选举和提名举手通过选举两种方式，以提名举手通过选举方式为主，一年一选，有连选连任的，也有干不好落选的。中等人口的生产队一般设一正一副。我们生产队第一任队长是周庆堂，在任时间最长的队长是宋国贤，几上几下前后在任十来年。曾经当过生产队长的还有董振刚、董桂珍、宋国文、崔玉生、付宝珠、周庆荣、崔玉堂等，任职时间最短的一二年。算起来二百来人的生产队几十年只有九个人当过生产队长，应该说人选相对很集中了。生产队长人称举手“官”，社员举手他就是“官”，社员落手他就是民。

　生产队长是个有职有权无级别的小头目，就其职务而言似是而非。队长非行政领导之职，但却行使行政领导之责，党和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方针政策靠队长来落实和实施。队长非企业领导之职，但却行使企业领导之责，生产队的劳动用工管理和生产定额管理都采用了企业管理办法，但又不像企业管理那么规范。生产队长既不属官也不算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没有级别，他没有受过培训，没人教他怎么当队长，也不考虑他有没有工作经验，有的甚至没上过学也不识字，签不了名，刻一个手戳代之，需要签字时对方把纸上的文字念给队长，然后队长决定这个章盖还是不盖，或进行必要地改动后再盖章。

　生产队长没有明确的工作职责，个人认为基本分为三大块：第一块，落实党和政府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方针政策并负责实施，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诸如生产任务，粮食产量任务，粮食征购任务，农业税上缴任务，菜牛、菜羊、生猪交售任务，以及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任务。负责县、公社、大队大型工程劳力抽调、物资筹备等。第二块，负责生产队的全面工作，诸如农牧业生产计划的制订与实施，集体财产的管理，集体生产的组织，农产品、农副产品的分配。第三块，就是对社员的管理，简而言之就是对人的管理，诸如组织社员参加集体生产，进行劳动分工，确定出、收工时间，为社员做好服务工作，维持生产生活秩序，审核上报社员所需上级审批的事宜，调节社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等。总而言之，上级下达的任务要队长来完成，生产队所有的事物都要队长来管，社员家办不好、办不了的事也要队长来操办。

　生产队长是个实权派的人物，虽然不掌握生杀大权，但生产队所有的事都归他管，社员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大事小情都离不开生产队，实际就是离不开生产队长。

社员盖房子需要宅基地，给不给、位置的确定、面积的大小都是队长说了算，处理不好不是其他社员有意见就是当事人有意见；盖房子和逝人所需的木料，给不给，给多少，给的好与赖也都是队长说了算，放树时队长要亲自到场一株一株地确定，让你放哪棵就得放哪棵；红白喜事用粮、日常生活缺粮也由生产队长来解决，借给多少粮，借给什么粮，都是队长说了算；红白喜事用车、帮忙用人，有时缺钱也得由生产队长来协调解决；家庭矛盾、邻里纠纷都由队长来调停；还有临时性的困难和难题也需要队长来帮助解决。生产队的大事更不必多说都是由队长来拍板定夺、一锤定音，诸如农副产品的分配、生产安排、重要工种的人选、重大工程的确定等等。

物资的分配队长要亲自把关。物资的分配是最敏感的事，哪些东西分不分，怎么分，分多少，怎么作价都要对社员有个交代。一场谷子打出来了，队长安排把上风头的和下风头的掺匀，然后估一下斤称按人口分下去，剩下的入库。收获疙瘩白时，把砍下来的疙瘩白分成三等，大个的、芯抱得实的为一等；中等个的、芯抱得实的为二等；小个的、芯抱得不实的为三等。然后把这三个等级的疙瘩白分别称出实有斤数再按人口进行分配。每次分东西，队长都要亲自把关，不能出错。

一些农副产品的价格也是由队长一锤定音的。从表面看或对劳力少的家庭来说，似乎农副产品的价格越低越好，因为农副产品价格太高会让劳动力少的家庭承受不了，但农副产品的价格太低，使劳动日值随之降低，劳动力多的家庭吃亏，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多的家庭收入，间接影响到劳动积极性，继而影响劳动效率。作为生产队长要全面考虑，除考虑上述因素外，还要纵向参考前一两年度农副产品的价格，横向参考毗邻生产队农副产品的价格。

社员有事不能参加集体劳动要向队长请假。社员请假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亲戚朋友有个大事小情需要前往的，赶集上店买东西的，没烧柴上山割柴的，生病长灾不能出工的，垒个猪圈、打个院墙、修缮房屋等等，总之不是在放假期间，社员不参加集体劳动的都要向队长请假，而且要严格按着批假时间执行，没有特殊情况不准超假。当然队长也不是什么假都给批，有时队长认为不该给的假还是不批的。

　这里所说的“仁政”就是队长用手中的权力为社员提供好处和便利，也可以认为是队长为社员施以的恩惠，这些都是可办可不办、可多办可少办的事。有些事情属于一次性的，有些事情办完后就会形成惯例，形成惯例的好事，今年办完明年还要办，不办社员就有意见。有的事虽然是取之于社员用之于社员，但在表面看来是队长对社员的恩惠，而实际这个恩惠也是来自于社员的，比如给社员分的东西不收钱，社员的劳动日值也会跟着降低，但社员的个体之间有所差异。这些好处和便利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社员的积极性，在特定时间发挥着特定的作用。队长多动些脑筋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想得更多些，既可方便社员又能促进生产，事半功倍。有些恩惠属于人性化范畴，有些则属于生产资料潜能的利用。这些恩惠有的是为了提高社员劳动的积极性，有的则是对社员劳动强度的补偿，有的是为加快生产速度提供方便，当然也有临时动意。

办集体食堂那几年，牲畜缺草食堂缺柴，生产队长不得不发动社员到远山上搂白草喂牲畜，再把吃剩下的草秸秆作为食堂的烧柴。为了提高社员搂白草的积极性，队长出台了个“小政策”，每搂一百斤白草，除正常记工分外还补助一斤玉米。社员们为了多挣些补助粮，起早贪黑不遗余力到远山上搂白草，每天搂三百多斤，超出正常数量的一倍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夏锄大忙季节为了加快夏锄进度，提高劳动效率，队长作出决定为社员提供午饭，并把饭菜送到山上，中午社员不用下山就能吃上午饭。社员的饭量有大有小，要按着实际用餐量记账，按出勤天数补助粮食，每天每人补助一斤小米，超出部分从口粮中扣除。社员们吃完午饭找个阴凉地稍息片刻就开始劳动了。有的年份除了管中午饭，到下午三四点钟还加一顿贴晌饭，社员们一直干到看不清东西才收工，干一天顶一天半的活，大大加快了生产进度，提高了劳动效率。

秋收时节社员们白天割地、夜里码地（就是把割倒的谷子捆成捆集中到一起）。吃完晚饭一声哨响，青壮年们到山上码地，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干到夜间十一二点钟。为犒劳参加搞夜战的社员，除每人记三四分工外，下工后生产队还请一顿“大餐”，每人定量给两大碗黏粥，不收粮不记账。也有特别开恩的时候，队长高兴了告诉保管给做饭的称点牛羊油再称上几斤肉，做饭的把牛羊油、肉切成小肉丁，在热锅里放上作料炒一炒，把油挤干，然后填上水和米放点盐熬顿肉粥，那味道没的说就是个香。一个晚上能挣三四分工还能白喝两碗粥，社员们踊跃参加码地夜战，四五个夜晚就把谷子全部码完了。

五月节到了，队长临时动意，把生产队种的韭菜无偿给每人分半斤包饺子吃，事不大钱不多，社员们却很知足，到处游说：“我们生产队过节分的韭菜队长没收钱。”对方也会随声附和地说：“你们生产队真好。”游说者也有几分自豪感。这点恩惠让社员们有了几分满足感。这点好处实际是取之于社员用之于社员，只不过户与户之间不太平衡。

每年腊月是推碾子轧面的忙季，每家都要轧一两锅年糕面，轧两三锅豆包面，轧一次麦子面（白面）。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毛驴，靠抱撵棍轧面实在是吃不消，特别是劳力少的家庭更是难以应对。队长突发奇想，想出个妙招，决定把生产队送粪的马车停下来，把闲散的使役牲畜利用起来，借给每户三头次的牲畜供社员轧面，人口少的借给毛驴，人口多的借给骡马，对此社员们无不欢欣鼓舞，一桩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大车老板子和大畜饲养员有点不赞成，担心把牲畜用过力，但他们拗不过队长，轧面时他们每天监督着轧面人。有的社员逮着生产队的牲畜总想借此机会多多轧些面，把牲畜累得大汗淋漓，大车老板子或饲养员很不高兴，轻者说几句责备的话，重者要向队长报告，队长还要批评这个人几句，给大车老板子或饲养员出出气。人口最多的户用骡马轧三次面也基本能满足用面的需要，人口少的用不了三次就够了。有了第一次就有了依赖性，第一年社员很感激，第二年不这样做社员就不满意。后来每年都坚持这样做，形成了惯例，就如同国家干部的工资一样，在正常情况下，涨上来的工资如果再降下去，就会令人不满意。生产队的“小政策”也是如此，一些有利于社员的政策，出台了就难以再收回。上述这个“小政策”实际是生产资料潜能的挖掘和利用。(www.daowen.com)

到了每年的春种季节，社员们老早地把自家的自留地侍弄好，送上粪，粪堆又大又密，至于种什么不用现想早有打算，虽然每人才三分地但寄予的希望还是蛮高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当下想的是早点把地种上。队长似乎十分了解社员们的心思，把生产队大面上的地基本种完，决定把犁杖停下来，放两三天假，让社员种自留地。队长宣布把生产队拉犁的牛、拉磙子的驴和所有春种用的农具都借给社员，让社员们自由结组，三四户结为一组，人口多的要和人口少的搭配。自留地是按人口来的，如果地多的和地多的组合，在两三天内是种不完的，人口少的和人口少的组合人手不够，种地时干活的人打不开点。那时候有的大户自己就能组织一副犁杖，年龄大的老头扶犁杖，老婆儿点籽，年轻的小伙子捋粪，小媳妇打磙子，除此而外还有两三个半桩小子（丫头）打零杂。有的户老的老小的小，那真是老的骑不上能行的马，少的拉不开宝雕弓。像这样的户，靠自己的人手是种不上地的，不过那时人们互帮互助的意识很强，人情味很浓，这些劳动力少的户不用担心种不上地，每年种地结组时总有几户人手多的人家找上门结组，所以劳动力少的户春种时也能顺利地把地种上，有时还把劳动力少的户排在前面。社员的自留地种完了，队长再组织种地的原班人马，进行春种扫尾，分别到山顶地，边角地和偏远地块春种。这个时间不太长，最长不超五天，一般三四天就能种完，春种就彻底结束了。我们生产队最远最薄的地是南梁的长吉拉嘎、梯子梁，北梁的大北沟、转山子，西梁的敖包台子。因为山高、路远、地薄、无霜期短加之送粪困难，也不能种植高产作物，只种点莜麦、小麦、大麦、豌豆等早熟低产作物，管理也很粗放，做不到精耕细作，只是种上地锄一遍趟一遍，就等待秋收。队长很聪明，让社员先把自留地种上，再种这些“兔子不拉屎”的地也不迟，这些地晚种几天对收成也没大影响，还赢得了全体社员的心。集体的虽然也都是社员的，但并不是自己的，自留地虽少却是社员自己的，当社员们的直接利益得到了兼顾时，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个人的地虽然只早种个三五天，但效果大不一样，赶上接墒雨，就能早收三五天，甚至早收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就有可能躲掉一场风灾或早霜冻，获得一个好收成。

集体经济时期生产队每年都要给社员放几次假，比如，春种假、挂锄假（农闲假）、打草假、秋收假、腊月轮休假、过年假等。这些假放不放，具体到哪天放，放多长时间都是队长说了算。社员们对这些假日很关注，希望这些假都能放，还希望每个假期放得长一些。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有的生产队长尽量满足社员们的要求，以此来调动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

上文所述，是生产队长实施“仁政”的实例，其实也是生产队给予社员的小恩小惠，他的伸缩性很大，有好多事都是可办可不办的，办与不办没有规定，办多办少没有限制，好事办的越多，社员得到的实惠就越多。仁政的本身就是一种调动社员生产劳动积极性的有效手段。

　人们往往只会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却忽视了事物的另一个方面，那时对生产队长的看法就是如此，人们只看到生产队长手中的权力和实惠，却看不见生产队长工作中的艰难和辛苦。表面看来，队长是脱产的不参加体力劳动就可以把工分挣到手，却没有看到社员们都在休息的时候，生产队长却在为队里的琐事忙活着，早晨要老早起床到生产队去转转、去看看，看看仓库有什么变化，看看牲畜有什么毛病；早春到山上看看解冻情况，以便适时播种；庄稼出土了看看哪些地块该耪了，哪块地该薅了，以便适时夏锄；入夏看看哪块地该趟了，哪块地该追肥了，那块地招虫了，以便适时田间管理；入秋随时观察庄稼的成熟状况，以便适时收割；到早熟的庄稼地里转转，看看丢了没有，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一场大雨过后要看看防洪坝冲毁了没有，山上的土壕冲毁几处，以便适时抢修；冬日看看母羊产羔、成活情况，以便加强管理；夜里下大雨要第一个起来观察雨情，采取相应的措施；秋收季节半夜里起风队长要老早起床催促社员起早做饭，起早上山抢收。社员家刚吃早饭队长早已经在饲养处候着了，晚上开会要第一个到场，开完会还要安排第二天的生产，要最后一个离开会场，回到家里脑袋枕在枕头上也不能马上入睡，还在想着生产队的事。

自己家的活顾不上干，年节也休不踏实。那时，人们认为体力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而脑力劳动不算劳动，人们往往注意到劳动时队长可以不顶岗，累了有一些躲闪，社员们劳动时，队长可以这看看，那转转，却没看到社员们回家做家务、休息时，队长还在想着、干着生产队的事。一个家庭随时都会有事件发生，何况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几百头牲畜、几百亩农田，突发事件时有发生，一旦有了突发事件，队长正在吃饭要撂下饭碗、正在睡觉要赶快起床，马上赶到现场。算起来挣的工分也不多，如果按着队长实际付出的劳动记工分，要远远超出给他的固定工分。生产队长内心的难处没有几人知晓，工作中的艰辛没有几人理解，只有从事过这项工作的人才会有切身的体会。

　生产队长这个“官”，虽然在学历上没有要求，但在某些方面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有时要比党政机关的科长和一些事业单位的环节干部素质还要高。首先要会种地懂生产，其次要会管人。生产队长是个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干不了的活，不仅在社员中得有威信、有人缘，还得具备管理人、财、物的能力，办事公平合理，敢说敢做不怕得罪人，而且家庭出身还要好，雇农和贫农成分的可以当生产队长，中农成分的如果被选上了，也只能当副的不能当正职，富农和地主成分的不能选为队长。

被生产队长管的人，都是在一起生产生活的人，有的甚至在一起混了几十年，有近亲、有远亲、有朋友、有近邻，还有不沾亲、不带故的人，当队长的能把这些关系理顺了、摆平了就要耗费很多的心思，有些事情虽然没有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但也是拽着耳朵腮动弹，处理不好就会失去平衡，就会给他人留下把柄，给社员造成不好的影响，挫伤社员的积极性。生产队的所有事情都与每个社员息息相关，不可马虎。还有社员的衣食住行看似平常小事，在那时都是大事，非同小可。

有人看不起生产队长这个职务，贬低队长形象，其实在集体经济时期，生产队长很重要，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的管理，靠的是这个当家人；生产劳动的组织管理，也要靠这个当家人；农牧业收入的高低，除了“老天爷”还要靠这个当家人；生产队这个经济肌体的运转更要靠这个当家人来把控。队长是社员选出来的，社员们在选举时也要为自己负责，虽然在选举时持有不同观点，但也绝不会把一个“刺头”“二流子”“五毒俱全”的人渣选为队长。那时我当过大队会计，与九个生产队的队长都有过很多工作接触，给我的印象他们的个人素质都是比较高的，论本质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当然论工作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还是有的，比如有的工作方法简单，有的不善于团结，也有的私心过重等，但就其整体而言，好的和比较好的占绝对多数。

　生产队长的甜酸苦辣，别人是难以体会到的，每当办完了一件大事、每当完成了一项大的工程、每当有了一个好的年景，队长那种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这就是甜。当做对了一件事情，社员们不理解；大队摊派的劳力社员不愿出，摊派的物资社员不愿拿；上边的政策，社员们认识不了；正常的一件事，被有的社员歪曲，队长内心的那份苦别人是难以感悟的。人们看见的是队长手中的权力，认为张嘴说了算，却没看见队长遇到疑难问题时的苦衷。比如，大队给一户救济款的指标，你给了张三，李四有意见，你给李四，张三有意见。谁得了救济款也不会领情，认为这笔救济款非他莫属，你却把没得到救济款的人得罪了。如果你把一户的救济款一分为二，张三李四一家一半，两家都有意见，都说该我一家得的却分给了两家，况且政策不允许。但是只要你心里是公平的，误解和委屈都是暂时的，终将会被人们所理解，心底无私天地宽。绝对的公平合理谁都做不到，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差尺不差丈”，说明绝大部分社员是理解的。秋天一场旱灾或一场早霜冻，把一个即将丰收的年景瞬间变成了一个大灾年，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收获的却是轻飘飘的谷穗，秕秕的玉米和豆子，无花少果的荞麦，作为队长那种心情别人是无法想象的。每当看到社员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大人孩子端着满碗的菜糊糊却无力帮助，作为队长那种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远远比自己吃不上、喝不上还要难受得多，这种情感和责任感的折磨只有队长才能体会得到。

　当生产队长也能得到一些甜头，不然就没有那么多人争这个“官”了，队长的甜头廉则少，贪则多。下面列举的都是正常情况下的甜头。生产队来了客人公费招待，队长陪着吃点喝点；在家里公费招待生产队来客，老婆孩子跟着吃点残汤剩饭，还能刀前刀后盆里盆外的剩点；还有每年至少有一半的社员家请队长吃饭，有过年过节亲戚朋友想联络一下感情的，有求队长办事希望给个方便的，有事后答谢的，也不乏溜须拍马的想拉拢关系的，有社员家过年杀猪请吃顿杀猪菜的。有些社员平时家里没有条件请队长吃饭，趁着过年过节有面、有肉、有酒的时机想表达感情的，这些都是当队长才有的待遇。另外，生产队分东西时即便队长家的大人不到场，也不会分到档次差的，更不会出现缺斤少两的情况。队长办事比普通社员方便了许多。

我曾经当过两年生产队长，体会过生产队长的滋味。那是一九七三年，当时我十九岁，由大队领导提名全体社员举手通过，我被选举为水泉西生产队队长。副队长叫付宝珠，长我十二岁，中农成分。我年龄小，他成分不太好，所以我们俩做起事来都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谁家请喝酒，主请当然是我了，但是这个主宾的位置我不能坐，要长幼有序，要让年龄大的长辈坐，自己找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坐。东道主敬酒时，即便是先敬我，自己也是不能接受的，要谦让给年龄大的长辈。对社员我要称呼尊称，该叫大爷、大娘、叔叔、婶子、大哥、大嫂的，我不但要照常称呼而且叫的声音要更大、更热情一些，否则，人们会说你当上队长了高高在上、六亲不认、老少不分。当了队长不能以“官”自居，更不能高高在上，要更加谦虚谨慎，农村很讲这个。

我虽然务了几年农，但驾驭整个生产队的农业生产，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经常征求老农们的意见，尽量发挥副队长的作用，我和我的副手配合得很好，时常他家做点好吃的，就把我叫去边喝边吃边唠着队里的事。有些事举棋不定自己拿捏不准的，要相互沟通一下，大事难事要商量一下，我们都能各抒己见，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候虽然没有太多经验，但却有使不完的劲，脑海里有那么多宏伟的目标，想着把河滩垫成平地，想着把荒山变为良田，想着把泉水引到山顶，想着把沟壑修成水库……当然，工作中也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但回想起来还是蛮有味道的，那时每天都有想不完的事，每天都是精神饱满、劲头十足，每天都那么充实。

简而言之，生产队长像个变形金刚，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变成不同的角色。他扛着生产队的大事，是社员的依靠，这时的队长是社员的“主心骨”；社员有事想不通发发火、撒撒泼，这时的队长是社员的“出气筒”；社员说的好赖话都要听，还要装在肚子里，这时的队长是社员的“泔水缸”；某些工作大队压、社员顶，这时队长是块“榨豆饼”。

生产队长是新中国初期阶段最基层的“官”。有了他们，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得以顺利实施；有了他们，政府的各项任务、生产指标才能落实到千家万户。他们是沟通政府与百姓的桥梁，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杠杆，是推进人类社会进程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