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不产大米，我十五六岁之前没见过稻子也没见过大米，所谓的细粮就只有白面了。不知什么原因，小麦不种在平地上总要种在山顶上，产量特别低，并且多少年就是一个品种。到了六十年代末引进了墨麦品种（墨西哥麦），产量高，但要种在平地上还要浇水。墨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发芽快，如果到了麦熟季节不收割，再下一场雨超不过两天在麦秧上就能发芽，发了芽的麦子吃着发苦、发黏、没筋性。每年生产队分给每户的麦子最多也只有几十斤，磨面时也要精心调制，先把麦子用水淘几遍，然后把水滤净，再用干净的毛巾把麦粒上的毛擦干净后再放到碾子上轧。箩面要用细箩，还要把黑白面和白面分开。我记得小时候，我母亲用黑白面给我们烧焗焗、擀面条。白面只能用于年节或招待特殊客人，比如上门给儿子提亲的媒人，没过门儿媳妇的家人，对这些人不能慢待，否则是要坏大事的，即便家里没有，外借也要吃上白面的。那个年代在外做客，不是最尊贵的客人是无缘吃到白面的，但有“二细粮”（荞麦面、莜麦面）来代替细粮。我们那地方类似高寒山区，每逢春季有严重的晚霜晚冻和春旱灾害，庄稼被冻死或被旱死就要翻种晚田。荞麦生长期短，六十多天就能成熟，是最适宜的晚田粮食品种。山顶地因贫瘠、寒冷适合种植荞麦、小麦和莜麦。这几种粮食作物虽然产量低，但生长期短，耐干旱耐瘠薄，也比较好打理，正常情况耪一遍趟一遍，有时忙不过来耪一遍即可。荞麦面可以包饺子、擀面条、压饸饹、烙饼等等，莜麦面可以搓鱼子、压猫耳朵、蒸二大［dài］王、做莜面窝窝、做莜面炒面等等。

大概是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每逢国庆节，国家给农民供应细粮，起初每人每年供应白面二斤，后来每人每年供应白面三斤，大米二斤。所谓“供应”实际是用粗粮换细粮，即用一斤小米换一斤大米或白面，各有各的价，小米的价格是每斤一毛二分五厘钱，大米、白面每斤一毛八分五厘钱。用一斤小米换一斤细粮，再向粮站交六分钱。生产队集体到老府粮站兑换，回来按家庭人口分到各户。记得有一年分掉秤了，大米、白面分光了还有一户农民没分到，保管还要挨家挨户地按着人口往回收。从国家供应大米那时，我才第一次见到大米的模样，母亲开始还不会做大米饭，像做小米饭一样把大米煮熟捞出来再倒入大铁锅里熥，熥出很厚的饭嘎渣儿。大米饭嘎渣儿不像小米饭嘎渣儿那么酥、那么脆，大米饭嘎渣儿咬不动嚼不碎，还糟蹋了很多大米。后来才知道把煮熟的大米饭捞到盆里再放到锅里蒸。大米汤成了好东西，好喝，还能浆衣服。有了国家供应的这些细粮，使每户拥有的细粮比原来翻了一番还多，且增加了细粮的品种。农民有了这些细粮，年节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改善。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五斤细粮，相当于农民一年供应的细粮数，尽管城市居民供应的细粮比农民多，但是城市居民的伙食还是很单调，因为他们没有农民那么多的杂粮来调剂伙食。

说到细粮，还有一段关于细粮的往事呢。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念大学的时候，学校每月发给三十六斤粮票，比普通市民高出六七斤，其中每月供应细粮五斤，学校专门印制了细粮票，学生凭细粮票买馒头和大米饭。那时学校的粗粮也很单调，每周二十顿饭（周日两顿饭）有十四五顿是玉米面发糕，有两三顿小米饭，而且都是陈米，不像家乡当年产的小米那么好吃。学校每个周日的下午都做细粮，周一的中午把周日剩下的馒头或大米饭热一热，新做的饭是粗粮，我只吃周日下午的这顿细粮，每顿半斤，这样每月可以节省三斤细粮，加上寒暑假的，一年可以节省四十斤细粮。我准备用细粮票兑换成挂面或白面，但需要学校总务科长张贵老师的批准。快要放假时我找到张贵老师，说要用细粮票兑换细粮，开始张贵老师有点为难，问：“你换细粮做什么？”我说：“放假回家没钱给父母买东西，平日里少吃细粮攒了这些细粮票打算换成细粮，放假时想给父母带回去。”张贵老师听了我的回答，便欣然批准了我的请求，把细粮票帮我兑换成了挂面。放假回家时我带着沉甸甸的挂面，像带着一份很厚重的礼物献给父母。当然父母也非常高兴，但他们不知道挂面的来历，如果知道是从我口粮里攒出来的，心里一定会难过的。这样，家里每年又多了四十斤细粮。参加工作了还是想着细粮的事，听说北京的挂面很好吃，每次去北京出差都要想办法弄点全国通用粮票，买回十斤二十斤的北京挂面捎回家去。当时北京挂面是全国挂面和面条的极品，面条细、颜色白、煮不断、不化汤、味道鲜美。(www.daowen.com)

国庆供应细粮，使我们山沟的农民感受到国家的关怀和温暖，没见过大米的见到了大米，没吃过大米的吃到了大米，过年过节增加了许多细粮，还不用磨面。农民深有感触地说：“历朝历代都是农民向国家和官府交粮，还没有哪个朝代像现在这样，给农民供应细粮，农民们念着共产党、毛主席的好处和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