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粮食非常短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居民，都实行最低的口粮供应标准。为保证全国粮食平衡，国家对粮食实行非常严格的管控，对农民也规定最低的口粮标准，剩余的都要以公粮和购粮的形式交给国家。当然如遇歉年，国家也会从外地调入粮食补足国家规定的最低口粮标准。成立人民公社后，国家就有了调控粮食的基层组织，从而保证全国的粮食平衡。

就各家各户来讲，过日子的方式千差万别，对粮食的消费也就多少不等。会过日子的人家总是根据家里现有的粮食有计划地用粮，甚至计划到每一天每一顿吃什么、吃多少，省吃俭用细水长流，粮食不足就添加野菜和米糠来撑饱肚子。而有的人家就不一样，他们从不计划，有米一锅有柴一灶。记得我们那个生产队，有一户农民就特别不会过日子，不会省吃俭用，到了秋天第一顿新粮总是他家先吃。玉米还没长成就开始烀青玉米，谷子还没全熟就开始掐熟谷穗，上午分荞麦中午就吃荞面饸饹，头天分黏谷第二天就吃年糕，队里分了麦子马上淘麦子轧面，吃上一顿白面条子。有细粮不吃粗粮，有粗粮不吃野菜，只顾当下不顾长远，像这样的户是极个别的。更多的缺粮户是因家庭人口多、家庭成员男士多和家庭存粮少、底子薄等诸多原因，家里吃粮常常青黄不接。

成立人民公社，实行集体统一劳动，有的地方首先办起了农忙食堂，让社员统一到集体食堂吃饭。办食堂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节省粮食，节省烧柴，节省人力，节省时间，让人们减少铺张浪费，集中精力、集中时间搞生产。先办食堂的生产队，都是比较富裕的队，领导者的能力强，管理得好，凸显出一定的优越性。共产党办事向来是哪里有新经验，很快就推而广之，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很快公共食堂在城乡全面铺开。一九五九年秋我们生产队也办起了公共食堂，为了办好公共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当时上级下派了工作队，给每个生产队下派了一名工作队员，他们一边抓生产，一边抓公共食堂建设。我们生产队的工作队员名叫王玉申，背后人们都叫他“王克篮子”。他一般不回家，每天都很忙，抓生产他是二把手，因为他不懂生产，有些事队长得听他的。

开办公共食堂，首先要求社员把家里的粮食都交到生产队，生产队按交粮数量发给“食堂专用粮票”。社员们听说要把家里的粮食全部交到生产队，有个别社员留了后手，把家里的粮食偷着留下一部分装在缸里、坛里、罐里，藏在灶坑下面、柜底下、炕洞里，留着在食堂吃不饱时充饥。可是当时有规定，消灭“三把火”，即早、午、晚，各家不许点火，不允许各家各户烟囱冒烟，其实就是不让在家做饭，下达上述规定说明工作队和生产队长知道有些社员家里还有粮食，才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应的措施。还派人到各户巡查，如果发现谁在家里偷着做饭，除了没收粮食以外还要进行相应的处罚。有好多社员在食堂吃不饱，饿急了就借着烧炕的机会偷着做点简单的饭食，胆小的就在夜里摸黑偷偷地做饭吃，如果是玉米等，还要在夜里轧成面再做饭，很费时间，待饭做熟了再吃完了也快亮天了。这样的家庭一是原来存的粮食稍多一点，二是头脑聪明。有好多家庭原来存粮本来就不多，更没想到吃食堂会挨饿，所以就没有私藏粮食，在食堂吃不饱只能挨饿。还有的饿急了在庄稼成熟时，夜里到集体庄稼地里偷粮食，在山上直接打场，比如荞麦、谷子、玉米等。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九五九年秋刚办起集体食堂，一九六〇年就遇上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直到一九六四年才有个丰收年。人们常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我们那里是连续四年闹灾荒。粮食不足，夏天就用瓜菜代，冬天就用糠来代。把谷子、谷秕子不脱皮，直接轧成粗面馇粥，人们称“谷碴子粥”；把秕棒子用碾子破碎馇粥，人们称“秕棒子粥”；把好粮食掺上苞糠（谷糠）、荞麦花轧成面做干粮；把好谷子掺上苞糠、荞麦花轧成面做糠炒面。食堂的主食很单调，谷碴子粥、棒子面粥（包括秕棒子粥）、糠炒面、糠窝窝头等成了家常便饭。夏锄时天长、活累，为了加快进度，中午给耪地的撒年糕，其他人是无权享受这个待遇的，不过还真管用，装病的懒汉和年龄大的老头为了能吃到久别的年糕也都下地干活了。

食堂分饭是有标准的，干活的分给半斤饭、一大碗菜，干重活的还再分给二两糠炒面，不干活的分给三两饭、一小碗菜，而且早、午、晚数量不等，晚上要少些。那时社员给食堂编了一句顺口溜，“一进食堂冷飕飕，三两炒面二两粥，虽然不是监牢狱，劳动人民在里头”。寥寥数语，道出了公共食堂就餐环境的凄凉，道出了公共食堂饭菜单调吃不饱，道出了农民对公共食堂的不满情绪。糠炒面和谷碴粥吃多了还会憋肚（大便干燥，便不出），那个时候冬天和早春没有青菜，油水极少，憋肚的人不在少数。

食堂里的菜也很寡淡，最困难时，连长满了腻虫的疙瘩白最外面那层老叶子（疙瘩白叉［chǎ］子）、撇拉疙瘩叶子、甜疙瘩叶子都熬着当菜吃，菜碗的上面漂着腻虫，甜疙瘩叶子吃多了拉稀。种的菜供不上吃了，就得组织社员到山上挖野菜吃，熬榆树钱、熬苣荬菜等，野菜加水再加盐熬就是社员下饭的菜。由于吃饭的人多，做饭的人少，挑菜也不那么仔细，吃饭时常常会有虫子漂在菜碗的上面，吃掉的虫子远远比发现的虫子要多得多。有时吃到虫子，嘴里有股虫子的怪味，明明知道是虫子，但还要骗自己，心想如果吐出来真是虫子这碗菜就吃不下去了，最后还是决定咽下去，因为咽下去要比吐出来更好受些。食堂的菜只有盐没有油腥儿，和猪食没有什么两样，很不好吃，就是这样的菜也要限量分发。

食堂很简陋，生产队腾出三间屋子做食堂，厨房、餐厅都在一个大筒子屋里。厨房只有做饭的厨具，没有餐具，因为吃饭的碗筷都是社员自带的，吃饭时带着碗筷来，吃完饭带着碗筷回，后来允许饭菜打回家里吃，打饭的人连碗筷也不带了，只带盆子、盔子或罐子。餐厅很简陋，用土坯垒两个小垛放上一块破木板就是“餐桌”，没有凳子更没有椅子，大人孩子都站着吃饭，因为吃的东西不复杂，所以很快就吃完了，后面的人还没打上饭，前面的人已经吃完了。两间屋的餐厅，一百六十多人用餐也并不感到拥挤。到了夏季，人们习惯到屋外吃饭，人们把菜碗放在地上，怕屁股着凉、着湿，就找块石头垫在屁股底下，这时餐厅显得更宽敞。食堂设三个专人做饭，食堂管理员有时由会计担任，有时由保管来担任，食堂里的大事由队长说了算，比如饭菜的分配定量，饭菜品种的确定，粮、糠的搭配比例等。开始要求社员不管男女老少都要到生产队食堂里就餐，后来因为老人和孩子在食堂就餐不便，社员要求把饭菜打回家里吃，队长在征得下乡工作队员同意后，允许社员把饭菜打回家里吃。每到开饭时间，除了光棍汉，大多数社员都拿着盆子、罐子到食堂把饭打回家里吃。当时有三种情况可以在家里做饭吃：一是家里来客人，可以到生产队借点粮回家给客人做饭。二是女人坐月子，在队里有存粮的可以打个支条支取存粮，所谓存粮就是入食堂时个人交粮较多的超出每人平均入粮数的，生产队单记一笔存粮账，但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允许支回的。没有存粮的户，生产队借给点小米允许在家给月子人做饭。三是过年过节，生产队杀几只羊或杀头牛，给社员分点肉、分点粮回家做饭吃。听人说入食堂的时候，队长、会计、保管、食堂管理员、食堂做饭的都能吃饱。分析一下也符合逻辑，近水楼台先得月，瘦死的厨子八百斤嘛，换了谁也是如此。(www.daowen.com)

有了食堂，烧柴成为生产队的新问题，没办食堂前生产队根本不用烧柴，有了一百多人吃饭的食堂，烧柴也成了大问题。一九六〇年冬天，生产队牲畜缺草，食堂无柴，为了解决食堂烧柴和牲畜饲草，生产队不得不组织社员到大山上搂白草，每交一百斤白草，生产队给记八分工，补助一斤玉米。记得我父亲在全生产队搂的白草是最多的，每天能搂两挑子白草，每挑子白草一百七八十斤。我粗略地算了一下，每天搂白草跑的山路达到五十多里，一挑子白草需要十六托子，每搂一托子草需要走一里半路之多，如果柴草稀少，跑的路还要更多一些，来回的路程也要三十多里，其中重载（挑着白草）走的路程达十多里，这样算来我父亲每天搂白草走的路程达到七八十里。上山的时候要挑上大筢和大筢托子，大约有二三十斤重。第二天如果不转山，要把大筢和大筢托子找个小河沟藏起来，如果没有河沟要找几块石头把大筢和大筢托子压上，防止被风刮跑了，如果第二天转山还要把大筢和大筢托子挑回来。一般到大山、远山搂白草要三五个人成帮结队而行，挑着白草走路时，要会在行进时换肩，否则跟不上帮。早晨天不亮就起身，晚上天黑才回来，在食堂吃完饭回家，累得走路歪歪斜斜腿打战，多余的话一句也没有，到家倒头便睡。为了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和补助粮，父亲就不惜豁出命地搂白草。到了夏锄时节，耪地每天每人补助八两到一斤粮食。那时候生产队一些重大和特殊的生产活动，除了记工分还要补助粮食，一是为了激励干劲，二是为干活的人增加些食粮，社员可以把补助粮食领回家里。

有一年我父亲把补助的玉米领回家，我母亲怕我们偷吃，就放在了帽盒的底下，上面用旧布盖上，然后又放了些杂物，满以为这样我们就找不到了。有一天父母都不在家，我们哥几个在家玩，玩一会就饿得玩不动了，突然想起父亲领回来的玉米还没有吃，可是不知母亲把玉米藏在哪了，我们哥几个就在屋里到处找，找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后来看到柜上的帽盒，就窜到柜上把两个帽盒打开，终于找到了玉米。我们哥几个就你一把我一把地吃了起来，然后又照原样把东西放在帽盒里。有一天母亲去拿玉米准备轧了吃，打开帽盒一看，发现少了许多，就问谁吃了，我们谁也不敢承认。后来我母亲告诉了我父亲，父亲把我们哥几个揍了一顿。

那时候还没有引进新的玉米品种，只有“黄八趟”，每个玉米穗只有八行玉米粒，虽然产量低但是玉米的质量非常好，粒大，皮薄，饱满，脐小，出面率高，轧出的面有筋性，口感好。后来引进的“大马牙”品种，虽然产量高，但皮厚，脐大，出面率低，口感不好，没筋道。黄八趟玉米生着也很好吃。当时吃生玉米的感觉比现在吃爆玉米花还香，真是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

那时人们对粮食珍惜的程度是罕见的，食堂分饭的在社员心目中是个实权派人物，分饭时如果给谁打少一点，打稀一点，人们都会恨得直咬牙，记到后半辈，多少年以后还会说，入食堂那几年某某某很缺德打饭不给足量。给谁多打一点，打稠一点，人们也会念他莫大的好处，多年不忘。人们吃完饭两只手捧着一个碗，伸出舌头要把碗壁上粘的粥舔得干干净净，小孩子舔不干净，大人还要再舔一遍，有时不注意弄得额头上都是谷碴子粥，泔水缸里根本见不到粮食和饭粒的影子。我的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他家的一个真实故事，“一天中午他的父母因家庭琐事吵了几句嘴，他父亲一怒之下，把饭桌子掀翻，一盆玉米碴粥扣在地上，这时他母亲也顾不上吵架，赶忙把扣在地上的玉米碴粥捧入饭盆，稍加处理后还是把这盆粥吃了”。那时的地面不像现在的瓷砖地面，也不是红砖铺的地面，只是一个土地面，试想在这样的地面上收回来的稀粥还能吃吗，因为缺少吃的，人们为了填饱肚子，顾不得脏净，只能委屈一下了。

那时，每家每户一没田二没粮，全靠食堂分的饭菜，又没油水，人们是无法吃饱肚子的，饭量小的可吃到七八分饱，饭量大的也只能吃到六七分饱，而且一会就饿，所以人们大腿就像绑着一个铅袋子，走路抬不动腿，有时脚底下像没跟似的，走路打晃。当时邻居见面首先要问：你吃了吗？或问你吃饭了吗？这句话对当时来说特别重要，是一种关心，时至今日有些人见面的问候语仍然是吃饭了吗。那时人们形容吃不饱肚子常说“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孩子们饿得无力玩耍，老人们饿得无精打采，大墙根成了老人和孩子们的“栖息”地。天暖时老人和孩子们坐在墙根下，东一句西一句，有一句无一句无精打采地聊着，有一大半老人和孩子在墙根下睡着了。那个时候油水极少，肚子没底，人们整天吃糠咽菜，没有饥饱，特别能吃。

吃食堂不像开始人们所想象得那样好，年龄大的老人和小孩子就餐很不方便；吃饭的人多做饭的人少，饭菜的卫生状况无法保证，更不用提粗粮细作了；粮食品种单一，再掺糠、掺菜，饭菜的口味不佳；每天都吃那几种固定的饭菜，人们早吃腻了；一家一户节约用粮的积极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生产队的粮食无法满足食堂的用粮需求，把各家各户缺粮的压力都集中到生产队。原来个人留的“后手”也都用光了，每家每户几乎颗粒皆无。社员对办公共食堂意见纷纷，生产队的粮食也快用光了，食堂也快支撑不下去了，听说有些地方的公共食堂停办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生产队的食堂不得不在一九六一年秋天也停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