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可分为两大对立观点：一种是支持服务业FDI正向溢出效应的研究，如Markusen（1989）研究发现服务业FDI对国内服务企业的替代效应小于规模效应；Francois（1990）认为服务业FDI有助于东道国最终产品生产商尤其是制造业企业获得更多或更好的中间投入从而提高生产率；Laura Alfaro（2003）通过实证研究三次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不同产业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Banga和Goldar（2004）研究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并且促进了工业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Hoekman（2006）研究认为，在开放条件下，服务将是国内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决定因素，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否获得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者服务，如金融、电信、运输、分销服务等。另一种是不支持正向溢出效应的研究，如Manuel R.Agosin和Ricardo Msyer（2000）考察了1970—1996年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数据，发现期间服务业FDI 在亚洲各国有正向的挤入效应（互补效应），在拉丁美洲各国有负向的挤出效应（替代效应），在非洲各国没有显著的关联性；Alfrao L.（2003）、Nadia Doytch和Merih Uctum（2011）的经验研究也表明，服务业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尤其是制造业方面的溢出并不显著，甚至是负效应。

国内学者对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如戴枫（2005）通过对协议利用FDI和服务业发展的协整检验和因果检验，得出了FDI 是促进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之一这一结论。薛敬孝和韩燕（2006）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外商投资增加会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马元和刘婧（2008）对天津服务业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存在正相关性。方慧（2009）分析了服务贸易对中国服务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存在技术溢出。汪旭晖和杨东星（2011）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对我们流通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服务业FDI在行业内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且存在地区上的差异。刘艳（2012）对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对地区经济的技术溢出存在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胡晓鹏（2012）对中国现代服务业外资的排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www.daowen.com)

综上分析可知，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大多偏好于简单地利用统计数据和计量方法来测算服务业FDI的溢出的存在性或者是正负向作用，缺乏对溢出机制、溢出渠道，尤其是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深入探讨，而且这些研究多以外国为研究样本，缺少具体针对中国的深入研究。此外，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也主要从地区或行业层面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综合考虑地区与行业层面因素的研究成果不多，从而导致对服务业FDI缺乏一个完整性的认识。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进行综合考虑，对中国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排斥效应进行分别探讨，以期填补这方面的理论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