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S-”条款的广泛存在意味着它们对所有服务部门都有潜在的影响。但是这些条款并未引起相关的重视。虽然WTO秘书处关于一些RTAS的事实报告（factual presentation）曾涉及“GATS-”承诺，但在相关成员国三言两语的辩解后便不了了之，并没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相关成员国也对自己的辩解理由非常自信，如印度认为本国RTA所涵盖的部门比GATS更广泛，因此，整体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是有所提高的；菲律宾相信其快递服务业中“GATS-”条款无伤大雅，原因是菲律宾已在GATS中对快递服务进行了水平承诺，因此RTA中的限制性措施更多只是一种形式而非实质性限制；巴基斯坦则声称，这些“GATS-”条款不会改变巴方在多边协定中的承诺，伙伴国（中国）也不会受制于更少的优惠待遇（less favorable treatment）。而泰国给出的解释是协定的结果是在泰国、日本双方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已经考虑了双方的具体利益和诉求。这些理由并非无懈可击，却轻易就赢得了WTO对“GATS-”条款的宽容。一些学者也持这种观点。如Pierre和Lee（2012）认为，对于一些“GATS-”不必担忧（如与补贴相关的），因为大部分协定都作了保留承诺，除非涉及的是主要贸易伙伴国，否则这不会增加对于补贴的管制自由。这一切都只是源于一个假说：由于整体上RTAS是“GATS+”的，因此存在少数“GATS-”条款也是无伤大雅的。

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说。也许“GATS+”在整体上可以弱化“GATS-”的条款的影响（也许只是使其更隐蔽），但是这并不能否认“GATS-”条款的存在，尤其是在一般原则中对GATS的违背。笔者认为“GATS+”并不能从本质上消除“GATS-”条款的潜在危害。

这是因为，首先，现有的研究对“GATS+”的衡量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Adlung和Roy（2005）的研究表明，在WTO成员国协定中关于提供方式三下的1000项市场准入条款中，有25%的承诺应被划分为国民待遇条款，20%的承诺无法按照GATS关于市场准入的定义进行明确的分类。这就意味着现有对“GATS+”的研究首先在统计上就存在一定缺陷。(www.daowen.com)

其次，GATS下的承诺可能本身就严于一国现实的管制措施，因此一国在实际操作中本身就会比GATS更宽松（Dee，2009），这种情况下，RTAS的承诺改进也许并没有特别的意义。

最后，若RTAS的承诺改善主要来源于部门覆盖率的提高，而新增的部门的重要程度相对较低，反而包含“GATS-”条款的部门重要性较大，那么“GATS+”的改善显然无法抵消“GATS-”的消极作用。另一种可能性是虚假承诺。所谓虚假承诺即错位承诺，一种服务贸易可能最主要以某种提供方式而存在，而协定却对该种提供方式进行了较多限制，反而在其他提供方式下进行较多承诺。表面上看，这类协定的承诺可能高于GATS下的承诺水平，但其实，相关的错位承诺基本不会带来实质性自由化。因此这种情况下的“GATS+”也不会对“GATS-”有任何抵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