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边谈判中各国传统与非传统收益等复杂因素交互制约，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久拖不决，作为次优选择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反而备受青睐。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关于服务贸易的区域协定逐渐涌现，截止到2013年9月，WTO通知下共有118个服务贸易的区域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Services，以下简称RTAS）。纷至沓来的种种区域贸易协定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大量针对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研究应运而生。其中，区域贸易协定与各国GATS承诺表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许多文献都将GATS和RTAS中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承诺进行了比较，并确认后者涵盖更多子部门，如Carsten Fink和Martin Molinuevo（2008），Miroudot，S.，J.Sauvage和M.Sudreau（2010），Shingal et al.（2011）先后对东亚地区、OECD国家、OECD与非OECD国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现有文献基本达成一致的结论：大部分RTAS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方面的“优惠差额”（preference margin）都有所提升，RTAS整体表现出“GATS+”的特征。

人们似乎急于想对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佐证，却在有意或无意中忽视了那些没有表现出“GATS+”特征的贸易协定，更没有理会“GATS+”协定中包含的那些“GATS-”条款。然而“GATS-”条款的确是无处不在的。根据Adlung R.和Miroudot，S.（2012）的统计，在其考察的66个样本RTAS中^[2]，4/5都包含“GATS-”条款。广泛存在的“GATS-”条款对服务贸易区域协定必然存在一定的影响。鉴于此，对区域服务贸易安排的“GATS-”条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有利于引导服务贸易区域协定良性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服务贸易区域协定的多边友好性，从而促进多边贸易体系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一些学者在对RTAS的研究过程中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Hoekman和Sauve（2004），Roy等（2006）先后对2004年之前和2004年之后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些签订的协定所作的承诺水平不比GATS所作的承诺水平高多少^[3]，Carsten Fink和Marion Jansen（2007）也认为东亚地区的PTAs只有小部分协定表现出了更大的野心（如果通过新的和改善的承诺数来衡量的话），Roy et al.（2007），Fink和Martin（2008），Marconini，Mario（2009）在对RTAS的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些“GATS-”存在的迹象，但是他们并未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并且他们的结论也很快淹没在各种“GATS+”的文献中。(www.daowen.com)

首先对区域贸易协定中“GATS-”特征进行系统研究的是Adlung R.和Peter Morrison（2010），他们通过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中负优惠（negative preferences）的可能动机及其影响。Miroudot，S.et al.（2010）则首次测算了OECD国家签订的56个区域协定中“GATS-”承诺的比例，他们发现，在56个样本协定中，80%的协定中都含有“GATS-”的承诺条款。Adlung R.和Miroudot，S.（2012）基于66个区域贸易安排的80000多个承诺条款，全面研究了“GAST-”条款出现的频率及其在部门和提供方式上的特征，此外还从WTO视角探讨了对“GATS-”条款的可能补救措施。Pierre和Lee（2012）对81个样本协定的48个关键条款进行分析时发现，与GATS相比，许多RTAS都遗漏了一些重要部门或重要措施，从而出现了“GATS-”的现象。ZHOU Nian-li和ZHANG Miao-miao（2013）在现有文献基础上简单地总结了“GATS-”的基本特征，但并未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