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与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相互交织，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干中学、相互模仿和不断修正完善了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从而推动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区域服务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Services，以下简称RTAS）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后，在过去二十多年间获得了长足发展。相比之下，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自1993年乌拉圭回合后并无变化，且由于GATS本身并不完善，有很多关键领域的议题悬而未决，如紧急保障措施、补贴、政府采购、国内管制等，因此，作为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被各国寄予厚望，人们期望这些棘手的问题在区域层面能取得突破。在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新兴议题中，RTAS被视为多边自由化的“试验田”（experimental field），充当起推动规则创新、解决新兴议题的先锋。

Roy和Dee（2007）认为，各个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法律承诺差距并不大，它们的差别在于RTAS的效力。而RTAS的效力主要是借助协定中的各项具体条款发挥出来的，这些条款是自由化规则的载体，构成了各国对外服务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因此，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创新性和多样性是决定其能否为GATS提供先锋经验的关键。研究RTAS条款的创新性及多样性，深入探析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条款的共性与个性，在此基础上总结RTAS自由化规则的发展经验与规律，提炼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条款中对一国经济、政治具有积极影响的内涵，辨别各协定条款中对一国经济、政治具有消极影响的积弊，对于完善多边自由化规则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鉴于此，本文主要解决以下问题：相比GATS，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是否包含了创新元素，这些创新元素对服务贸易自由化有何影响。本文的分析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剖析：自由化方式的创新和多样性，自由化规则的创新和多样性。

目前对RTA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由化水平和福利效应分析两部分，落脚点几乎都是宏观层面，缺乏对产生这些宏观影响及导致不同影响的微观基础——贸易协定自由化规则的有效考察。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RTAS承诺水平的测量，以及基于承诺水平的改进来考察“GATS+”现象，如黄建忠和袁姗（2011），周念利、宋鸿飞和亢梅玲（2011）等，鲜有学者从自由化规则层面分析RTAS对GATS的超越。张潇文和冷德穆（2007）虽然将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与GATS进行了比较分析，但分析仍然比较粗略，仅仅刻画了各类型协定的概况。他们的研究认为欧盟与GATS相比较，对于服务的含义、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形式有所不同；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国民待遇原则在主旨上与GATS是一样的，但比GATS的更为细化。周念利（2008）则对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安排的 “GATS+”特征进行了分析，从“否定列表”的服务自由化承诺方式、服务贸易规则与投资规则的“分立”架构、相对自由的服务原产地规则、“非成员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引入四个方面对RTAS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但是其文章主要侧重于RTAS框架的比较和特点的分析，并没有重点分析RTAS具体规则的创新点和对GATS的超越。(www.daowen.com)

国外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更多有益的尝试。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域的RTAS进行了研究。如Carsten Fink和Martin Molinuevo（2008）系统地对东亚地区25个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承诺方式、投资条款、自然人流动、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一体化规则方面的差异性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从透明度（transparency）、政策可信度（the credibility of trade policies）以及市场开放度（market opening）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些差异可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影响。Sherry Stephenson和Maryse Robert（2011）总结了美洲地区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创新性，认为美洲仍然是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先锋。Gatdula et al（2012）则系统地比较了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签订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从RTAS条款的一般原则、范围和覆盖内容、市场准入、国民待遇、附加承诺、技术标准和许可证、国内管制、利益拒绝、补贴等22项内容着手，对这些RTAS条款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了全面对比，并考虑了经济和政治环境等变量。Marconini，Mario（2009）通过对GATS型、NAFTA型、EU型协定自由化机制和关键条款的比较，总结了各类型协定对GATS的遵循和超越。首次尝试全面地衡量RTAS服务贸易规则的相似性与多样化程度的是Pierre Latrille和Juneyoung Lee（2012），他们利用截至2011年的81个RTAS作为样本，以GATS为参照系，将RTAS中共同的48个关键条款分为七个主题，识别了GATS型、NAFTA型，以及一个剩余集（residual category）三类协定的主要特征。研究认为，GATS型与NAFTA型两个体系协定之间的差异并非是不可逾越的，两大体系的协定存在着对GATS型收敛的趋势。此外，除了特定领域，如提供方式四和透明性有所创新，诸如国内管制、安全措施及认证条款等领域，RTAS鲜有创新。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RTAS自由化规则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分析偏少，且没有针对GATS的弊端讨论RTAS规则的创新性。在研究RTAS的“GATS+”特点时，要么只是单独分析自由化机制和规则，要么只是单纯地测量承诺水平的提升，没有将自由化规则和自由化水平统一起来分析RTAS的创新性和多样性。事实上，承诺不应该独立于规则之外进行解读和测算，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反映RTAS的“GATS+”特性。本文在分析RTAS自由化规则的同时，又辅以自由化水平的分析，从而较为全面地解读了RTAS的创新性、多样性以及“GATS+”特性。此外，本文认为GATS本身的不足是RTAS自由化规则创新的直接动力，因此，本文还试图在二者之间建立联系，从改善GATS不足的角度来剖析RTAS对GATS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