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说：“需要英雄的土地，才是不幸的土地。”传统企业强迫或变相强迫个体遵从，正是知识工作者效率下降和流失的罪魁祸首。而个体自由空间的大小，将成为决定组织成就的决定性因素。在新型的组织中，管理者要卸下权力压在员工身上的包袱，让每一个人在工作中充分地享有自主的权利。安德烈亚：“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个不幸的国家。”伽利略：“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

这是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代表作《伽利略传》中一句很经典的对白。

伽利略说得对。在每一个员工都敢说真话，在做实事的企业中，权威的树立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老子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中国人崇拜英雄，喜欢把能人的作用过分夸大，将能人和英雄树立成“神”，并寄予厚望。这种现象在管理学里被称为“晕轮效应”。从政治家到企业家，失败常缘于被众人的期待架空。权力和威信的集中和过于强调固然有利于调动全体的力量做事，但如果过于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很大可能会造成独断专行的后果，同时还会压制所有下属的个人创造力，限制了更出色的决策、建议的采纳。

掌有大权的权力者之所以会鹤立鸡群，其实是因为自身过于强势，使得众人都跪倒的缘故。下属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唯唯诺诺，被动服从，不敢也不愿承担责任；越来越懒惰，越来越没有自信，只想维持现状，觉得只要不被开除就好。(www.daowen.com)

明末亡国之君崇祯帝过于注重个人的权威，事必躬亲，动辄督责臣属，大臣稍有疏忽，便大加训斥。而这样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大小臣工们对于朝政中的一切事情，最好是噤口不言。皇帝督责越严，臣下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著名的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崇祯帝的奏疏中这样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恶性发展下去的，而他最终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所以在集权时代，被统率的“大多数”为逃避责任，经常把一切责任都推诿到少数拥有权力的人身上。

在知识与信息时代已来临的今天，企业效益的来源和发生，既不是来自于组织内部资本投入的生产能力，也不是来自于组织外部的顾客满意程度，而是来自于我们经常谈论的、司空见惯的“知识”。知识只能来自于个体，个体贡献的知识造就了组织成就。就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在“知识社会”里，知识的运用者和制造者——而不是传统的“资本家”的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早在半个世纪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索洛，就已发现资本投资对美国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只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