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茶马古道网络有一个从单纯的交通网络向复合型贸易网络转变的过程，而且转型后的茶马古道网络同时也是滇藏川地区地脉、商脉、文脉空间的结合体与具体表现，这也正是这一网络的本质所在。只是虽然商脉、文脉空间具有较强的持续性，但相对地脉的具体可感而言，却是抽象的无形存在，只有通过对人们行为的深入分析才能了解，而地脉空间更多的是具体形象的客观存在，以其表现方式的可感知性更容易为人们认识。受此影响，近代以来茶马古道被人们重新认识之时，滇藏川地区的地脉空间首先进入了世人的视野。

进入清末以来，在现代民族国家纷纷成立，边疆危机日渐显著的背景之下，我国西南地区的边疆及我国同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交通问题日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国内外有众多学者根据史书的记载推测中国西南地区很早就存在着一条通往印度、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通道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国外方面，早在20世纪初，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便撰写出版了《交广印度两道考》，对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和欧洲间的通道及其经济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还有美国学者劳费尔（B.Laufer），法国汉学家亨利·玉尔（Henry Yule）、沙畹（Chavannes），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中缅早期的交通研究则有英国学者哈维的《缅甸史》、缅甸学者巴波信的《缅甸史》的专门阐述，同时还有英国学者霍尔的《东南亚史》也有所涉及。^[1]

国内方面，20世纪40年代，在抗战军兴和修筑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的背景下，也有部分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交通网络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论西南国际交通路线》^[2]、《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3]、《中国丝绢西传史》^[4]和《中印缅道交通史》^[5]等。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受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境内对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相对沉寂，而我国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则继续研究相关事项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典型的有《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之蠡测》^[6]、《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7]、《汉晋时期滇越通道辩》^[8]和《唐代滇越通道辩》^[9]。虽然上述研究中的部分结论未能获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同，“诸家所引证的资料未必尽确，且有任意比附之嫌；但中、印两国文化发达甚早，已在远古声闻相通为意中事。最早中、印往还经过西南夷的交通线，各家所说是一致的……”^[1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恢复了正常，学者们开始积极投入到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研究中，在关注东南沿海和丝绸之路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关注中国西南地区的对外交流与往来。如早在1981年，方国瑜、王叔武、林超民、任乃强、童恩正、张毅等人已经开始撰文对西南地区的古代交通进行分析研究。只不过上述的研究和著作中多沿袭史籍中对西南地区区域性通道的称谓，如“五尺道”“旄牛道”“灵官道”“蜀身毒道”“滇越麋冷交趾道”“蜀布之路”等等，还没有统一的名称来称谓中国西南地区的整体交通网络。

早期指代中国西南地区整体的交通网络的名词为“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又称“南方丝绸之路”。198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在厦门举行成立大会与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时，陈炎教授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提出，后应《历史研究》编辑之请，他将1980年在北京大学《东方研究论文集》发表的《汉唐时缅甸在西南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一文，详加补充考订，写成《略论海上丝绸之路》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该文初载于《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其后又被译成多种外语，配以图片，发表于《中国建设》与《中国社会科学》外文版。于是“西南丝绸之路”也随之名扬海内外，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

前文的研究综述中笔者也已对“南方丝绸之路”名下滇藏川地区的地脉梳理情况作了介绍，兹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展开的背景下，抱着“学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理念，众多学者将一腔热忱投入到了事关西南地区和全国改革开放大计的古代交通和经济文化往来的研究之中。《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与云南的改革开放》一书可以说正是其中的典型。在这本著作中，李子贤、李槐、谢国先三位作者明确指出，作为曾经沟通云南、四川等地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如何使之更好地发挥效用，为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已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学者和各地官员必需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11]所以他们在该书中以翔实的材料，对云南的历史地位、南方丝绸之路和云南的对外交通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阐释，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构筑新南方丝绸之路提出了宏伟的设想。

不容否认的是，上述研究研究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历史、线路分布、文化交流方面已经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为我们今天对茶马古道地脉的梳理奠定了极为宝贵的基础。只是其中的大多数人在研究过程中都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这些古代交通线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应当如何来概括这个影响了中国西南乃至全国一千多年的古道网络的本质，或者说在“名以言实”的情况下，到底应该如何为它“正名”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学者们急于利用这个古道网络为今天的建设服务，而西北地区已经有了一个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早就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所以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条西南古商道也以叫作“西南丝绸之路”为好。^[12]这不失为前期研究的一个遗憾，毕竟在没有准确界定这个道路网络本质的情况下，“名实难副”的比附说法自然难以概括和揭示这个古代交通网络产生、运转的本质。

另一个概括滇藏川地区地脉特征的名词“茶马古道”的出现，也是学者们在这一区域内长期研究和田野调查的结果之一。早在1987年，木霁弘、徐涌涛二人在横断山区考察方言时，了解到滇西北维西、德钦、塔城一带有一条通往藏族聚居地区的古道，并且在松秀清老人的带领下亲自探访了这条古道。虽然二人当时的任务是方言调查，但当他们把这条古道与铁索桥、藏族的大茶会等饮茶习俗等因素联系起来后，却有了一个意义极为深远的发现，他们意识到这条古道是一条历史相当悠久的古道的一部分，因马帮的存在而诞生，因茶叶的贸易而兴盛。^[13]木霁弘、徐涌涛二人商议后就开始考虑一个问题：“这条古道既然当时是赶马车拉茶的商道，我们能不能叫茶马之道。”^[14]于是，在随后出版的一本书的序言中，木霁弘等人称这条连接云南、四川和西藏地区的古道为“茶马之道”。随后，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了解这条古道，木霁弘等人在《藏行纪程》等史料的基础上，着手准备对这条古道进行实地考察。

1990年7月至9月，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六人开始了他们考察“茶马之道”的旅程。1990年8月3日的《云南日报》头版还报道了“茶马之道”考察组从中甸启程的消息。^[15]离开中甸后，他们徒步从金沙江虎跳峡开始北上，途径德钦、碧土、左贡至西藏昌都，返程又从左贡东行，经芒康、巴塘、理塘、新都桥至康都，接着又从理塘南下乡城返回中甸^[16]，步行100多天，对云南、西藏、四川交界处这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大三角”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田野考察。两年后，记录“六君子”的考察经历和研究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将沿途2000多公里的种种“神奇与独特文化”以生动翔实的笔墨展示了出来。最主要的是，在紧紧抓住滇、藏、川这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地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尤其是根据曾经活跃在这一带的马帮与茶叶运输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17]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民族学界，抑或是考古学、民俗学、藏学等学界，“茶马古道”这一概念都是第一次出现并得到系统的论述。书中几位作者指出：

它（茶马古道）是中国对外交流的第五条通道，同海上之道、西域之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蕃“麝香丝绸之路”有着同样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其路线基本有两条：一是从云南的普洱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尼泊尔、印度。^[18]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此时几位作者已在对中国对外交流的五条线路做了明确划分的基础上，将他们亲自考察的滇、藏、川“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做了区分：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中国对外交流的线路大致有以下几条：（1）南海道；（2）西域道（北方丝绸之路）；（3）南方丝绸之路；（4）青藏高原“麝香丝绸”之路；（5）滇、藏、川“茶马古道”。^[19](www.daowen.com)

但从书中相关的表述来看，滇、藏、川“茶马古道”只是被视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并没有将二者做明确的区分，直到在后来的研究中，才将两者明确地区分了开来并为“南方丝绸之路”这一提法进行了正名。^[20]

还应当承认的是，在早期“西南丝绸之路”研究者中，虽然很多学者因为怀着“学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热忱，因急于探讨中外交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与真正主题擦肩而过，但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论证比较“沉静”与理性。如1992年10月，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蓝勇撰写的《南方丝绸之路》一书，以秦汉、汉晋、唐宋、元、明清为顺序讨论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完善、通达、确立，以及“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贸易、沿途城镇、中外文化交流、交通设施，最后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客观的评估，指出丝绸并非四川同外界交易的主体，因为：

春秋战国时丝绸中心在我国北方……倒有大量史实证明汉代四川丝织业不够发达……我们应该承认，四川丝织业发达是在三国两晋时期。

公元前四世纪可能从中国西南陆路转输到印度的“支那帕塔”（丝绸）并不能完全肯定为中国西南所产，而为中原所产的可能性更大。中国西南可能仅是一个中转作用。^[21]

既然丝绸并不产于西南地区，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丝绸也不是这些古道上货物的主体，“西南丝绸之路”之称就难免陷入了“名实难副”的尴尬境地。所以木霁弘在《茶马古道考察纪事》和《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等著作中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道路网络进行的“正名”就显得掷地有声：

“南方丝绸之路”的名称，显然因为中国北方有条丝绸之路，故而使用的一个模仿式的名称，这让人感到生硬，总觉得和我们现实中的这条路离得太远太远。

“南方丝绸之路”只是一种文本考证意义上的线路，它的现实性成分较少，其对商业、文化贡献缺乏确定性。

不能概括云南特有的路途和自身的商品载体，“丝绸”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云南同外界商品交易的主体。

茶马古道传输着茶文化，茶至今仍是世界第一饮料，可以认定云南和四川南部都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

张骞推测的“身毒道”也只是商道，而不是丝绸路，而茶马古道是一条活生生的道路，至今仍在运转，而于史实也班班可考。用“茶马古道”命名，并统摄历史上当时大西南的对外的商品交易道路更符合该地区历史与现实的情况。^[22]

继而，“茶马古道”以其对滇藏川地区地脉特征的高度概括性而成为一个民众普遍接受的概念。因为这一地区有云南和四川境内至今仍在产茶的古茶园、古茶树，有至今仍活跃在部分地区的马帮和残留着的石板路，有健在的马锅头、马夫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关于马锅头与马帮的故事、传说，还有西南各地的藏族、纳西族、白族、傈僳族、怒族、哈尼族、布朗族等民族的民众对茶叶的嗜好做诠释。在史书和其它文献记载中，云南、四川等传统茶叶产区与北方民族和藏族之间的茶马贸易，不仅是唐宋之后历代官方和民间商人贸易往来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后的统治者“治国安邦”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他们还曾专门成立了“茶马司”，设立了官方的交易市场“榷场”。或许这正是为何近些年“茶马古道”以后来居上之势，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大有囊括“南方丝绸之路”之势，而且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茶马古道热”的“热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