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茶叶消费在藏族聚居地区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

茶叶消费在藏族聚居地区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

时间:2023-05-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故而与其将文成公主教会了藏族聚居地区民众饮茶这一观点视为“史实”,不如将其视为藏族民众在追溯其饮茶历史起源中的一种集体记忆,用以表达藏族聚居地区民众特定的心理与文化认同。对茶叶的这种认同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文脉空间的不断扩展,以及由于茶叶消费在藏族聚居地区等茶叶消费区同滇川等茶叶产区内部自发的、强大的凝聚力。

茶叶消费在藏族聚居地区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

虽然表现得不是很直接与即时,但文脉渗透下的思想与文化交流对商贸往来的影响却是更为深入和根本性的。表现在滇藏川地区的贸易往来上,正是儒家思想藏传佛教在这里的交汇,使得来自不同地区与族群的商人得以跨越语言、地域的障碍,同时催生了专事思想文化学习、交流的群体,进一步促使商人们将茶叶等货物运销到更远的地区以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

虽然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但是在藏族民众对其饮茶习俗起源的解释中,文成公主同松赞干布和亲时将茶叶和饮茶习俗带入了藏族聚居地区这一观念却非常流行。其实细究起来,在前期地脉与商脉联系的基础上,茶叶已经于汉晋期间沿着滇藏或川藏之间无名的民间通道,经由无名人氏传入藏族聚居地区,只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汉藏交往不够密切、没有出现汉藏和亲等重大事件,这一时期传入藏族聚居地区的茶叶虽然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但消费群体并不大,直到后期随着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和亲、汉藏宗教文化交流、大规模物资贸易等活动的开展,才逐渐普及为藏族民众普遍欢迎的饮料。故而与其将文成公主教会了藏族聚居地区民众饮茶这一观点视为“史实”,不如将其视为藏族民众在追溯其饮茶历史起源中的一种集体记忆,用以表达藏族聚居地区民众特定的心理与文化认同。因为在食物和饮品之外,茶叶还有其特定的社会符号和文化价值,被人们同改变汉藏关系发展史的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和亲结合在了一起,使茶叶已经成为汉文化和生产力的代表,在民众的日常饮茶生活中得到了放大。

对茶叶的这种认同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文脉空间的不断扩展,以及由于茶叶消费在藏族聚居地区等茶叶消费区同滇川等茶叶产区内部自发的、强大的凝聚力。这一力量不仅使地脉、商脉基础上的文脉空间得以像牵牛花般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这一整体内部无形的凝聚力还可以使之更为稳定、更加牢固,得以对抗外力的干扰与破坏。清末印度茶叶试图进入藏族聚居地区的早期遭遇到的藏族上下一致反对及他们的根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种自发的凝聚力也再次凸显了文脉于地脉、商脉的高度概括性。

【注释】

[1][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第6306页。

[2][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第6306页。

[3][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第6306页。

[4]高言弘著:《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232页。

[6][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4956页。

[7]张丽剑:《明代汉文化在大理白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新浪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8]木芹、木霁弘著:《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337页。

[9]天启《滇志》卷二十《艺文志》。

[10]段志诚:《中甸政教合一制度的历史演变》,《中甸县志通讯》,1992.2。

[11]冯智:《明至清初滇藏政教关系管窥》,《中甸县志通讯》,1990.3。

[12][清]余庆远:《维西闻见纪》,见《云南备征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

[13]参见周智生:《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14]周智生:《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15]宋恩常:《迪庆藏族封建制度调查》,载《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16]陈庆德:《人类经济发展中的民族同化与认同》,《民族研究》,1995.1。

[17]周智生:《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18]周智生:《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19]参见谷中原、鲁惠:《西南地区茶马古道略论》,《茶叶通讯》,2007.6。

[20]成书于1388年的《西藏王统记》中指出,文成公主进藏前关心西藏是否有陶土、多生树、桑树、马兰草、蔓菁等,进藏时带去的物品有蔓菁种子、佛像、车舆、珍宝、绫罗、衣服、饰品和马骡、骆驼、药材等,并没有提到茶叶;成书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中说,茶叶是出生于阴水鸡年(673年)的赞普都松莽布支在位时,一只小鸟衔来的。因为唐代茶叶很多时候还是被人们当作药用的,我们无法确定文成公主带进去的药材里面是否有茶叶,但文成公主给藏族聚居地区带来了茶叶的说法无疑得不到这两部藏文史籍的支持。

[21]任乃强著:《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0页。

[22]杨曦:《从藏东石棺墓材料看西藏东部与川西、滇西北地区的文化通道》,载《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论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

[23]赵和涛、汪春元:《略谈西藏地区茶叶的传入与种植》,《中国藏学》,1990.3。

[24]陈楠:《唐、吐蕃与南诏关系研究》,载《民族史研究》(第3辑),民族出版社,2002年。

[25]转引自[唐]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26]此引文不见今本《方言》,仅见于陆羽《茶经》且有两个版本,根据程启坤的《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和沈冬梅的《茶经校注》为我们提供的线索,宋代“百川学海本”作“蜀西南人谓茶曰葭”,而清代四库全书本”却作“蜀西南人谓茶曰蔎”。这里的“蔎”应是传抄之误,常璩、杨慎等与杨雄同为蜀人著述的《华阳国志·南中志》《郡国外夷考》等文献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详见杨海潮《从语言学论证茶文化初传藏族聚居地区的时间与空间》(《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27]李锦芳著:《侗台语言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10—211页。

[28]杨海潮:《茶文化初传藏族聚居地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青海民族研究》,2010.3。

[29]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4—106页。

[30]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45页。

[31]泽旺夺吉:《藏族饮茶历史小考》,《文史杂志》,1995.3。

[32]均见杨海潮:《云南茶史考误:普洱茶文化辞典代序》,载《普洱茶文化辞典》,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

[33]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63页。

[34]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63页。

[3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4页。

[3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4页。

[37]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民族出版社,2002年。见杨海潮:《云南茶史考误:普洱茶文化辞典代序》,载《普洱茶文化辞典》,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

[38]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9年,第22页。

[3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2页。

[40]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8—131页。

[41]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9年,第23页。

[42]泽旺夺吉:《藏族饮茶历史小考》,《文史杂志》,1995.3。

[43]泽旺夺吉:《藏族饮茶历史小考》,《文史杂志》,1995.3。

[44][英]普里查德著,褚建芳等译:《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14—221页。

[45]P.H.Gulliver,The Family Herds: A Study of Two Pastoral Tribes in East Africa,the Jie and Turkana,pp.108-117.参见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45页。

[46]参见李兴军:《集体记忆研究文献综述》,《上海教育科研》,2009.4。

[47][美]刘易斯·科瑟(Lewis A.Coser):《导论:莫里斯·哈布瓦赫》,载[法]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48]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47页。(www.daowen.com)

[49]Frederick Barlett,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pp.199-202,296.转引自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48页。

[50]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47页。

[51]钟年:《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从〈评皇券牒〉看瑶族的族群意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7。

[52]纳日碧力戈:《各烟屯蓝靛瑶的信仰仪式、社会记忆和学者反思》,《思想战线》,2000.2。

[53]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3。

[54][美]刘易斯·科瑟(Lewis A.Coser):《导论:莫里斯·哈布瓦赫》,载[法]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55]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50—51页。

[56][美]马文·哈里斯著,叶舒宪、户晓辉译:《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4页。

[57]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

[58]云南省编辑组编:《基诺族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页。

[59]转引自杨海潮:《云南茶史考误:普洱茶文化辞典代序》,载《普洱茶文化辞典》,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

[60]方国瑜:《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原载《思想战线》,1980.2。见方国瑜著:《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9—419页。

[61]胡适在为《三侠五义》做序时提出了这一概念,言:“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忙的不得了,忙的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这种有福气的人物,我曾替他们取个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就同小说上说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62]韩致中:《漫话箭垛式人物》,《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

[63]刘忠著:《汉藏文化交流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64]刘忠著:《汉藏文化交流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65]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Yale University,2009,pp.257-259.

[66]《施甸长官司族谱》(未刊)。

[67]谭英华:《唐蕃文化关系考》,载《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1904—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

[68]贾大全:《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4.2。

[69]贾大全:《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4.2。

[70]王启龙:《忽必烈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71]参见贾大全:《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4.2。

[72]参见贾大全:《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4.2。

[73][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8589页。

[74]贾大全:《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4.2。

[75]贾大全:《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4.2。

[76]郑象铣:《雅茶与边政》,《边政公论》,1941年5、6期合刊。

[77]参见贾大全:《宋代四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西藏研究》,1982.1。

[78]参见贾大全:《宋代四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西藏研究》,1982.1。

[7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5964页。

[8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六一”。

[81]周晶:《藏族核心生活方式的语言学量化——藏族的“茶”与“酒”》,《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1。

[82]周晶:《藏族核心生活方式的语言学量化——藏族的“茶”与“酒”》,《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1。

[83][美]威廉·乌克斯著,侬佳等译:《茶叶全书》,东方出版社,2011年,153页。

[84]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华书局,1983年,172页。

[85]董志勇在《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中介绍:“英印殖民当局曾在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和

[86]参见董志勇:《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中国藏学》,1993.3。

[87]Alastair Lamb,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London,1960.转引自董志勇:《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中国藏学》,1993.3。

[88]Alastair Lamb,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London,1960.转引自董志勇:《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中国藏学》,1993.3。

[89]董志勇:《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中国藏学》,1993.3。

[90]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华书局,1983年,第161—162页。

[91]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华书局,1983年,162页。

[92]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华书局,1983年,175页。

[93]王彦威纂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554页。

[94]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华书局,1983年,179页。

[95]陈汛舟、陈一石:《滇藏贸易史初探》,《西藏研究》,1988.4。

[96]谭方之:《滇茶销藏》,《边政公论》,1944.11。

[97]参见徐百永:《试析国民政府在西藏的熬茶布施及其效果》,《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9。

[98]参见徐百永:《试析国民政府在西藏的熬茶布施及其效果》,《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9。

[9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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