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分析过，历史上由政府主导的茶叶贸易曾在严重依赖茶叶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树立起的“茶文化边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兹不赘述。本部分将重点讨论茶叶的饮用及贸易在滇藏川地脉和商脉基础上，由于文脉的贯通及其无形影响力在西南边疆地区形成的“茶文化边疆”效应。这种效应发展到清末外来势力入侵之时，表现得尤为显著，不仅是当时广大藏族民众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一股维系藏族聚居地区和四川、云南等地经济文化联系，维护西藏等边疆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使看似柔弱的牵牛花藤蔓网络显示出了其对滇藏川地区的稳定与牢固的强大作用力。

前文已分析，建立在地脉贯通和商脉交织基础之上，今天的云南和四川不仅是藏族最早产生对茶叶认知的地区之一，也是藏族日常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茶叶的重要来源。滇藏川三省区的交界地是藏族聚居地区同内地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在历史上的滇藏和川藏茶叶贸易方面，唐朝与吐蕃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治联系之后，四川绵州和邛州的茶叶就开始大量进入藏族聚居地区，甚至唐末五代时四川已开始生产专门针对藏族聚居地区的茶叶。^[68]入宋以后，川茶进一步成为藏族聚居地区茶叶的主流，加之榷茶政策实施之后，川茶先是只能通过黎州和雅州的榷场同吐蕃开展交易。熙宁七年（1074年）禁榷以后，川茶又被运至熙河易马或出卖换取粮草，揭开了川茶大量销往西北藏族聚居地区的历史，成为藏族聚居地区茶叶的主流，同时也使藏族聚居地区成为川茶的最大市场。根据贾大全的估计：“在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中，至少有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族聚居地区。”^[69]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才有了宋廷与吐蕃联合抵抗西夏的举动，并成功以茶叶换取了同西南地区众多民族的友好相处。

西南地区的茶叶大量输入藏族聚居地区，在满足藏族聚居地区民众日常生活需要，保障并进一步激发民众对茶叶嗜好满足的同时，也促进藏族聚居地区和西南地区以茶叶为主的经济交流及商脉的延展。正是在这一经济交流和商脉延展的过程中，茶叶在藏族聚居地区及西南其他地区之间传播与扩散了开来，孕育出了类似牵牛花藤蔓般看似柔弱却又异常坚韧、灵活的力量，继而使整个滇藏川地区在茶叶的“笼络”下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

总体而言，茶叶这一“笼络人心”功能的开发利用当始于宋朝。其后的元明时期，虽然以川茶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茶叶生产受到了战乱的严重打击，产区和产量都大打折扣，但在唐宋以来的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各个王朝仍借助茶叶的这一功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边疆的相对稳定。前文对此已有详细梳理，兹不赘述，只就藏族聚居地区民众及滇藏川地区的“茶文化边疆”而言。

从藏族聚居地区与滇川两地茶叶交往的历史来看，早在元朝正式建立前，蒙古族势力占领成都平原之后，就出于团结藏族和维持藏族聚居地区稳定的需要，于至元五年（1268年）禁止成都地区百姓私自贸易茶叶，由政府统购之后运至巩昌（今甘肃陇西）出售给吐蕃等民众。统一全国之后，元朝专门在碉门（今四川天全）设置了汉藏互市，以满足当时的藏族民众对“西番茶”的需求。同时，为了笼络藏族上层统治者和宗教领袖，元朝在民间的贸易之外，也频频对宗教领袖及地方统治者赐茶，如1254年忽必烈就赐给八思巴“白银五十六大锭、茶叶二百包、锦缎一百一十匹”。^[70]

明廷也沿袭了蒙古人以宗教治理藏族聚居地区的政策，对每一个归附明廷的藏族僧俗领袖都加封了官职，并要求他们定期朝贡。在利用这“多封多建”但却“群鸟无首”来使藏族聚居地区的任何一个教派都无法独擅大权的同时，明廷也经常以赏赐茶叶来笼络藏族僧俗各界的上层人士。如永乐四年（1406年）明廷赐乌思藏帕木竹噶举派阐化王巴茶二百斤，正德十年（1515年）太监刘允在迎接乌思藏活佛的礼品中带有数十万计的盐茶之利。^[71]对那些络绎不绝于途的进京朝贡者，明廷更是根据其“今来进贡，专讨食茶”^[72]的要求，将茶叶作为赏赐物品。不过这些赏赐的茶叶肯定远远满足不了藏族聚居地区民众对茶叶的大规模需求，进京朝贡者在赏赐的茶叶之外，往往还要申购一批茶叶并采取种种办法将这些茶叶长途贩运回藏族聚居地区。

似乎明廷历代统治者对以茶叶笼络藏族僧俗首领的做法均“乐此不疲”，为了更好满足藏族聚居地区民众对茶叶的大规模需要，明廷在最初将四川等地的茶叶运到西北地区交换藏族聚居地区的马匹或者赏赐给藏族民众的同时，还在四川设了四大茶仓，专门用以满足藏族民众的需求，因为：

初，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为马市，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73]

明廷“以茶治边”的成功也换来了其后继者的仿效。在清廷对藏族聚居地区的管理中，川茶仍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取消了茶马贸易，使茶叶贸易完全回归民间商人之后，也极为重视藏族聚居地区的茶叶供给，在各方的努力下，使藏销川茶的数量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仅南路打箭炉一地就增加到了每年1400余万斤。^[74]此外，在清廷与藏族上层人物的朝贡等交往活动中，川茶依然是赏赐和馈赠的重要物资。每逢皇帝驾崩，西藏各寺庙做法事之时，清廷都会把大量茶叶赏赐给寺院。历任驻藏大臣赴任之时，在打箭炉等地购置一定数量的茶叶等货物，馈赠给沿途藏族上层领袖，也几乎成为一种惯例。^[75]

在藏族聚居地区同四川等地以茶叶为主的物资贸易交流过程中，藏族和周边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与往来也得到了不断加强。表现在汉藏茶叶贸易方面，它在经济上利用内地和边疆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与互惠性，逐步建立起了统一的市场体系，将西藏地区的民族经济也纳入全国性市场体系之中，促进了经济的一体化且为政治的一体化提供了经济保障。这就如郑象铣在《雅茶与边政》中所言：

千余年来，汉藏间之贸易，即以雅茶为正宗（其他各货，仅属附带），我以茶叶济彼，彼则以其特产售我，两区间政治经济关系之联系，民族感情之融洽，莫不以此为其纽带。^[76]

文化上，汉藏茶叶等物资贸易市场的形成，也促进且维护了国内各民族之间政治上的统一和思想文化认同的发展。它沿用了滇藏川地区的已有地脉、商脉联系，并在文脉空间的无形影响之下，促进了汉藏等民族之间的进一步交往，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认识。表现在茶马贸易的进行和各地区的沟通交流之下，早在两宋之际的吐蕃和西南少数民族已经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向心力。如因唐代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和亲，及其后的宗教、经贸往来中产生的心理认同，宋廷与西夏政权的对立中，藏族民众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一边倒”态势，凉州的藏族部落甚至还主动向宋廷“请帅”，共同抵抗西夏的侵扰。^[77]

在此过程中，表现最踊跃的当属居住在今天青海乐都一带的唃厮罗系。不仅在天圣年间（1023—1032年）“乞官职”，而且唃厮罗执政的十五年中，使臣还频频入贡接受宋廷的赏赐，其子孙董毡、阿里骨、瞎征等世世代代都由宋朝任命官职。^[78]吐蕃藏族与西夏党项人不光地理上更加接近，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社会组织等方面，相比汉族主导的宋朝无疑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但他们为何会“舍近求远”呢？

究其原因，除了吐蕃与西夏政权的对立关系导致的宋与吐蕃共同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之外，还与宋王朝“以茶驭番”政策的“副作用”（或者说文脉空间的涵化）密不可分。

自唐代茶叶传入藏族聚居地区并逐步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后，以畜牧业为主的藏族对产自内地的茶叶等产品有了强烈的依赖，必须靠茶叶和其他内地的产品才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而自王韶经营熙河时起，宋廷已经注意到了藏民对茶叶的需要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积极创造条件方便西北少数民族的交易，满足他们对茶叶和其他中原所产物品的需要。如宋廷于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徙秦州茶场于熙州，以便新附诸羌市易”^[79]，后又“量给酒食，犒设卖马蕃部”。^[80]毫无疑问，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原本就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民间茶马贸易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进一步密切了汉藏民众之间的友好往来。

来自滇川等地区的茶叶对藏族聚居地区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还表现在藏汉语言交流和藏族聚居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开支上。语言方面，“茶”也是藏族社会生活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汇，仅次于佛教的词汇。根据学者对部分藏汉词典的统计，仅《汉藏对照词典》中，就有65个以“茶”开头的词组，《藏汉大辞典》中就有70余个与“茶”相关的词条。^[81]日常生活开支方面，《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对日喀则附近的杜素庄园的调查表明，该地20户差巴、27户堆穷、7户囊生和佣人、5户僧尼的日常生活开支中，每年的口粮、糌粑、酥油、茶、盐、酒几项均占着前几位，其中购茶的支出占了差巴一家生活总支出的0.8%，占堆穷生活支出的4%，占了囊生和佣人生活支出的8%，占了僧尼生活总支出的11%。^[82]由此不难窥见茶叶在藏族聚居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只是近代以来，宋代伊始的“以茶驭番”政策开始遇到了国外茶叶的挑战，并触发了“茶文化边疆”反作用力。早在19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等地试种茶叶的成功，19世纪大大激起了英国商人对茶园和茶叶加工贸易的投资兴趣。在此基础上，50年代罗伯特·福琼费尽心机搜集的数千茶树良种和8名中国熟练制茶工人的加入，加上英属印度当局以津贴、出口免税等措施对茶业的扶持和印度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印度19世纪60年代掀起了一股茶园开辟和茶叶投资的狂潮。虽然这狂潮有些“过火”，一段时间内带来了当地茶业的崩溃和人们发财泡沫的破灭，但却最终沿喜马拉雅山脚丘陵，自库马翁，经锡金、不丹，至阿萨姆建立起了大片茶园，“在200万亩的土地上，投资达到3600万英镑，并在788842英亩的产茶地中，每年产茶432997916磅”。^[83]稍后，茶叶不仅成为当时印度最大的产业之一，也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同中国开展了市场竞争，凭借其机械化的生产设备、先进的管理经验、现代化的市场经营、可控的质量等优势，迅速挤占了中国茶叶的市场份额。如赫德提供的这份材料就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溯印度茶景之旺，自1875年计运茶叶往伦敦仅有二千九百五十万磅，至1881年则有四千五百七十五万磅，迨至1886年增至七千六百五十万镑之多，而本年印度、锡兰两处之茶，计其销售且多于中国茶之数。惟是往昔印度之茶，较中国之茶，只争茶品优劣，现时则竞尚茶价低廉，因此数年来印度极力设法整顿，专务茶价低廉，其第一善法系将各处之茶合归一公司统领，二则皆用机器配制，三则讲求经验良法，装焙茶叶，以期省费价廉。^[84]

在利润的驱动下，尤其是印度茶叶产量的不断增大之后，英国殖民当局也意识到了藏族聚居地区这一巨大茶叶消费市场的潜力，而且试图进入国内的西藏市场，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努力。其实，早在乾隆年间，英印茶叶集团就已经注意到藏民对茶叶的喜好和藏族聚居地区茶叶市场。^[85]1854年英印孟加拉官员杰克逊（W.B.Jackson）向英印政府提交的进一步控制锡金的报告中，建议同西藏建立直接通商关系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当时尚未成熟的印度茶叶输入西藏市场。^[86]故而，在印度茶叶产量逐年增加，国际市场的消费量却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西藏这个历史上完全被川茶等中国茶叶垄断的市场，就成为英印茶叶集团的首要目标。因为“西藏每年消费600万磅中国砖茶，如果能用印度茶叶替代中国茶叶，这将是一个具有巨大价值的市场”。^[87]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分别派遣东印度公司职员乔治·比格尔（George Bogle）和英印军队上尉军官特纳（Samuel Turner）出使中国西藏日喀则地区，企图与中国西藏建立所谓的‘通商关系’。英印资本家集团从他们两人搜集到的有关西藏地区的情报资料中了解到广大西藏人民喜好茶叶这一情况。”

为了占领西藏的茶叶消费市场，早在1865年，英印茶叶集团就在大吉岭试图用印茶仿制比较受西藏民众欢迎的砖茶。1880年2月，英印政府还专门指示重庆领事馆搜集中国输藏砖茶的样品，以供英印茶叶集团生产适合藏族聚居地区民众口味的砖茶。^[88](www.daowen.com)

在销售印度茶叶的同时，英印统治集团之所以急于开拓西藏市场，也是为本国工业品寻找更广大的市场。因为此时的印藏贸易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西藏羊毛等土特产品以其上乘的质量和较低的价格成了英国市场的热销品，而在清朝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的西藏消费者却对英国工业产品几乎“滴水不进”，使英国在贸易中处于大幅入超的地位。1876—1888年间的进口额几乎为出口额的两倍以上，有时甚至一年内的入超达30多万卢布。^[89]英印政府由此认为，如果能够使藏族聚居地区市场完全开放，使英国的工业品和印度茶叶进入藏族聚居地区，不仅能够平衡贸易逆差，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大贸易额，为英国赢得更多的西藏羊毛等土特产品。

正是在上述目的的驱动之下，英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屡次与清廷交涉，要求清政府开放西藏市场，允许西藏和印度建立“正式通商关系”，继而引发了滇藏川地区各界人士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虽然在西藏僧俗的一致强烈反对下，“正式通商关系”未能如愿建立，但是此后两次战争的交涉谈判，以及辛亥革命后印茶在藏族聚居地区的销售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同时从反面彰显了茶叶的流动在西南边疆稳固和民族团结方面的作用。

尤其是1888年的战争过后，中国政府根据《藏印条约》的规定，派遣相关人士同英国代表谈判印度与西藏通商问题的过程中，在西藏地方政府召集僧俗上层人士讨论英国提交的通商章程草案的春都会议上，各界人士在坚决反对草案中将帕里开辟为口岸和贸易免税等要求的同时，特别提出禁止印茶运销西藏的问题。在对藏族聚居地区茶叶市场垂涎已久的英印当局仍坚持要求清廷允许印茶入藏的情况下，总理衙门对时任四川总督刘秉璋征求意见时，换来的只是刘秉璋以其亲自调查和统计之后，对川茶贸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系联作用透辟入里的分析。如刘秉璋在1892年7月24日的回电中言：

川茶全靠藏销，岁收税十余万充饷，而藏饷专指此款。印茶行藏，岁饷无着，是藏中切身之害。而川茶失此销路，川民失业，不为饿殍，即为盗贼。^[90]

6天后，刘秉璋又以更为翔实可考的材料，指出了已有的川茶入藏“产业”在双边关系和民众生计中发挥的作用，进而指出印茶入藏后将可能给西藏和四川带来的严重危害：

查川茶销藏岁约一千四百余万斤，征银十数万两。茶价涨跌不一，大致每粗茶一百斤成本需银四、五百两，细茶倍之，极细又倍之。课税羡截及关税每百斤均需银一两一钱零。到藏后卖价涨跌无常，难定确数。华商虽仅运至打箭炉，卖与藏番接运，实无异华商入藏，盖藏帅借用番钞，给与印票，赴炉厅领茶，以抵藏饷，是藏饷须借商力接运不仅茶也，藏帅及兵丁生机实系于此。藏番日食糌粑非川茶不生。闻印茶往日已有暗中入藏者，藏人不食，印茶遂阻。藏番运川者不下数十万人，藏中穷番籍脚力以谋生，川藏交界处所籍以安谧。上年瞻对闹事，不旋踵而即定者，亦籍茶商往来互通消息之力也。故名虽夷贩而较华商尤为得力。至茶价交易每岁几近百万，川省栽茶之园户，运茶之商贩，负茶之脚夫多至数十万人，悉赖此为生活。设印茶行藏，占却川茶销路，必致中外商情星散，饷运周折，即凡业茶之户势亦无所聊生，何堪甚想。此事关系甚巨，贵署议虽棘手，应仍查照藏帅原议，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川省幸甚，大局幸甚。^[91]

正是在刘秉璋的建议之下，时任清廷驻藏办事处大臣升泰指示中方代表与英方代表交涉时，务必禁止印茶入藏。

不过出于战争以求通商的本意，尤其是对藏族聚居地区茶叶市场可能带来的无穷利益的驱动，英印政权甚至以中断谈判来威胁清廷，以实现其茶叶免关税运销西藏的特权。最终，清廷被迫做出了让步，在英国同意5年内印茶不运销藏族聚居地区之后，同意了英方提出的“印茶……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茶入英纳税之数”^[92]的要求。

虽然清廷与英印双方达成了一致，茶叶暂时未能获得进入藏族聚居地区的特权，但清政府在茶叶等问题上的退让却遭到了藏族聚居地区僧俗的强烈反对。参与谈判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布伦尹喜罗布藏批冲、大堪布济克美曲觉尔等藏族官员，得知总理衙门妥协的消息之后，立即向负责谈判事宜的清廷驻藏大臣奎焕表示：

须知行茶一款，在川固有害于引茶销路，在藏则大不利于商务民生，禁与不禁，所关非小。今年所论办法与去年印札不同，叫我等办事之人何以能见容于大众？势必疑我等来边受了外国之贿。番官等如何能负此重咎？……我藏中世受国恩，断不敢任意违抗。但我们去岁回藏说得茶已不行，如今又是未定。三寺僧众，人人均以此为第一要件，我等何以自明？^[93]

不光参与谈判的藏族官员对清廷和总理衙门在茶叶入藏问题上的退让不满，拉萨僧俗的上层也同样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如奎焕在其致总理衙门的电文中就反映：“番众因茶改议，不但坚不具结，并有集捐戒严之议。”^[94]

也正是鉴于此次谈判中藏族聚居地区僧俗各界民众对印茶入藏问题表现出的强烈反应，1898—1899年英印政权妄图利用之前的协议，向清廷提出将亚东商埠改进至仁进岗并增开帕里商埠，同时提出允许印茶入藏要求时，清廷就未敢轻易答应英国的这些要求。

这次面对印度茶叶入藏和边疆危机中“茶文化边疆”效应的显现，既有各方出于有形的经济因素考量，也有滇、川两地同藏族聚居地区之间长期茶叶、皮毛、药材等商品的贸易往来建立的文化和情感认同的无形影响力。正如李拂一先生所言：

我记得有人这样说过：西藏所需茶叶，自来都是由川输入，近来被印度茶将销场夺去了。其实这种茶是由车里、勐海运去的普洱茶，真正印度产之茶叶，藏人是不欢迎的。^[95]

其实，在这种“欢迎”与“拒绝”态度的背后，表现出的正是滇藏川地区原本分散、混杂的地理和民族单元，已经在茶叶的流通中被其运销网络茶马古道“笼络”在了一起，像牵牛花的藤蔓牵绊起了各个原本互不相关的攀附物一样，使近滇藏川地区在千年的贸易和文化沟通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彼此联结、互惠共生的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中，茶叶的流动无疑是重要载体。谭方之的《滇茶藏销》也以民国期间每年至少一万担的统计数字，说明了这个共同体内由茶叶贸易衍生的滇藏的经济、政治联系：

茶为藏人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冬春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滇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涉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日常生活所必需。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海，越丛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96]

也正是鉴于茶叶在藏族聚居地区民众饮食生活和文化认同中的独特地位，熬茶布施政策也是国民政府治理西藏边疆过程中“从宗教上推动政治”的重要内容。如1930年国民政府派遣谢国梁入藏时，就决定他抵达藏族聚居地区后照例在西藏三大寺代表中央政府熬茶布施，以“收买人心”。随他同时进藏的谭云山也认为，改善国民政府和藏族关系离不开馈赠、布施和熬茶，尤其是三大寺的熬茶，万不可无。为了敦促国民政府尽快拨款在三大寺熬茶布施，谭云山还指出当时的英国已经派出了代表到达拉萨，广泛开展熬茶馈赠活动，以图收买人心，“较我已占先着，若不趁此极力挽转，则无形损失不可计算”。^[97]也正是在上述二位以及黄慕松、吴忠信等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在前藏的三大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热振寺、桑耶寺等寺院举行了或多或少的熬茶布施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再次使茶叶成为巩固边疆稳定的有效手段。如色拉寺就由原来的“深切仇汉”而“态度顿变，汉人至寺，极表欢迎”。^[98]

在面对英印政权等外来势力的渗透之时，茶叶和饮茶习惯已经在藏族聚居地区形成的这道“茶文化边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经济、政治的统一。在此过程中，这一实体的内部自觉性表露无遗，充分体现了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