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集体记忆的社会意义及影响功能分析

集体记忆的社会意义及影响功能分析

时间:2023-05-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维果茨基认为记忆涉及基础和较高层次两种心理功能,前者是一种自然的记忆方式,而后者则依赖于作为文化现象的语言文字等象征工具进行,所以即使是成年人的记忆也离不开社会、文化和群体的集体记忆活动。故而,集体记忆中的历史真实性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集体记忆同仪式活动一起,对族群认同发挥的影响功能。

集体记忆的社会意义及影响功能分析

人类学名著《努尔人》一书中,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曾为我们详细描述了位于东非的努尔人家族发展和分化的原则,其中之一就是有倾向性地忘记一些特定的祖先或者故意记住一些特定的祖先。[44]另一英国人类学家古里佛在研究非洲杰族(Jie)的亲属关系时,也发现他们家族的融合或分裂多是由特别记得一些祖先的同时忘记另一些祖先来实现,他进而提出了“结构性失忆”(structural amnesia)的概念。[45]其后,更多的民族志材料表明,通过忘记祖先,或者重新建构出族源来整合族群范围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进而“结构性失忆”或“谱系性失忆”(genealogical amnesia)的概念就频频为研究亲属关系的学者提及。与此相关的还有“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和“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等概念。虽然学者使用的具体概念不一,但这些概念均涉及社会群体对自身历史的心理倾向以及社会群体对集体历史的建构问题,均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提出的“集体意识”相关。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雷特(Frederick Bartlett)等代表人物还也曾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分析讨论。

涂尔干指出,人们的共同回忆可以创造一种凝聚感,形成“集体意识”,从而为共同体找到一种描述他们自己的事实。而记忆作为原始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形成和维持集体意识的重要基础,对加强族群成员的自我认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6]涂尔干之后,其学生莫里斯·哈布瓦赫开创了“集体记忆”研究的新局面,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都是由其各自的成员通过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建构起来的。”“这些根植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47]虽然继承了涂尔干学派对社会意义集体性的强调,但哈布瓦赫却相对忽视了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之间的关联,使得巴特雷特和维果茨基从心理学角度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显得更上一层楼。维果茨基认为记忆涉及基础和较高层次两种心理功能,前者是一种自然的记忆方式,而后者则依赖于作为文化现象的语言文字等象征工具进行,所以即使是成年人的记忆也离不开社会、文化和群体的集体记忆活动。[48]巴特雷特则认为,“社会组织提供记忆的架构,我们的记忆必须与此架构配合。对于过去发生的事实而言,记忆常是扭曲的或错误的,因为它是一种以组构过去使当前印象合理化的手段。”[49]王明珂也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许多以集体记忆结合的社会群体中。我们许多的社会活动,是为了强固与某一个社会群体其他成员间的集体记忆,以延续群体的凝聚。”[50]

一般而言,停留在群体记忆中的信息在数量方面往往会远远小于群体接收和理解的信息。这是因为特定群体对接收和理解的信息总是有选择性的,在潜意识中倾向于记住和传播那些与自己原有观念中一致的内容,选择漠视甚至故意遗忘那些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部分,借以达到群体内部的凝聚,或者实现与其他群体的隔离与融合。

故而,集体记忆中的历史真实性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集体记忆同仪式活动一起,对族群认同发挥的影响功能。众多案例研究也已表明了这点,如钟年对瑶族《评皇券牒》的研究发现:

瑶民改变自己族群身份并没有理论上的困难,因为券牒所提供的族群记忆中瑶汉或瑶人与主流民族本是一家。社会事实造成了券牒,券牒形成之后又影响到瑶人的意识与行为,从而反过来作用于社会事实。

券牒中反映的族群认同表现出某种复杂性,瑶人在与盘瓠进行认同之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族进行着认同。[51](www.daowen.com)

纳日碧力戈在田野调查中也发现,各烟屯蓝靛瑶对祖灵和鬼神的信仰与他们的肢体操演仪式共生共存,已经成为当地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在与经济理性对话的同时,保持着底层的认同和延续。[52]

这是集体记忆对群体认同、族群关系维系等方面发挥的功能,再就集体记忆本身的形成而言,前文引述哈布瓦赫等人已经指出,集体记忆是一个“建构”的结果,其中不仅有历史、文化、军事政治等外部力量的“模塑”,而且有共享记忆的族群主体出于一定动机主动“建构”的力量在内。关于后面这一点,王汉生、刘亚秋已经在《社会记忆及其建构—— 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一文中,以知青们的集体记忆为例进行了论证。[53]

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王明珂认为学术界关于“集体记忆”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2.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此该群体得以凝聚及延续。[54]3.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是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回忆是基于此心理倾向上,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4.集体记忆依赖于某种媒介,如实质文物及图像、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55]

由于“集体记忆”的社会本质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之外,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也开始将将其纳入了研究的视野中。由此出发分析探讨一个社会群体到底是如何通过选择、组织、重述自己的过去,进而建构群体的历史传统,影响或改变群体的认同倾向,最终加强或重构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以及同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

或许从“集体记忆”出发,藏族等部分族群中存在的对茶叶的发现、种植、使用历史诠释中的许多“似是而非”的现象,就具有了“虽非而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我们才能正确认识文成公主将茶饮带到藏族聚居地区并教会藏民饮茶的藏族聚居地区茶叶起源观,并对茶叶生产、流通、使用中的社会文化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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