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前文已经从藏族聚居地区对茶叶的需求、西南地区茶叶贸易的基础、语音演变、汉藏文献等方面，从理论上分析了茶叶从滇藏、川藏接合处进入藏族聚居地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得到了《汉藏史集》等一部分藏文文献记载的印证。但今天在藏族聚居地区流行最广泛的饮茶起源观却与上述分析不尽一致。

前文已提及，在一部分普通藏族民众心目中，茶叶是文成公主进藏时作为她嫁妆的一部分被带到藏族聚居地区的，饮茶的习惯也被她带到了藏族聚居地区并教会了藏族民众，其后才有了藏族普遍流行的饮茶风习。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一些文献的支持，如《西藏政教鉴附录》：“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32]《藏族史略》也说：

茶叶也是文成公主入蕃后输入的。此种饮料的采用，对农牧民的生活，特别对以肉食为主的牧民生活，发生良好的作用，其后成为藏族人民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之一。^[33]

不仅茶叶，就连藏族酥油、干酪和酸奶子起源，一部分人也认为是源于文成公主。又如《藏族史略》：

同时由于文成公主的传授，吐蕃开始制造酥油、干酪和酸奶子，这从文成公主的琵琶歌“乳正变为酪，酪正取酥兮，酸酪变膏兮”可以看出。^[34]

确实，唐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嫁入吐蕃是影响藏汉关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故而《新唐书·吐蕃传》载松赞干布迎亲之事：

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见道宗，执婿礼恭甚，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媿沮。^[35]

遗憾的是，无论是《新唐书·吐蕃传》还是其他汉文史料，均未详细记载在这场几乎彻底改变藏汉关系的婚礼上，浩浩荡荡的文成公主送亲团队带到藏族聚居地区的嫁妆都有什么，只简单地交代了赞普“归国，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36]藏文《西藏王统记》中也只是记载文成公主进藏前关心西藏是否有陶土、多生神、桑树、马兰草、蔓菁，和亲进藏时带到藏族聚居地区的物品有蔓菁种子、佛像、车舆、珍宝、绫罗、衣服、饰品和骡马、骆驼等，并未提到茶叶^[37]。另一部藏文文献《贤者喜宴》也只记载：“继之，文成公主问噶尔道：‘吐蕃有无蔓菁、瓷土、马兰草、虫石子以及刺藤树？’噶尔答道：‘其他均有，唯无蔓菁。’公主说道：‘那么，此地尚可取。’于是，乃携蔓菁籽种。”^[38]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高宗即位后，记载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往来的汉文史籍中也没有出现茶叶或茶具制作工匠的相关记载。如《旧唐书·吐蕃传》中仅记载：“高宗嗣位，授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39](www.daowen.com)

如前所述，我们也不能否定茶叶是作为药品的一种，被文成公主和亲时带到藏族聚居地区的可能性。《汉藏史集》中也确实有一个“茶叶的种类”的章节，详细介绍了茶叶的种类及相应的疗效，还根据茶叶的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的不同分为十六类，并对每一类茶叶的特点、气味、颜色、口感、功用进行了描述，指出它们分别适应于治疗流涎、胆热、寒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状。^[40]但是仅从上述《国史补》等文献中的记载来看，如果文成公主入藏时确实将饮茶习惯带到了藏族聚居地区并最早教会了藏族上层官员，那么时隔140年之后的吐蕃赞普又何以收藏有那么多茶叶却不知如何烹茶呢？

由此来看，即便是有一定可能性的话，文成公主也只是将茶叶作为药物带进了藏族聚居地区，这明显与今天我们讨论的作为食物或者饮料使用的茶叶完全是两种概念。文成公主入藏之际将饮茶带入的“藏族聚居地区茶叶起源说”只能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而已。

不过文成公主将茶叶带到藏族聚居地区的建构也是有一定根据可言的。至少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从历史上看，茶叶也确实曾经进入了中央政府同周边少数民族往来的礼品清单之中，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双方交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品之一。如果结合这一点，再联系到茶叶的药用价值，茶叶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何况《贤者喜宴》中还记载：“复又将六十部工巧著作、八观察法、五诊断法、六祓除法、四部配药法等等医药及治疗法全部赐给（公主）。”^[41]众所周知的是，茶叶很久以来就是被作为药品使用的，所以这些“医药”里面有没有茶叶我们今天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个事实是，文成公主入藏与茶叶起源在时间上是大致吻合的。因为茶叶和饮茶确实是唐代前后传入藏族聚居地区，继而开始对藏族聚居地区的饮食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泽旺夺吉的研究也指出，西藏赤松德赞时期（755—797年在位），吐蕃多次派人到长安和敦煌等地学习汉传佛教，在带回大量经书的同时，也带回了大量汉地的高僧，他们的饮茶习惯当然也随之而来。只是在吐蕃王朝的前期，在汉藏贸易处于初始阶段的情况下，输入藏族聚居地区的茶叶数量还比较少，“只能供王室和贵族享用，藏族人民生活中还无饮茶之习”^[42]。又根据敦煌千佛洞和新疆地区出土的一批关于吐蕃的历史文书、木简等资料的记载，8至9世纪期间，藏族聚居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物资仍不见有茶叶，再次表明“至少在九世纪初以前，茶还没有进入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社会上还没有饮茶风习”。^[43]

直至晚唐时期，中央政权与吐蕃关系的日渐融洽，汉藏之间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交流往来日趋增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商贸往来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茶叶和饮茶习惯才在藏族聚居地区得到了普及。今天的学者尚可以根据语音的演变和文献记载推测出茶叶和饮茶传入藏族聚居地区的时间与途径，茶叶传入、学习茶饮等历史事件的经历者也在文献中为我们追溯藏族茶叶的起源提供了众多可资借鉴的重要线索。

但为何在这种种理论和史实证据面前，文成公主给藏族带来茶叶和饮茶风气的观点仍“大行其上”呢？这一建构恐怕与藏族民众对茶叶的认知和族群的集体记忆有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