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叶从滇川等产区向藏族聚居地区流动的过程中，作为汉文化代表的儒家思想向西南地区的不断传播，作为藏族文化集成的藏传佛教在滇西北与川西南地区的普及，同滇、川两地原有族群文化一起，对滇藏川三地间商脉的顺利贯通与延伸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

经济运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背景下进行，这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各民族原有的文化传统和许多非经济因素，而它们反过来又影响经济运动，使其成为相互交叉，彼此影响和互为制约的复合运动过程。^[4]

在滇藏川三地区复杂、多样的族群关系和文化类型下，无论是茶叶贸易的产生、发展历程，还是其发展规模、贸易形式、组织管理，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滇藏川三地区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无论是茶叶等物资从滇川两地向藏族聚居地区的传播，还是藏族聚居地区皮毛、药材等物资向滇川两地的流动，都注定要同三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至迟唐宋时代开始，对儒家思想和汉文化有所了解的藏族聚居地区和云南地方政权已经开始积极主动地引入汉文化和儒家思想了。如《旧唐书·吐蕃传》：

时（开元十八年）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5]

又如《宋史·马政》载：

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乾道元年，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寨求市马，知邕州姚恪盛陈金帛夸示之。其人大喜，出一文书，称“利贞二年十二月”，约来年以马来。所求文选、五经、国语、三史、初学记及医、释等书，恪厚遗遣之，而不敢上闻也。^[6]

元明两代，随着中央政权在云南等西南地区大力推行儒学，尤其是明代云南地方政府的倡行，儒学至少在云南的保山、大理两地已经成为当地文化的主流，同时在丽江地区掀起了一股学习儒家文化与汉学的热潮。仅以教育方面为例，根据张丽剑的统计，以白族文化为主流的大理地区，明代的书院就共有18所之多，其中又以大理府14所居全省府学之首。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私学与府学，如大理府与鹤庆府均有社学36所之多。^[7]清承明制的同时，还进一步扩大了云南省内的儒学教育规模，培养了大批地方人才，“大理府学及附属太和县、赵县、云南县、邓川州、浪穹县、宾川州、云龙州共四州三县加府学共进一百四十二名，廪生二百四十名，增生二百三十名”。^[8]

儒学教育的进一步普及，使儒学和汉文化思想散播到了云南很多地区，“庠序星布，教化风行，至于遐陬僻壤，莫不有学”。^[9]在昆明、大理、保山等接触儒学较早、较深的地区，民众更是“重道崇儒、渐披华风”。即便是在一度采取了“愚黔首”政策，不准平民子弟入学接受汉文化教育的丽江，儒学也是明代丽江木氏土司家族教育的主要内容，从徐霞客在丽江受到的盛情款待中，我们也可窥见木氏土司对儒学和儒家态度之一斑。后来随着流官的提倡和推动，儒学教育所代表的汉文化教育在丽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逐渐向民间深入与发展，也在丽江民间培养出了读书求仕的社会风气。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明清之后儒学和儒家思想在大理、保山、昆明、丽江等地获得了长足发展，深受人们的欢迎，但是人们并没有对儒学和儒家思想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而是选择性地吸收了其中的菁华并加以改造，使汉文化和儒学与当地既有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如大理地区虽然是儒家思想传入较早、影响较深的地区，但当地白族、回族民众不但没有固守儒家“重农轻商”“父母在不远游”等陈旧思想观念，而是根据大理的区位交通优势，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利用当地和周边的茶叶等特产，积极参与活跃的商贸往来活动，涌现出了鹤庆、喜洲、下关等众多商帮汇聚地和众多著名的商帮。

几乎就在儒学和汉文化传入的同时，酝酿并成熟于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也从青藏高原南下，传入了滇西北、西北等地区。虽然早在唐代吐蕃大军南下之际，藏传佛教已经传播到了滇西北地区，但唐代流行于滇西北地区的主要是前弘期佛教及苯教，宋元后流行在滇西北藏族、普米族、摩梭人中的主要是萨迦派。两个教派在滇西北的信众和产生的影响力都相对比较有限。明代木氏土司为了巩固自己在滇西北地区的统治，在滇西北地区大力扶持当时处于主流的噶玛巴教派，在刊刻丽江版《大藏经》的同时，还耗费巨资在统治区域内大建寺院。明清期间，中甸境内就修建了较大的噶玛噶举寺庙衮钦寺、大宝寺等二十五座寺庙。这些寺院的修建不仅在中甸、丽江等地系统性地引入了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同时也使丽江木氏“赢得了藏族僧侣的敬重，尊称其为‘木天王’或‘三赕杰波’，甚至提高到了神化的地步，除藏族聚居地区有许多关于木氏天王的神话传说外，从东至打箭炉，西至察木多以南，各寺院均塑有其塑像于正殿，称为木天王殿”。^[10]1674年，丽江木氏被格鲁派与和硕特部联合击败后，原本木氏在中甸、木里、巴塘、里塘、昌都等地修建的寺院纷纷转变成了黄教寺庙，成为格鲁派进一步向滇、藏两地传播的基础。稍后，噶丹松赞林寺（归化寺）在中甸的落成，进一步成为黄教在周围地区的精神领袖，自清代中期开始“掌管着中甸全境的政治、经济、宗教大权，此外，还统管着理塘之一部即定乡宗（今四川乡城）。噶丹松赞林寺的主持、堪布、活佛等既是宗教上层掌管佛教，又是地方领主、土司，体现了黄教在滇‘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11](www.daowen.com)

藏传佛教的传入，使中甸、丽江、维西、永宁等地区成为藏文化向滇、川两地传播的前沿，也在这些地区催生了一大批专事藏文经典研习的僧侣。他们以研习佛经，求得赴西藏朝佛为荣，逐渐成为清初丽江、维西、永宁等地区乡村中的一道风景。“头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归则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12]加之在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之下，已有部分白、汉、纳西等民族子弟入学，自小就基本退出了生产领域，穷一生之力于攻读，也加重了家庭的生存压力。^[13]

无论是受儒家“入仕”的影响，还是受佛教“出世”的感召，大量劳力脱离农牧业的生产活动，使当地原本就落后的地方社会生产更缺乏劳动力，进一步加剧了人地关系紧张程度，促使越来越多的本地人投身于收益更高但风险更大的商贸活动。如周智生对此总结的：

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就不会有儒学教育的勃兴，人文蔚起之盛况；而由于子弟入学入寺造成的生存压力，也正是激使地方商品经济发展，地方商人发展萌发的内在动因之一。^[14]

不止如此，大量人员向寺院的聚集，也进一步刺激了寺院周边的消费，进一步加快了滇藏川三地的商品化进程。在强大需求的拉动之下，中甸的部分寺院中在已有僧员配置的基础上，产生了专门从事商贸往来的人员。如归化寺就专门设立了“勿本”“业哇”等从事商贸的僧侣职位，负责满足寺院喇嘛衣食和佛事活动所需，同时借助经贸往来为寺院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

由于喇嘛生活的需要，促进归化寺周围农村商业获得发展。首先有丽江、鹤庆等地纳西族迁到归化寺旁的克那村和春枯路村出售食品和经营马店。克那村的纳西族出售烟、酒、茶、糖，包括豆腐和凉粉之类，归化寺喇嘛常利用休息时间，出入于克那村。春枯路村曾经一度变成藏族和纳西族进行茶、马贸易的中心，适应茶马贸易的需要，马店最多时达到三十户。^[15]

不只归化寺如此，由于类似的原因，其他藏族聚居地区的寺院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贸易组织，成为茶马古道上茶叶、皮毛、药材等物资贸易中非常活跃的群体。而且相对其他民间商队或马帮而言，由于藏族全民信仰佛教，僧侣在藏族聚居地区民众宗教生活中的社会地位较高，寺院也常常是藏族聚居地区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由寺院组织起来的商队或马帮往往能在藏族聚居地区获得更多的认同，拥有其他类型的商队难以企及的优势。在僧侣商队的进一步带动下，寺院往往不仅是当地民众信仰与精神生活的中心，还往往是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茶叶、食盐、药材等物资的集散地。

儒学和藏传佛教的传播，对滇藏川地区茶叶贸易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语言的进一步统一。须知“经济交往的基本前提是异族语言的接受和学习，贸易和语言结为一体，成为传递其它文化要素的基本手段”^[16]，所以对不同民族和地区间的贸易往来而言，“一种各地方、各民族都认可，能操用沟通的通用语言的产生，其对于商贸经济的促进，绝不亚于通用货币的出现”。^[17]随着汉族移民和流官的进入，汉语、汉文化逐渐成为保山、大理、丽江等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也随之成为各地通行的语言之一。与此同时，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丽江、维西、永宁等地区的纳西族等民族的部分民众，也开始学习藏语并逐步适应了藏族的生活习惯。这其中既有地缘上的近邻关系的促动，也有藏传佛教吸引力的作用。如周智生在其研究中就发现，丽江地区的许多藏客的商业往来就始于跟着入藏进修深造的僧侣驼队，还有部分进藏经商的纳西族等民族的商人本身就是进藏学习或朝圣的僧侣。^[18]

高山大川阻隔之下形成的滇藏川地区自然地理环境极其复杂多样，与之相伴随的是类型多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虽然滇藏川地区世居的众多族群间的直线距离非常接近，但却一度由于交通的不便、语言的障碍、心理的隔阂等因素的影响，彼此很少有经常性的往来。茶叶种植区域的相对有限性、生产的商品性，以及消费行为的稳定性，使得不同族群之间必须打破自然地理的区隔，生产者必须借助商人将自己种植、加工的茶叶销售到更远的区域，消费者也必须通过商人购得日常饮食生活中必需的茶叶。结果，族群或地理界线就被茶叶流动激起的涟漪给层层打破了。而此时期内儒家思想的传入和普及带来的语言相通，藏传佛教带来的社会结构及民众观念的转变，不仅满足了商人贸易往来的需要，而且转变了人们对区域地脉空间的认知，为商脉的进一步延展和族际关系的重构铺平了道路。

这里只是以儒家思想和藏传佛教为例，讨论了文脉对商脉的影响。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滇藏川地区的儒家、佛教和道教，以及这一区域内的许多本土宗教也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影响、互相渗透的庞杂思想体系。不仅在思想或教义上很难划清界限，而且民众在平时的信仰中也是“各取所需”，并没有明确的归属。上文讨论的儒家、藏传佛教的传播和交流，正是建立在这些本土信仰和文化体系基础之上，同它们一起拓展并加深了三地区的商脉，在地脉的基础上将其连接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