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历史上借助对少数民族地区民众日常饮食生活必需品的控制来实现边疆地区的和平与稳固，是中央政府在治理边疆过程中努力摸索的阶段性结果之一的话，那么由茶叶等物资的贸易与消费串联起的商脉引发的文脉化的无形影响力可以说正是其努力的客观结果，也是最为理想的结果。

从理论上来讲，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食物来满足自身正常生理活动对能量和营养的需求，这就使得满足人们正常生理活动需求的食品种类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人类文化发展史却告诉我们，人们对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是有明确界定的。任何一种饮食方式或习惯的形成，都不仅仅是出于群体满足生理需要，它还必须同时满足该群体在心理及精神等方面的需求，也就是要同该群体的信仰、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一致。具体表现在，特定地区的民众总是对不多的几种食物情有独钟，对其他一些具有几乎同样营养价值的食物却不屑一顾。这就使食物带上了人们强烈的文化属性，表达着人们的好恶，成为人们表达对特定文化的认同的一种方式。

茶叶是人类众多食物的之一，但却并不止于“进水之阶”^[1]，喝茶也不止是一种简单的由其中的咖啡因刺激出的成瘾性维系的饮食习惯。从某种程度上说，茶叶同丝绸、瓷器等商品一样，代表的正是我国特定地理环境和文化基础之上形成的特定文化与生活方式，是由特定生境模塑并经过千百年历史发展演变之后的结果。这些生产生活方式是其主体对自身传统生活及文化的表达与传承，是人们表达相应价值认同和表达自身归属的符号，承载着其主体的特定认知与思想感情。对食物的需求，既是人们满足生理需要的途径，也代表着使用者对这些产品的创造者的心理和文化上的认同。

人们的情感认同也绝不是难以捉摸的，由饮食习惯产生的情感认同就典型表现在人们对饮食类别的喜好以及人们对饮食材料的选择和相关缘由解释上。因为对于一种食物而言，在“吃起来好”之前首先必须“想到它好”。清代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就对“茶癖”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普遍性社会风气对人们饮食喜好的转变作用：“茶癖非生而有也，乳臭之童，饮茶常苦其涩，不杂以糖果，则不能下。既长，随社会之所好，然后成癖。”^[2]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中浓厚的饮茶风气可以使个人在“耳濡目染”之下，由“非生命必需之物”^[3]成为很多人饮食生活中的“必需”。(www.daowen.com)

虽然云南、四川等茶叶原产地和传统产区的茶叶使用的历史要远远早于藏族聚居地区与西北地区，因为后者的饮茶习惯还是后来从滇川等地区模仿和学习而来的，而且就茶叶的使用规模而言，我们也无法确切断定究竟是滇川等茶叶产区还是西藏和西北非茶叶产区的消费量大。但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对茶叶运输贸易和消费网络末端的民众而言，茶叶的消费成本无疑要随着运输距离的延长而增加，与此同时，人们在茶叶的消费过程中也会赋予其更多的象征意义。

那么，茶叶是如何进入了千里之外的西藏等地区民众的视野？它对千里之外的藏族聚居地区民众又有何象征意义？对滇藏川地区共同体的形成而言，茶叶又可能会发挥什么作用呢？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我们还需要从对茶马古道这个牵牛花藤蔓延伸入藏族聚居地区的时间与路径梳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