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在滇藏川地区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地脉的拓展对商贸往来和商脉延伸的影响就比较直接且即时了。滇藏川地区元代以来持续不断的河道疏浚、道路修筑与维护等，在满足官方加强对滇藏川地区军事、行政管理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这一地区原有民间商贸通道的运载力，不仅使商人们的长途贩运活动更有安全保障，而且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道路的开辟与维护在促进贸易发展的同时，还改变了滇藏川地区原有的市场布局，催生了一系列新兴市场与集镇，也使另一些市场与集镇走向了没落。

茶自进入人们的视野，开始被人们有意识地大规模种植以来，其种植与生产就具有非常浓厚的商品色彩。虽然茶树的栽培和生产可以在产区得到稳定的发展，但是茶叶的消费数量无论是在其产区，还是在周边地区，都很难获得与产量相对应的稳定增长。这就要求在茶树种植规模扩大、生产水平提升之后，必须不断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将增产的茶叶不停地运销到更远的地方。这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滇藏川地区商脉的贯通，加速了人员与文化的交流，为滇藏川地区的文脉化奠定了基础。

全国范围内延续了近千年的茶马互市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贸易活动，同时也有着深厚的民间贸易基础，宋代以后的中央政府为了获取茶叶贸易中的利益和战争所需的战马才将其变成了一项国家专营的垄断贸易。但后来这一以南方的茶叶换取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马匹的贸易形式，却变成了国家控制与整合包括滇藏川在内的边疆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之所以如此，既有边疆少数地区民众日常饮食中对茶叶产生的依赖在起作用，也有随着商脉延伸而来的“文化软实力”在起着强烈的凝聚力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些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滇藏川地区才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茶叶与茶马古道的牵牛花效应也开始发挥其初步的凝聚力。

藏族民众对茶叶的需求也引发了茶叶等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滇川等地流向藏族聚居地区，为藏族聚居地区的皮毛、中药材等回流滇川和内地开拓了道路，同时为追逐利润的商人群体创造了难以计数的商机。商人和商帮在追求茶叶等物资贸易产生的利润，借助已有地脉机缘开展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尤其是中央政权对茶叶贸易的介入，进一步加快了滇藏川地区的商脉贯通和文脉化。

茶叶的贸易与消费活动在进一步延伸滇藏川地区的商脉基础上，也改变了这一区域原有的市场布局，加速了区域性集散城镇的出现和扩大，使它们成为茶马古道这株牵牛花和商脉进一步向更广泛地区延伸的支点。茶叶的消费还为更大区域城市饮水的清洁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保障了成都等城镇的持续、健康发展。茶馆等事物在成都等地区的城镇、集市或社区中的出现，还为人们创造了信息、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公共空间，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的性格特征，在西方世界中塑造了一个“温和”的东方民族形象。这正是茶叶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叶片，在地脉的基础上，沿着商脉网络像牵牛花般延伸出去之后，于无形之中对人们产生的模塑作用。

正如一株牵牛花要攀附上其周围的物体并将它们联结为一个整体的话，必须以其根基为中心，利用其根基提供的各种养分、雨水，运送到各个攀附在物体上的枝叶中并将后者产生的有机物反馈给根基一样。茶叶等物资贸易的进行，或者说滇藏川地区商脉的贯通，也离不开这一地区的地理与文化为它提供的各种养分。也正是在这个彼此补给与输送的过程中，滇藏川地区的地脉、文脉、商脉交织成了一个如同牵牛花网络般的互惠共生体，互相牵制、彼此影响。

【注释】

[1][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3页。

[2][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3页。

[3][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3页。

[4]林超民：《蜀身毒道浅探》，《云南省公路史参考资料》（第二期），云南省公路史编写组编印，1982年。参见李旭：《西南古道的民间性及其经济、文化双重价值》，《中华文化论坛》，2008.S2。

[5]李旭：《西南古道的民间性及其经济、文化双重价值》，《中华文化论坛》，2008.S2。

[6]参见蓝勇著：《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19页。

[7]蓝勇著：《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8]参见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中华书局，1987年，第79—80页。

[9]蓝勇著：《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10]详见蓝勇著：《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11]参见蓝勇著：《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22页。

[12]汶江：《滇越考——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13]罗开玉：《从考古资料看古代蜀、藏、印的交通联系》，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14]参见[美]James Z.Lee著，林文勋、秦树才译：《元明清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发展》，《思想战线》，2008.2。

[15]参见[美]James Z.Lee著，林文勋、秦树才译：《元明清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发展》，《思想战线》，2008.2。

[16]参见[美]James Z.Lee著，林文勋、秦树才译：《元明清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发展》，《思想战线》，2008.2。

[17][美]James Z.Lee著，林文勋、秦树才译：《元明清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发展》，《思想战线》，2008.2。

[18]汶江：《历史上的南方丝路》，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19]李旭：《西南古道的民间性及其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08.S2。

[20]方国瑜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第781—782页。

[21][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204页。

[22][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43页。

[23]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553页。

[24]陈保亚：《论茶马古道的起源》，《思想战线》，2004.4。

[25]李旭：《茶马古道上的商人》，《茶马古道研究集刊》（即刊）。

[26]陈汛舟、陈一石：《滇藏贸易历史初探》，《西藏研究》，1988.4。

[27]方国瑜：《普洱茶》，载《方国瑜文集》（四），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8]《青海和硕特部颁发给到汉、纳西地方经商人员公文一件》，《中甸县藏文历史档案资料辑录译注》。参见周智生：《历史上的滇藏民间商贸交流及其发展机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1。

[29]许倬云著：《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30]杨克诚：《永昌祥简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9）。

[31]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起与没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9）。

[32]杨志玲：《民国时期云南茶商及其经营特点》，《思想战线》，2009.5。

[33]大理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大理州文史资料》第9辑，第172页。

[34]杨克诚：《永昌祥简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9）。

[35]杨毓才著：《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446页。

[36]马泽如：《云南原信昌商号经营概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16）。

[37]参见周智生：《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38]佚名著：《西康建省记》，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6—7页。

[39]杨毓才著：《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476页。

[40]《打箭炉志略·土俗》。

[41]李旭：《西南古道的民间性及其经济、文化双重价值》，《中华文化论坛》，2008.S2。

[42]转引自王恒杰著：《迪庆藏族社会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79—80页。

[43]转引自王恒杰著：《迪庆藏族社会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44][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诠释人类万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1、192页。转引自李旭：《西南古道的民间性及其经济、文化双重价值》，《中华文化论坛》，2008.S2。

[45]李旭：《西南古道的民间性及其经济、文化双重价值》，《中华文化论坛》，2008.S2。

[46][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51页。

[4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376页。

[4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2128页。

[49]《新唐书·食货四》：“其后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天下大怨。”

[50]关于茶马贸易从纯经济功能向政治的转变，可见邓前程的《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思想战线》，2005.3。

[5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三》，转引自王晓燕：《宋代都大提举茶马司沿革——宋代茶马职官研究之一》，《青海民族研究》，2002.4。

[5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三》，转引自王晓燕：《宋代都大提举茶马司沿革——宋代茶马职官研究之一》，《青海民族研究》，2002.4。

[53]《宋史·食货志五》，转引自王晓燕：《宋代都大提举茶马司沿革——宋代茶马职官研究之一》，《青海民族研究》，2002.4。

[54][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4478页。

[5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2128页。

[56][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4481页。

[57][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4481-4482页。

[58][明]杨一清著：《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87页。

[59]王晓燕在《官营茶马贸易研究》中指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金牌信符制度施行之后，茶马贸易官营体制达到了封建时代对茶马贸易的高度垄断。

[60]马冠朝：《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理论探析——制度建构》，《农业考古》，2007.5。

[61]马冠朝：《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理论探析——制度建构》，《农业考古》，2007.5。

[62]马冠朝：《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理论探析——制度建构》，《农业考古》，2007.5。

[63][明]杨一清著：《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87页。

[64][明]杨一清著：《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87—88页。

[65][明]杨一清著：《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88页。

[66][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1949页。

[67][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4496页。

[68][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4494页。

[69][明]杨一清著：《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74页。

[70][明]杨一清著：《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74页。

[71][明]杨一清著：《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87页。

[72][明]杨一清著：《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79页。

[73][明]杨一清著：《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79页。

[74][明]杨一清著：《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80-81页。

[75][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152页。

[76]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

[77][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02“高宗建炎二年八月辛未”条。

[78]吕维新：《宋代茶马贸易》，《农业考古》，1998.2。

[79]贾大全：《宋代四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西藏研究》，1982.1。

[80]贾大全：《宋代四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西藏研究》，1982.1。

[81]《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82]沈冬梅著：《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8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8“仁宗庆历二年”。(www.daowen.com)

[84]黄淮、杨奇士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4498页。

[85][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3613—3614页。

[86]李晓著：《宋代茶业经济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87]《历代名臣奏议》卷34。

[88][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3613—3614页。

[89][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31页。

[90]参见贾大全：《宋代四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西藏研究》，1982.1。

[9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八《陕西四》。

[9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五《四川一》。

[93]《明世宗实录》三六九。

[9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五《四川一》。

[95][明]杨一清著：《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75页。

[96][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1949页。

[97][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第955页。

[98]《明史纪事本末》载：“（神宗万历五年）三月，俺答请开市茶马，又求都督金印。朝议以请属部，并无金印，宜论遣。上从之。”（[清]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第929页。）从这里看出，明廷并未理会其开茶马互市的请求，只是以没有金印为由将其请求赐予都督金印之事拖延了下来。

[99][清]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第930页。

[100][清]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第929—930页。

[101]周重林：《从俺答汗求茶看茶在明代的政治地位》，《青海民族研究》，2012.2。

[102][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第4185页。

[103]焦红原：《康县茶马古道〈察院明文〉残碑及碑文辨析》，《中国北茶马古道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

[104]如谢玉杰在《“金牌信符”考辨》（《西北民族研究》，1988.2）中就指出：“出于对今天民族友好关系的‘维护’而忽略了历史上民族关系中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一面，对本应否定的‘金牌信符制’，做出了种种肯定的评价……是对明初民族关系的曲解。金牌信符制对民族关系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阻碍而非促进。”陈一石在《明代茶马互市政策研究》（《中国藏学》，1988.3）中也认为：“明代把‘以茶驭蕃’为其制定茶马互市政策的依据，它力图以茶叶为经济武器，控制藏汉互市，使藏民‘不敢为乱’。”

[105]谭英华：《明代西南边疆之茶马市易》，《边政公论》，1943年11、12期合刊。

[106][明]申时行等修，[明]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三十七。参见《续修四库全书·七八九·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655页。

[107]《明太宗实录》卷四九。

[108]贾大全：《宋代四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西藏研究》，1982.1。

[109]李三谋：《明清茶马互市探析》，《农业考古》，1997.4。

[110][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11]西汉宣帝（前73—前49年）时的益州犍为郡资中县（今四川资阳）人。

[112]转引自方健：《“烹荼尽具”和“武都买荼”考辨——兼与周文棠同志商榷》，《农业考古》，1996.2。

[113]转引自方健：《“烹荼尽具”和“武都买荼”考辨——兼与周文棠同志商榷》，《农业考古》，1996.2。

[114][晋]常璩撰：《华阳国志》，齐鲁书社，2010年，第38页。

[115]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

[116][唐]杨晔《膳夫经手录》，见[清]阮元辑：《宛委别藏》影印本第七十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页。

[117]转引自朱自振：《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118]杨志玲著：《近代云南茶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119][清]檀萃著，[清]胡思敬辑：《滇海虞衡志·志草木》，新昌胡氏京师排印本。

[120]转引自夏涛主编：《中华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86页。原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5页”，查中华书局1957年8月第1版《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无此记载。

[121][清]倪蜕：《云南事略》。见[清]王崧编纂《云南备征志》卷17，第52页。

[122]参见郑志民：《普洱市境内茶马古道形成、分布及现存遗迹》，载《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论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

[123][英]R·H·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19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0—112页。

[124]参见周庆明：《挖掘古普洱府城文化与茶马古道研究的思考》，载《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论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

[125]刘瑞斋：《思茅商务盛衰概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16）。

[126][澳]杰克·特纳著，周子平译：《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127][美]西敏司著，王超、朱健刚译：《甜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10年。

[128][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英]罗伊·莫克塞姆著，毕小青译：《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129]何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9页。转引自周智生：《历史上的滇藏民间商贸交流及其发展机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

[130]参见吴吉远：《川藏贸易重镇——清代打箭炉城的产生和发展》，《西藏研究》，1995.2。

[131]《乾隆雅州府志》卷十，转引自吴吉远：《川藏贸易重镇——清代打箭炉城的产生和发展》，《西藏研究》，1995.2。

[132]《清圣祖实录》卷176，转引自吴吉远：《川藏贸易重镇——清代打箭炉城的产生和发展》，《西藏研究》，1995.2。

[133]任乃强：《西康图经》，新亚细亚学会，1933年，第84页。

[134]李亦人：《西康综览》第六篇第二章，转引自吴吉远：《川藏贸易重镇——清代打箭炉城的产生和发展》，《西藏研究》，1995.2。

[135]任乃强：《西康图经》，新亚细亚学会，1933年，第87页。

[136]任乃强：《西康图经》，新亚细亚学会，1933年，第85—86页。

[137]吴吉远：《川藏贸易重镇——清代打箭炉城的产生和发展》，《西藏研究》，1995.2。

[138][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139][美]霍丁·卡特著，汤家芳译：《马桶的历史：管子工如何拯救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140][美]霍丁·卡特著，汤家芳译：《马桶的历史：管子工如何拯救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141][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

[142][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143]潘淑华：《民国时期广州的粪秽处理与城镇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9期，2008.3。

[144][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145][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3页。

[146][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147][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3页。

[148]贾大全：《宋代四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西藏研究》，1982.1。

[149][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51页。

[150]缪元朗：《宋代开封、临安二都的饮茶风俗》，《农业考古》，1992.4。

[151]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85—199页。

[152]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153]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8页。

[154]转引自[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9—180页。

[155]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156]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15页。

[157]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158]《新新新闻》，成都，新新新闻报馆，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九日，第八版。见米晓燕：《公共卫生与都市生活——以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为中心的考察（1941—1949）》，载吴达善编《西南社会历史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

[159]贾大全、陈一石著：《四川茶叶史》，四川书社，1989年，第368页。

[160]转引自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161]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著名城市研究专家王笛认为该著作诞生于19世纪初，见其《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162][清]定晋岩樵叟著：《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3页。

[163]转引自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164]黄裳：《茶馆》，载彭国梁编《百人闲说：茶之趣》，珠海出版社，2003年。

[165]转引自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37—38页。

[166][美]威廉·乌克斯著，侬佳等译：《茶叶全书》，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167][德]阿塔纳休斯·基歇尔著，张西平等译：《中国图说》，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27页。

[168][美]卫三畏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62页。

[169][美]卫三畏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19—620页。

[170]茶馆里因茶聚会而形成的团体，一般是若干朋友、熟人或同行，定期在一家茶馆碰面，轮流坐庄付茶钱。茶馆则会将参加者的姓名刻在木板上，并悬挂于茶馆墙壁。

[171]参见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