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目光转回滇藏川地区，聚焦于成都这座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辐射整个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是茶马古道网络最大的节点时，茶叶消费对城镇居民健康的保障，以及对城市社会风气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一览无余了。

成都平原很长时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整个中国最富裕、土地最肥沃、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最好的城市之一”“一个小北京”。^[155]随着秦汉之后中央王朝向西南地区的大批移民，成都在四川盆地中的凝聚力和辐射力与日俱增，规模也逐渐扩大，西汉时期已经成为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与此相应，成都人口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急速增长。西汉末期的人口数量比东周时期增长了将近三分之一，东汉中期又在此基础上增长了40%以上，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国内其他城市。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都仍是中国内地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从清末到1920年代，成都人口为34万人—35万人；1930年代到40年代，为44万人—45万人，1945年其人口规模达到74万人的顶峰，1949年降至65万人”。^[156]

不容否认，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一些区域性的传染性疾病，如宋元战争期间，围攻合州钓鱼城的蒙古军队就曾爆发鼠疫等。但总体来看，成都地区的鼠疫等传染性疾病多为外源性的，很少是“祸起萧墙”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成都城内的井水中含碱量比较高而且味道比较苦，人们的饮用水多是水夫从城外江中挑到城中的江水或河水，

每天成百上千挑水夫用扁担挑连个水桶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取水，运水到城内的民宅、官署、公馆及各茶馆。^[157]

这些来自城外江河或者溪流的水，无论从受污染的程度上来讲，还是从自然净化的程度上来讲，都应该比城市中的浅层井水要“清洁”许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因为饮用受过污染的水而引发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危险。

但这并不能完全保证人们饮用水的安全，因为这些江河水也免不了会受到上游民众排泄物的污染。如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成都的一家报纸上就曾报道：

本市水源多不清洁，市府卫生事务所□曾派□防疫保健课课长王慎之□及公共卫生医师庸文远，亲赴本市重要水码头及公共水井，采集水样，送省立传染病医院检验，其结果大多含有大肠杆菌……^[158]

虽然此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成都市卫生所在全市范围内采取了改造水井、创办自来水厂等改善水质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效果。但是在此之前为何成都很少有像前文描述的欧洲城市中出现的大规模瘟疫等传染性疾病且一直保持着发展的态势呢？由此我们不得不联想到成都的茶馆及风行的饮茶习惯对成都民众长期以来的健康保障发挥的作用。

虽然“茶馆”在成都出现的最早时间我们今天已很难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饮茶习惯当走在国内其他地区的前列。因为包括成都在内的西南地区是茶叶的起源地，早在西汉时期四川境内已经出现了“武都”等具有一定规模的茶叶集散地，它们的出现无疑同人们对茶叶的大量需求紧密相关。西晋张载《登成都楼诗》中的“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也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当时的成都人对茶叶的喜好。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茶馆这样的茶饮专营场所进入成都市民的生活应该也是很早的事情，至迟唐代已经出现在了四川境内^[159]，元代的文献《岁华记丽谱》中就记载成都的“茶房食肆”在人们喝茶时会有专人演唱“茶词”。

虽然20世纪以前关于成都“茶馆”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但却有不少早期专营茶水买卖生意的铺面或摊位的记载。如李调元（1734—1803年）的“秋阳如甑暂停车，驷马桥头唤泡茶。怪道行人尽携耦，桥南无数白莲花”^[160]等。定晋岩樵叟（清人，生卒不详）的《成都竹枝词》^[161]不仅最早出现了“茶馆”，有“文庙后街新茶馆，四时花卉果清幽。最怜良夜能招客，羊角灯辉闹不休”^[162]之语，而且对这些茶馆的营业地点、时间和氛围等方面的介绍也已经非常详细。

只是从另一些文献来看，虽然当时的“茶馆”数量上都相当可观，但无论是接待设施还是在民众的认知中，应该都与现代意义上的茶馆不可同日而语。如晚清曾任成都知县的周询在谈及茶馆的情况时说：

茶社无街无之，然俱当街设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无雅座，无楼房，且无倚凳，故官绅中无人饮者。^[163]

由此来看，清末的成都市内虽然茶馆众多，达到了基本上每条街道都设有茶馆的地步。但这些茶馆用的却都是没有靠背的方凳，客人们在茶桌旁坐着不太舒服，都不愿意长时间地在茶馆喝茶停留。而且当时的这些茶馆也都是属于露天经营的茶摊，没有包间、雅座等室内的隔离措施，茶客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既体现不出来他们身份的优越，也无法作为协商商业和政治机密的场所，所以才不受“官绅”类上等人士的欢迎。

进入20世纪之后，现代意义上的“茶馆”开始出现在成都街头。这些茶馆不仅纷纷抛弃了原来使用的方桌、方凳，开始使用矮方木桌和带有扶手的竹椅，而且出现了一批二层或者三层，环境更为优雅的“茶园”或“茶楼”。这些后出的茶馆中，茶客们不仅可以更舒服地长时间在茶馆里喝茶、逗留，经营者也增加了戏曲、评书等娱乐节目，借以招徕和留住更多的客人。

由此开始，茶馆既成为成都普通民众饮茶解渴之处，是他们“摆龙门阵”高谈阔论的重要场所，也是他们寻觅差事、拉拢生意、销售商品的理想场所，还有一些乡里乡亲的矛盾纠纷也会选择请德高望重的中间人到茶馆中“吃讲茶”调解，是袍哥联络、聚集、开会的重要场所，是成都人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像一句成都谚语所讲的：“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

从早期的茶摊、茶社，到茶馆林立，茶叶的使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成都平原的城镇与乡村的生存环境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为了耕作的方便，成都平原上的农民如其他平原地区一样，大多处于散居的状态，茶馆就成了民众到附近市场完成买卖后会晤朋友、休息，甚至完成买卖的重要场所。

就茶客人构成而言，“茶社无街无之”的成都茶馆也显得非常平民化，显出了极强的包容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四川、云南等地的土壤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茶叶产量非常高，内部销售的价格非常低，使得普通人家也能消费得起。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地交通不便，很少使用畜力，大都以扁担、独轮车载货，以此为生的苦力高强度劳作之后必须到茶馆喝茶止渴，恢复体力。茶馆也将他们当作一块重点市场来发展，使得成都的茶馆外面总是会见到一些苦力背货的架子、独轮车或者轿子等。关于此，黄裳有过精辟的阐述：

四川的茶馆，实在是不平凡的地方。普通讲到茶馆，似乎不觉得怎样稀奇，上海，苏州，北平的中山公园……就都有的。然而这些如果与四川的茶馆相比，总不免有小巫之感。而且茶客的品流也很有区别。坐在北平中山公园的大槐树下吃茶，总非雅人如钱玄同先生不可罢？我们很难想象穿短装的朋友坐在精致的藤椅上品茗。苏州的茶馆呢，里边差不多全是手提鸟笼，头戴瓜皮小帽的茶客，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人物。总之，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以茶馆为消闲遣目的所在地。四川则不然。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真是，其为用也，不亦大乎！^[164](www.daowen.com)

虽说“平民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但却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茶馆在成都的普及和民众对它们的钟爱。

显而易见的是，喝茶馆供应的“河水香茶”可以避开成都市内含碱量很高且味苦的井水。此举固然需要一定的花销，但却可以换取甘甜可口的茶水，可以令人恢复体力，亦可换来三朋五友的欢聚，甚至可达成生意上的合作。同时，鉴于成都城里的木柴的价格也不便宜，茶馆终日不熄的茶炉也可以非常方便地提供给热水，供民众做饭、熬药、洗漱等用途，所以只要有茶馆的地方，生活用热水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甚至一部分成都市民就索性在饭馆吃饭，然后到茶馆喝茶，在住家附近的茶馆中购买热水洗漱。茶馆中的热水对成都市民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许多人在选择住址时，附近是否有一家茶馆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为“烧柴之家不能终日举火，遇需沸水时，以钱二文，就社购取，可得一壶，贫家亦甚便之”。^[165]

茶馆中售卖的这些热水无疑为人群密集的成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且不论这些茶馆售卖的热水中是否添加茶叶，在用热水冲泡茶叶和饮用热茶的影响下，人们将从河流或者水井中打来的“生水”彻底煮沸的程序本身，已经可以消除很多“生水”中带有的细菌与病毒了。

卫生和健康的保障之外，于成都为代表的中国众多城镇而言，茶叶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影响效应，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民众的公共生活与社会风气模塑方面。不只是成都地区的茶馆如上所言，全国范围内普遍的茶馆和饮茶活动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事项之一。饮茶活动不仅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国人的性格特征。故而一度有欧洲人将茶叶对人体刺激的温和性与中国人相对温和的性格联系起来，这也是几乎所有涉及茶叶的国外言论或著作中无一例外地持有的共同观点之一。如托马斯·加威在其1657年前后制作的历史上关于茶叶的最早海报中就宣扬：

茶叶的功效显著，因此东方文明的古国，均以高价销售。这种饮料在那里受到广泛的欣赏，凡是去过这些国家旅行的各国人，以他们的实验和经验所得，劝导他们的国人饮茶。茶叶的主要功效在于质地温和，四季皆宜，饮品卫生、健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166]

大约十年后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中国图说》中谈到这种饮料时也讲：

大自然给以了文人最珍贵、最便捷的良药，可以帮助他们长时间地从事大量的劳动。开始饮用它时，它的味道很清淡，有苦味，可是为时不久，它就使你感到愉快，养成难以离开它的嗜好。虽然土耳其的咖啡和墨西哥的巧克力有同样的效果，但茶更好些，因为它更温和。当天气热时，巧克力使人感到它给的热力过多；咖啡则使人容易上火。茶永远无害，它的奇异效果不止一种，甚至每天可饮上百次。^[167]

所以，在很多外国人心目中，中国人的家庭和社会也是“温和”的，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在其最早出版于1848年的《中国总论》中也将饮茶和中国人的性格联系了起来：

中国人是比较温和的民族。这主要由于普遍饮茶，也由于吃饭时喝很热的烧酒，而不是由于节制的观念或不喜欢烈性酒。^[168]

中国人平静的家庭生活和习惯，同经常饮茶有很大的关系，啜一杯清茶，就可以让他们在茶桌上消磨时光。如果他们以同样方式喝着淡威士忌酒，那么贫穷、困苦、争吵、疾病就会取代了节俭、安静和勤劳。他们普遍地节制饮酒，可能最大原因在于饮茶。^[169]

确实，我国传统中医认为茶叶具有清热去火的功效，清了人们心中的肝火，就可以使人性格不再暴烈，行为处事会表现得更为温和。但恐怕这里更重要的是在茶叶对人体生理刺激之余的媒介作用，或者说饮茶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融通和互动使然。典型的就是成都茶馆中的“茶轮”团体^[170]。茶馆既是民众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一个社区的中心。在满足茶客饮食所需、休憩恢复体力的同时，也是他们的客厅、市场、娱乐场、讲台、办公室等事务的重要场所。

2012年3月在保山市隆阳区青龙镇调查时，笔者也发现这里有多家上百年历史的茶馆。这些茶馆门面几乎同镇上其他商铺一样，在只是面街墙面上凿了一个凹进去的窗台，兼作柜台。与众不同的是，茶馆的窗台里面是一座架着烧水大锅的灶台。其中一个茶馆灶台的台面已经在长期的加水、取水过程中，被衣服磨得泛着亮光。大多数茶馆并无“收银员”，只是灶台上放着一袋茶叶和一个盛放零钱的木盒。茶馆店里面的门板、墙壁因长期烟熏和氧化已呈棕褐色，地面已经因喝剩的茶水被客人泼洒后再被扫走呈鸡蛋大小的蜂窝状。桌椅板凳仍是原木长条桌和长条凳。

虽然这些茶馆陈旧的设施设备同周围现代化的酒吧、冷饮店和餐馆相比显得捉襟见肘，但它们却广受周边群众的欢迎，尤其是赶集的日子，几乎开门伊始就座无虚席。周边赶集的民众只需付出几毛钱，便可向店家购买茶水，坐在长条凳上品饮解渴，饿了到隔壁的蛋糕店买上块蛋糕，边吃边喝。茶客之中，亦不乏三五一堆联络感情者，或者交流田地的管理、收成，街市商品价格的变化者。还有些着急赶路的，无心坐下喝茶，就索性直接在柜台处跟老板“讨”口水喝喝继续赶路。

宏观层面上讲，覆盖于滇藏川地区的茶马古道网络如同一株牵牛花般，以其看似柔弱的藤蔓将三个地区于不断地交织、缠绕中关联在了一起。微观层面上讲，茶馆也是特定区域内一株无形的牵牛花，就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的茶叶消费过程中，它同样在不停地推动着周围社区民众之间的交流和认同。因为茶馆不仅是成都等滇藏川地区城镇日常生活的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人员和信息的汇聚地，亦是一个公共舞台。如同王笛在《茶馆》一书中所言：

作为一个微观世界，茶馆包含了各种社会因素。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各种人在这里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反映了城市生活的丰富和地方文化的力量。各种社会群体、集团和组织主导了茶馆生活，国家则力图对茶馆进行规范，对茶馆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171]

作为我国最早开始茶叶商品化生产的地区之一，四川民众不仅在日常生活与待客中大量消费茶叶，而且将茶馆文化在成都平原上发挥到了极致。此举不但为成都等城镇内的居民健康提供了有效保障，实现了成都持续、稳定发展。成都的茶馆遍布也将茶叶在微观区域中的关联作用充分发挥了出来，成功地将茶叶转变为人际交流的媒介，促进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活跃和民众的交流。

虽然在滇藏川茶马古道贸易网络上，成都同云南的昆明一样并非其商贸往来的核心区，在茶叶等物资集散上不像云南的大理、丽江、中甸和四川的雅安、打箭炉等地举足轻重，但它却是滇藏川地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同时也是非常典型的茶叶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成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既是更大区域的行政中心，也是我国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心，是汇聚了儒道释三家思想菁华和地方文化精英的地区，是滇藏川地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支点。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官方商贸管理和民间文化认同，既为商脉的贯通提供着保障，又一度影响着茶马古道网络的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