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叶大规模种植和贸易的带动之下，滇藏川地区的一些茶叶集散地也因大规模茶叶贸易的持续进行而日渐凸显了出来，并逐步发展为颇具规模的城镇，成为茶马古道这株牵牛花的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攀附节点。虽然樊绰记载的茶叶生产和消费情况我们无从考证，但谢肇淛《滇略》卷三为我们大致揭示了明代云南茶叶的生产和消费情况：

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这里所说的“普茶”即普洱茶，因产于普洱府且于其思茅厅集散而得名。明代之际普洱茶为“世庶所用”，尽管其品质在谢肇淛看来也只是“差胜饮水耳”，但这段记载已经毫无疑问地说明它仍然培养出了相应的消费群体，已成为一种地方性“名茶”，至少获得了当时云南省内民众的认可。

（一）产地及其周边市场

随着清代普洱茶的进一步发展和省外市场的开拓，云南茶叶的经济日渐凸显，部分茶叶生产和集散节点开始引起一定关注。如檀萃《滇海虞衡志》载：

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耑，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采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119]

关于这些茶山的产量，云南提督郝玉麟于雍正六年（1728年）奏称：“访问茶山大局，据称茶山地方，甚属辽阔。每年所产普茶，不下百万余斤。”^[120]如此之大的茶叶产量和销量，自然为茶山茶农带来了丰厚的“衣食之资”，所以地方志称茶农“仰食茶山”，“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121]

另据相关研究，乾隆年间，普洱茶已运销四川、甘肃、陕西、西康、西藏等地，康藏地区的马帮，每年3月和10月两次前来以物换茶，年运往西藏的普洱茶有3000—5000驮，并经安南（越南）河内、香港运销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思茅被开辟为陆路商埠，设立海关，商贾云集，马帮四至。宣统年间，普洱茶又由佛海出口，经缅甸景栋、仰光、孟加拉湾运往南亚、西亚和欧美。^[122]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在英国人戴维斯于19世纪末抵达时：

思茅是一个大的商业中心，贸易主要为茶和棉花，是从南边的掸邦运来的。普洱茶由于质量好在中国很有名，茶种植在城南6—12个行程的山上，地名叫耿洪或如汉人称之为龙江。我听到过的主要产茶区为义盘、义乌、玉龙、勐撒和勐腊，都位于湄公河东面的耿洪境内。年产量估计为15000担，约900吨，平均价大约1卢比买3磅。如果这些数字准确的话，出口产值约为670000卢比，即45000英镑。

他们告诉我说十分之七的茶运往云南府，从那儿运往云南东部、四川和其他省份。留下的多数运往大理和云南西部的其他地区和西藏。^[123]

普洱茶品牌的远播和销量的扩大，也大大促进了普洱府城的发展和繁荣。清代的普洱地区已经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在府城里建立了江西、陕西、两广、四川、湖南等省区的会馆，以及抚州、庐陵、吉安、建川等州县的会馆。今天的宁洱县城中仍保留着一座明清时期的江西会馆。

就像牵牛花的藤蔓在攀附过程中对周边物体从不挑剔，有着极强的包容性一样，茶马古道上商人在贸易过程中也从不排斥茶叶之外的商品。茶叶的集散贸易还带动了其节点城镇丝绸、药材、象牙、马匹、农具等物品的交易。如由于各种交易量的激增，周长3里的普洱府城之内已经不能满足民众交易的需要，就连府城南门外的新民街也变成了新的交易市场，进行一般商品的交易，扩展成了普洱府的“城外城”。^[124]

思茅的市场在南城外南门正街，茶号林立……东门外顺城埂至南门的顺城街，都是开设马店。连接顺城街的新兴街，又多是手工业，木、铁、皮等技工经营马帮所需的鞍架、皮革、铁、铜等器具。……至茶号已发展共有二十二家，究中如陈镜若之恒和元，雷朗然之雷永丰等十七家茶号，都是石屏县人，其余五号为四川、河西人所经营，故说思茅商务之盛衰，视茶业之畅销或滞销为转移。而茶业之畅销滞销，又视往来骡马之多寡。^[125]

历史上的欧洲民众大量消费的香料^[126]、蔗糖^[127]、茶叶^[128]等商品也同样是需要经过从产地到消费区的长途运输，但总体来看，这些物品的运输大都是经过海路，以点对点的形式进行的，即使会在消费区与产区引发一系列的关联反应，生产—消费过程影响到的相关群体也仅限于生产者、消费者与中间商人而已。

滇藏川地区的茶叶运输与贸易则呈现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由于山高谷深、河流湍急，这一地区既无法开辟出供商人们“日行千里”的通途，也无法在江河上沿着固定的路线行船，商人们只能采取人背马驮的形式将茶叶一站一站地从产地接力转运到消费区。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要不断地停下来休息，获取长途运输中的补给，而且要见机行事，灵活调整局部运输路线并努力从沿线的贸易中获取最大利润。这就使得茶叶运输和贸易路线两侧的城镇、乡村中产生了无数不同等级的市场及服务设施。就像牵牛花的藤蔓不断向前伸展，并其主干的两侧还延伸出更加灵活且不停伸展众多的支脉一般。滇藏川地区的长途茶叶贸易不仅串联起了产地和消费地，而且在两地之间形成了一道密密麻麻的贸易网络——茶马古道，在亚洲大陆上最险峻的地脉背景下，以其密如织网的通道将滇藏川地区不同等级的市场和社会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二）中转集散市场

所以不光茶叶产区和产区市场，在作为滇藏、川藏茶叶贸易网络的沿线上，也有很多城镇因为茶叶等物资的中转贸易而逐渐成长壮大了起来，成为犹如牵牛花藤蔓攀附节点的区域性茶叶贸易中心城市，并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区域社会与文化传播的中心。其中最典型的为滇西北的丽江和四川的打箭炉两地。

丽江位于云南西北部，青藏高原南端，是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过渡的云岭山脉的衔接地段，东部及东北部与四川省攀枝花市和凉山州毗邻，西部与怒江州兰坪县及迪庆州维西县接壤，西北部与迪庆州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隔金沙江相望，南部与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鹤庆、宾川三县及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永仁两县相连或隔江相望。因为其区位交通优越，丽江地区历来是云南和西藏、四川等地交流的重要关口，是历代马帮中转交易的最佳地点。“由云南昆明，经丽江、中甸、阿墩子（德钦），过宁静山，转昌都，约两月半可抵拉萨，云南商人多取此道。”（黄慕松等《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早在汉晋之际，纳西族的先民就在同四川巴蜀地区的商人进行着布、帛、盐巴、铁、畜等产品的交换。唐、宋之际，吐蕃、南诏大理国和纳西族先民均有着密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往来。东巴经《多格绍》中已有“藏族聪本（藏商老板）马帮九兄弟，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的记述。^[129]

笔者也曾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自拉市海边的“歇驮坪”出发，沿着五公里多的茶马古道遗迹考察到位于金沙江边的“新闻渡口”，从该渡口坐船过江即到达中甸境内。渡口旁边名为“渡口村”的寨子就是由管理丽江至中甸的贸易而设置的一个税务司演变而来，村中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房子，曾为税务司的所在地。税务司的设置必然是此处的贸易往来规模已经引起了官方的重视，虽然我们今天已无法查的当年的详细税收规模记录，但由此我们也不难一窥此地商人往来与贸易的频繁和规模。

同样是因为丽江“踞全滇之上游，通巴蜀之要塞”，“外控蕃藏，内敝滇西”，歇驮坪至新闻渡口一带历来也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今日此处的茶马古道遗址上仍残留着一堵由糯米汁、秸秆、黏土等材料版筑而成的墙体遗址。虽经几百年风雨的侵蚀，墙体仍显得异常坚固。这座墙体遗址正是丽江木氏土司派兵瞭望金沙江对岸蒙古军队的一个哨所，今天仍被人称为“蒙古哨”，附近村寨中的老百姓也大都是哨兵的后裔。(www.daowen.com)

丽江市永胜县茶马贸易市场的开设，茶叶等物资大规模贸易的往来，以及与之相伴的周边各族群的往来，也大大加速了丽江城镇面貌的改变。

在经年不断的物资中转贸易和交流中，纳西族很早就开始了对周边思想文化的学习与吸收，将周边民族思想文化的精华转化为自身的优势，继而开拓着更广泛的物资和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这种吸收和交融过程是在相对平和、恬静的氛围中进行的。进一步加强了丽江在滇藏川区域物资交往中的上述优势，吸引着滇西北和西藏的藏族，滇南、滇中的汉族、白族等民族的马帮源源不断地在此中转贸易。同时推动着丽江古城由道路码头而逐渐形成的物资集散地，最终人烟辐辏，成为远近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此过程中，丽江还逐渐出现一些为长年在茶马古道上流动的“行商”（即马帮）服务的“坐商”，为满足这些“行商”和“坐商”的生活和交易需要，这个区域的社会、文化功能越来越完备，形成一个聚居区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兼有集市和聚居功能的城市。

不容否认，丽江有着长期滇藏贸易奠定下来的坚实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茶叶贸易对其形成和进一步发展中的“加速”作用尚不是很明确。但四川的打箭炉却完全可以说是一座因为川藏间的茶叶等物资贸易而形成并逐步发展壮大的城镇。

打箭炉所在区域原本只是周边游牧民族的夏季牧场，宋代之前几乎一直都没有常住居民，直到元末明初才因打曲和折曲两河汇流于此，而被称为“打箭炉”并被载入汉文史籍。不过打箭炉“三山环抱、二水中流”的地形既造就了这一地区的盆地中相对平缓的地形优势，也凭借相对平缓的河道形成了早期的商队行进通道。加上区域交通上它占据着由四川进出西藏的必经孔道，周边既有大道作为“主动脉”，也有如毛细血管般密布的小道。交通往来上，由打箭炉进入西藏的道路翻过折多山后可分为南北两条大路，南路过雅砻江、理化、巴安、宁静、察雅至昌都，为清代入藏的官道；北路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到昌都，为商人往返西藏经常选取的道路。由打箭炉进入四川省内也有若干通道，大致而言，可顺炉河峡谷而下，经深坑、柳杨、大藏、日地、头道水、大岗等到泸定桥，然后再分为三路到达四川的重要茶叶产地和集散地雅安。^[130]

在上述之，前文已谈及四川是我国茶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和重要传统茶叶产区，境内的武都等地很早就成为区域性的茶叶集散市场。四川境内的雅安、天全、荥经、名山、琼州等地不仅大量产茶，而且也为藏族聚居地区民众学会饮茶提供了重要渠道，同时还是后者所需茶叶的重要来源。上述两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打箭炉成为川藏茶马贸易重镇似乎是注定的必然。

只是打箭炉成为川藏茶叶、马匹等物资贸易的中转站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虽然自唐末至清初的几百年间，历代政府都出于“以茶治边”的需要，实行了茶叶专营的政策，在西南地区的岩州、雅安等地设置了茶马司等机构管理茶马贸易，人烟稀少的打箭炉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明代中后期，在官方茶马贸易管理日趋松弛，但民间茶叶需求不减反增的情况下，为了获取茶叶贸易的厚利，民间私贩也乘势在原本少有人烟的打箭炉日渐活跃了起来。“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祸，渡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打箭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于是，始有坐炉之营官，来往贸易诸番叠经更替……”^[131]

庞大的茶马贸易规模虽引起了藏族聚居地区和明廷的注意，但当时的明廷在内忧外患之下，已是自顾不暇，所以藏族聚居地区政府就派了营官来监督管理打箭炉的茶马贸易。这一既成事实也得到了清廷的默许与认可，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四川巡抚于养志疏言：‘臣尊旨同乌斯藏喇嘛营官等，查勘打箭炉地界，自明季至今，原系内土司所辖之地，宜入版图。但番人藉茶度生，居处年久，且达赖喇嘛曾经启奏，皇恩准行，应仍使贸易……’理藩院议复，从之”。^[132]直至四年后，清政府开始介入打箭炉的茶马贸易管理，吸引了各地更多的商人积聚于此，使得打箭炉的商贸活动也更趋繁盛。打箭炉从自由贸易向官方的转变，也生动地体现了茶马贸易由民间自发向官方的监督和管理转向。

与茶马贸易规模的由小到大相应，打箭炉的城镇体量也有一个从无到有，再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关于这一点，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境域》中已经有非常精炼的概括：

其地本非市场，自唐以来，随茶马交易，日趋繁盛；由架设帐幕之临时市场，而为建筑碉房之锅庄交易。元时，设长河西鱼通宁远土司于此，即所谓明正土司也。红教喇嘛寺，亦元时。至明时，尚仅有住民十余家。清初始建黄寺，住民增至三十余家……雍正七年，置打箭炉厅，汉人来此经商领垦者渐众，市场勃兴，由三四十户增至百余户；乾隆时，增至数百户。^[133]

作为建立在茶叶贸易基础上的城镇，打箭炉在人员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人员结构方面，虽然打箭炉也是一个商人、僧侣、官员、农牧民等人员的辐辏之地，但更多的还是商人。商人来源方面，喇嘛、土司、陕商、川商都在打箭炉设立了商号，其中又以陕商最为活跃，凭借着自己的吃苦耐劳，发扬着远道经营的特点，在打箭炉进行着多种商品的贸易往来，最终占据了打箭炉将近一半的商业资本，“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锐敏，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134]商人和商贸往来的活跃，使得打箭炉的“全市基础，建于商业，市民十分之八九为商贾。南北东三关，设有税关，年征税款约三十万元。东关收入最旺，由藏输川者，药材为大宗，皮毛次之。由川输藏者，茶为大宗，布帛次之。骡马驮包，出入三关者，日恒数十百头。街市之间，粪秽狼藉”。^[135]正是因为商人的活跃，打箭炉迅速就成长为康定草原上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城镇，至清末已有两万多人口，在折多水南形成了蜂窝街、大炮街、马市街，北岸有营盘街、诸葛街、老陕街，通过四道木桥连接南北街巷。

产业结构方面，与茶叶贸易紧密相关的锅庄业、缝茶业、皮房业也成为打箭炉的支柱产业。锅庄是一种因贸易而兴起、为贸易服务的综合性行业，兼有土司头人、经纪人、旅店、借贷、贮存等功能。最初的藏族商人多自带帐篷，在便于生活和防卫的山脚或水旁居住，购买茶包后就返回藏族聚居地区。后来随着锅庄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木雅十八家锅庄迁到打箭炉之后，锅庄迅速成为汉藏商人间交易的中介人，不仅接送汉藏官员，而且接待商人，满足他们对食宿和牲畜存放、饲养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一切尽可能的方便。更重要的是，锅庄还要保障双方货物不受损失，负责代购茶包。如此一来，锅庄就迅速成为打箭炉非常兴盛的产业：

昔明正土司盛时，炉城俨如国郡。各方土酋纳贡之使、应差之役，与部落茶商，四时辐辏，骡马络绎，珍瑰荟萃。凡其大臣所居，即为骡马商巢息之所，称为锅庄，共有四十八家，最大者八家，称为八大锅庄。^[136]

缝茶业其实就是茶叶的再包装产业，为茶叶长途跋涉进入藏族聚居地区提供外包装准备的行业。从打箭炉到西藏的长途运输过程中，商人们必须保证茶叶不受潮、不散失、不串味，就必须在购买茶叶之后加以非常严密的外包装，然后才能上路。虽然是茶叶贸易的“副业”，但却因此而雇用大量人工。根据吴吉远的介绍，打箭炉的缝茶工人最多时曾达到一百三四十人，分上、下街两地作业^[137]。

同其他商品相比较，茶叶的消费需求具有比较明显的相对稳定性。茶叶中含有咖啡因等可以刺激人体神经系统的成分，也是一种“瘾品”。虽然其成瘾性没有烟草、鸦片等产品强烈，但也会使人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性。随着茶叶和饮茶习惯的逐渐扩散，茶叶的消费地也逐渐扩散并相对牢固地稳定了下来，呈现出相对稳定且逐渐扩大的市场需求。进而，同其他“非瘾品”的贸易和消费而言，茶叶的贸易和消费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除非遇到大规模的战争，茶叶的市场需求很难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更不会在短时期内消失。

同时，相对稳定的茶叶消费需求也与相对稳定的茶叶生产相始终。茶树一旦栽培之后，每年都可供人们采摘和加工的茶叶产量虽然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偶然有所变动，但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这也并不是说产区的茶叶产量总是固定的，为了追求更多的茶叶种植、加工和贸易利润，不仅茶农在一直不断地努力提高茶叶产量，当地政府也会出台一定的措施，鼓励民众更多地开辟茶地，种植和加工茶叶，以抽取更多的税金。

正是在相对稳定的茶叶市场需求与相对稳定的生产二者的互动中，滇藏川区的一系列新兴的商业市镇日渐繁荣了起来。不仅传统的茶叶集散地，如普洱等地吸引了茶农和各地茶商的会集，作为传统茶叶和物资贸易中转站的大理、丽江等地也因为茶叶的运输、贸易逐渐成为联结云南和藏族聚居地区的重要商业城镇，同时也成为藏文化与云南其他族群文化交流融通的平台，成为更大区域内民众社会生活的中心。

丽江、打箭炉等一系列由茶叶贸易而出现的城镇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在山高谷深的滇藏川地区，不是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决定了市场的布局，而是一系列长途运输线路的发展与交会催生了较大型的集散市场，进而在为市场贸易服务过程之中，更多的人群聚集到了市场周围，形成了城镇和居民点。正是茶叶等物资的长途贸易及一系列城镇的出现，才使茶马古道成为系连滇藏川地区多元经济、政治的一条重要纽带，使这些地区在地脉、文脉、商脉的互动中结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

催生以交通网络为中心的市场和城镇以外，茶叶的贸易和消费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滇藏川地区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城镇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国人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