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指出，茶叶最初的发现和使用是人们适应西南地区生境的手段，因其适宜山区农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在西南及更广阔的地区传播了开来。但由于茶叶种植生产和消费中的特点，茶叶逐渐传播开来之后，尤其是成为西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必需品后，却迅速成了滇川等地区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和商品。其生产目的已不再是出于自身消费的需要，更多地是为了进入市场销售，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而获利较高的茶叶消费市场又通常远离其产地，这就使得从产区到消费区的整个长途运输成为茶叶整体价值体现的重要环节，而且这一环节中通常还要经过多次的中转才能完成。结果，茶叶的生产和消费不仅在经济上关联起来了产区与消费地，而且在其主要交通运输线路上还催生了一系列以茶叶等物资中转为主要业务的市场。

从已有证据来看，曾被称为“武都”的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早在西汉时期已经成为茶叶专业集散市场。王褒^[111]在其《僮约》中就有“武都买荼”的规定，言：“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餔。涤杯整案，园中拔蒜，断苏切脯。筑肉臛芋，脍鱼炰鳖，烹荼尽具，已而盖藏。……牵犬贩鹅，武都买荼。”^[112]当地的茶叶贸易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知名度，是周边地区相对固定的茶叶集散中心。^[113]因为当时的犍为郡治武阳（即王褒笔下的“武都”）是犍为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这里又自古以来产名茶，战国时代已成茗饮之地，且是一块水陆交通要冲，西汉时代发展成为茶叶集散地自然毫无疑问。

“武都”作为茶叶集散地在常璩的《华阳国志》中再次得到了印证。在《华阳国志·蜀志》“南安县，汉有盐井”条注释中，常璩言：“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多陂池。”^[114]南安即今天的乐山，与武阳毗邻。这里说这两个县出产名茶，既可能指这两个相邻的县种植生产名茶，也可能指这两个县是名茶的集散地。笔者认为这一记载中二者兼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不过由于时隔久远，加上这些文献记载中对西南地区茶叶贸易只是“略谈一二”，我们今日已很难了解到这些早期茶叶市场的贸易规模和辐射区域。

在种植与生产的基础上，对茶叶的持续需求和不断扩展的市场就像一株萌发后不断在现有节点之上伸展的牵牛花一样，在隋唐之际的滇藏川地区逐步伸展了开来。随着隋唐之后全国社会大环境的改善，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动乱和分裂局面结束后，南北关系日趋融合，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隋唐的茶叶种植面积、栽培加工技术、产量、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表现在茶叶产区方面，方健的研究已经表明：

唐代43州产茶，五代、宋初已达60州，江南东西道增加的产茶地分布较多，所以后来居上，成为宋茶产量最多的地区。产茶地区的不断拓展，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茶产量的大幅度提高。^[115](www.daowen.com)

就滇藏川地区茶叶市场而言，在武都等茶叶集散市场的集散效应拉动之下，唐朝时期蜀地的茶叶已经行销到了全国各地，如《膳夫经手录》中就有了“蜀惟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贵重之，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116]的记载。

宋代成都周围已经诞生了若干雇佣上百人的大型茶园。如《太平广记》卷三十七中的记载：“九陇居人张收珪，家甚富，有茶园在阳平化仙居山内，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辈，男女佣工杂之园中。”^[117]召集一百余佣工来采茶，肯定也不只是为了自家人使用或者赠送亲朋好友，因为每日百余人采的茶叶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需求，显然是专业化的茶叶商品生产。不止成都地区，云南普洱、西双版纳一带的茶叶生产唐宋期间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为茶叶集散中心的形成和向外进一步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唐朝末期的樊绰在其任安南经略使蔡袭幕僚期间，根据对南诏境内情况的调查了解撰写的《蛮书》中就记载着“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这是云南茶叶第一次正式进入史籍记载。其中的“银生城界诸山”指的是今天的景东、景谷及其以南的地区。从樊绰的记载来看，当时“银生城”的茶叶产量和贸易量应该不小，至少在南诏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规模已经算很大了，否则不会引起他的太大注意的。

根据樊绰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唐代的“银生城”已经是周边各茶山的集散和转运中心。因为“一般来说，地区贸易的形成，依赖于生产集散地和转运中心的形成，这个集散中心要具备距离产地近、交通相对便利、劳动力充裕和具有发展贸易的环境等特点”。^[118]只是从其记载的“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来看，唐代南诏境内的茶叶加工和使用方式仍带有很强的药用“遗迹”，明显不同于樊绰生活的时代已经被陆羽《茶经》严格规范后的方式，所以才引起了他的很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