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无论是秦汉以来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道路交通的开发，还是唐宋之后中央政权对茶叶、马匹等物资贸易往来的管理，均是中央政权加强同边疆地区联系，继而实现对周边少数民族管理的途径之一。表现在茶马贸易中，虽然早期官方介入茶叶贸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其中的税收和垄断利润，而宋明以来的官营茶马贸易，在满足中央政府对大量战马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央政权以茶叶贸易为羁縻和控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要手段。

官营茶马互市的推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以茶控边”的预期效果。如历史上长期面临辽、金、西夏等周边势力侵扰的宋朝，在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博弈的过程中，就成功地将南方的茶叶变成宋廷非常重要的“筹码”和“诱饵”。根据沈冬梅的统计，北宋近170年几乎平均每五年就赐茶一次给周边少数民族：

对少数民族定时岁赐茶约十次，分别针对五六个民族，表明在某种稳定的民族关系中茶的作用；以茶作为诱饵，企图使蕃夷归顺或效命者共有四次，其中又有三次专门针对西夏，而只有一次收到了引诱的效果，茶等物质利益的诱惑在最终并没能阻止西夏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而对邈川七次赐茶、对西凉府六谷部二次赐茶、对吐蕃及蕃部的五次赐茶，则表明宋政府对臣服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着经常性的茶叶赐予，常常是以赐茶等物品作为奖励，所以茶也因此在宋代对四裔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具有了重要的媒介地位。^[82]

茶既是中央政府和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友好交往中的重要媒介，二者的敌对局面也很有可能因后者的“恃茶”而改变，甚至可以成为决定双方征战或议和的重要砝码。如西夏元昊同宋朝的战争，就因为后者终止了茶叶等西夏民众重要生活物资的供应而不得不中断。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宝元元年（1038年），在元昊建立夏国之后并连年发动对宋战争的情况下，宋朝终止了与西夏的互市。直到庆历四年（1044年）十二月，宋夏议和之后，才在元昊的请求下重新开放了保安军和镇戎军的榷场。双方议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争导致宋朝关闭了互市并停止了岁赐，而“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83]，茶叶已经成为宋廷与西夏政权议和的重要砝码。

不只西夏民众已经培养出了饮茶的嗜好，离不开来自宋朝境内的茶叶，西夏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民众，至迟在宋代也已对茶叶产生了深深的依赖。司马光的《论西夏札子》对此有形象总结：

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84]

在“惟茶最为所欲之物”^[85]的情况下，茶叶供给已是宋廷用以逼迫西夏政权停战并议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通过岁赐或者岁供等渠道“免费”进入到西夏的茶叶，还是通过官方或者民间的“付费”渠道进入西夏的茶叶，均可以满足他们对茶叶的需求。在市场需求固定的情况下，“免费”和“付费”的茶叶之间还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冲突。对西夏而言，“免费”的岁赐和岁供茶叶当然是越多越好。故而在与北宋议定战后和约时，西夏提出了每年增加赐茶数的要求。只是考虑到西夏向宋廷提出岁赐的茶叶量也非常大，不仅对南方产区民众的生产和上缴提出了很高要求，“劳民伤财”，而且西夏提出的茶叶数量足以满足其民众当时对茶叶的需求，也有可能引起契丹等其他政权的效仿。所以当欧阳修等人误以为宋廷许诺赐予西夏约相当于二十万三千零二十小斤的五万大斤^[86]茶叶时，就上书极力反对此举：

臣伏睹昨者西贼来议通和，朝廷许物数目不少，内茶一色，元计五万斤。缘中国茶法大斤小斤不同，当初拟议之时，朝廷谋虑不审，不曾明有指定斤数。窃虑西贼通和之后，须要大斤，若五万斤大斤，是三十万小斤之数。如此则金帛二十万，茶三十万，乃是五十万物。真宗时，契丹大举至澶州，只用三十万物。三十年后，乘国家用兵之际，两国交争，方添及五十万。今元昊一隅之敌，一口便与五十万物，臣请略言为国家大患一两事，不知为国计者何以处之?　三十万斤之茶，自南方水陆二三千里，方至西界。当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为休民息力，若岁般辇不绝，只此一物，可使中国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计元昊境土人民，岁得三十万茶，其用已足。然则两榷场舍茶之外，须至别将好物博易贼中无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与中国为敌国，指元昊为小邦，若见元昊得物之数与彼同，则须更要增添，何以应副?　不过云茶不比银绢，本是粗物则彼必须亦要十数万大斤。中国大货利止于茶盐而已，今西贼一岁三十万斤，北虏更要二三十万，中国岂得不困?　此其大患三也。^[87]

不光欧阳修，田况也极力上疏，力陈宋廷与西夏此次议和中茶叶的数量不可小觑：

近闻西界再遣人赴阙，必是重有邀求。朝廷前许茶五万斤。如闻朝论欲与大斤，臣计之，乃是二十余万斤。兼闻下三司取往年赐元昊大斤茶色号，欲为则例，臣窃惑之。盖往年赐与至少，又出于非时。今岁与之，万数已多，岂得执之为例？若遂与之，则其悔有三，不可不虑。一则搬辇劳弊，二则茶利归贼，三则北敌兴辞。所谓搬辇劳弊者，自西事以来，鄜延一路，犹苦输运之患，卞咸在鄜州，欲图速效，自鄜城、坊州置兵车，运粮至延州，二年之内，兵夫役死冻殍及逃亡九百余人，凡费粮七万余石，钱万有余贯，才得粮二十一万石。道路吁嗟，谓之地狱。今茶数多，辇至保安军益远，岁岁如此，人何以堪？议者欲令商旅入中，可以不劳而致。且商旅惟利是嗜，非厚有所得，则诱之不行。庙堂之论，本谓缣贵茶贱，故赐茶五万斤，以充其数。今计利者谓若令商旅入中，则一缣之费未能致茶一大斤。此不得不悔也。所谓茶利归贼者，臣在延州见王正伦伴送元昊使人，缘路巧意钩索贼情，乃云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今既许于保安、镇戎军置榷场，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彼若岁得二十余万斤，榷场更无以博易，此不得不悔也。所谓北敌兴辞者，今北敌嫚视中国，自欲主盟边功，茍闻元昊岁得茶二十余万斤，岂不动心?　若缘此亦有所求，必不肯与元昊等，至时果能以力拒之乎？此不得不悔也。^[88]

从上文欧阳修、田况的极力谏议来看，当时不仅西夏、契丹等族民众对茶叶的需求量已经非常大，而且随着饮茶习俗向更远地区的传播以及民众对茶叶依赖的形成，民众的日常饮食生活的维持也受他们所在政权同宋廷的茶叶贸易的影响，甚至如上文所举西夏政权般，同宋廷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由茶叶供给的正常与否而决定。这就使茶叶贸易的边界变成了宋廷等中央政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无形边疆——“茶文化边疆”。

不光西北地区，宋时西南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也在茶叶和其他物资的贸易中，同宋廷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联系。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地区既是历史上各族群迁徙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历史上族群杂居最为复杂的地区。宋朝之际，仅黎州南面就分布有风琶、两林、邛部川蛮、保塞、三王、弥羌、净浪等十二个部落^[89]，是汉、藏、彝、羌等族群的杂居区，同时还是通向大渡河以南和滇中、滇西北交通线的必经之地。宋朝就曾在黎州开设茶马市，在设羁縻州的同时对少数民族首领加封官爵并进行赏赐。虽然由此形成的宋廷和黎州少数民族民众之间的关系仍比较松散，但茶马贸易的进行却使黎州成为周围各兄弟民族物资交易往来的中心，以至于当时大理等地少数民族所产马匹也被吸引到黎州进行交易。^[90]

在宋廷主导下，西南地区民众围绕茶叶等物资长期大规模交易的进行，也为各族群之间的和平相处与友好往来，为西南地区融入多元一体格局铺平了道路。从历史上看，虽然宋代西南地区的叙州、泸州等地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曾同宋朝发生过一定的武装冲突，但总体来看西南地区的局部边境还是要相对安宁许多，不仅使宋廷得以摆脱南北受敌的境地，有更多的精力来处理同西北西夏和东北辽金等民族政权的关系，维持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宋朝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赢得了相对和平的环境，为中原地区都城汴京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兴盛提供了有力保障。

对军事实力相对有限的宋廷而言，在有效统治疆域有限的情况下，面对着四周军事实力非常强大但嗜好饮茶的少数民族势力的压力，以茶叶作为“砝码”换取边境的短暂和平与稳定，确属无奈的“下策”。但对明廷而言，茶马互市已经变成了明朝治理边疆和实现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上上策”。因为此时中央政权的有效统治疆域已经涵盖了“恃茶民族”地区，国家整体军事实力已经大大增强，茶马贸易只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如前文所述，明朝政府却对茶叶贸易的管理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其目的正是利用“以茶易马”的贸易于无形之中实现对边疆的治理。

经过几百年的传播和使用之后，茶叶已经成为北方和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民众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茶叶也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对居住在西藏、青海、新疆、甘肃等地区“番人”对茶叶的需求，明人已有深刻的认识。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有透辟入里的分析讨论：

番无稷也，羌人以牛羊乳及芜根为食，以茶为饮，非茶则无以为饮，而食亦不多。^[91]

蜀中有至细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之者，茶是也。五谷饔飧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则不以为急。布帛帷帐非不丽也，御穹庐毡裘者则不以为重。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92]

“以茶控边”尤其表现在建国初期。明朝有着辽阔的疆域和漫长的边境线，边防压力极大，加上北逃的元朝蒙古族势力的侵扰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武装侵略，边患频发，亟需大量战马配备边防前线。而明朝境内的各番族畜牧业历来很发达，出产的马匹数量较多且质量很高，以茶易马也是他们同明廷“各取所需”的最佳选择。明廷对此也自然十分清楚，“番人纳马，意在得茶耳。各番以茶为命，不得茶病且死矣。”^[93]故而明廷开始利用其拥有的政治军事权力和对茶叶的垄断地位，要求西北少数民族以“差发”的名义向朝廷纳马，以换取他们所需的茶叶。“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过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94]

也正是出于茶叶贸易在明代边疆治理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位置，严格操控同周边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始终是明廷的重要战略方针。而此时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已经被纳入了明朝的有效统治范围之内，军事实力已远不能同明廷抗衡，但广大普通民众又培养出了对茶叶须臾不可或缺的迫切需求，“乃知中国之茶，真足以系番人之心，而制其死命”。^[95]只能在茶叶“软实力”的作用下，对明廷报以顺服投诚的态度。结果，以汉民族为主体、本需面对巨大边防压力的明朝，由于茶马贸易政策的成功施行，大大缓和了同西北和北部众多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减轻了边疆地区的忧患。“当是时，帝（明太祖）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96]

当然，“以茶驭番”政策的施行，既与明初统治阶级的智识有关，也与其后历届官员在茶马贸易管理中的努力紧密相关。以茶易马的和平交往政策及边防治理措施也得到了太祖之后的明代统治阶级的深刻认识与奉行，以至于明代君臣在讨论同西北、北方少数民族关系时，饮茶和茶叶贸易都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如《明经世文编》：(www.daowen.com)

祖宗好生之德，不嗜杀人之心，而私茶通番，辄以极刑凌迟论罪。其意之所在可知已。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其所系诚重且大，非可以寻常处之也。^[97]

也正因为茶叶对明代西北地区的边防如此之重要，有明一代在对民间走私贸易严查的同时，也严格限制着开放茶马贸易的地点和进行茶马贸易的少数民族群体，以图借自己对茶叶资源的垄断牢固地控制茶马贸易，掌握西北少数民族的“死命”。如神宗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已投降明廷多年的俺答汗在第一次请求开放茶马市无果^[98]之后，又先后两次请求开茶市时，均遭到了时任巡茶御史李时成等人的反对。《明史纪事本末》载此事言：

俺答以番人入汉，久且慢我，遣大都巴石虎启幕府，请得比番开茶市。廷议且许之，李时成复奏言：“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带，抵嘉峪、金城，绵互数千里，番族星罗。西寇之不敢长驱而南，以番为之蔽也。顾番人须茶最急，一日无茶则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悬于中国，俾世受约束，藩我西土。脱以茶市假之，俺答逐利，而专意于番。番求生，而制命于俺答，彼此合一，其遗患可胜道哉！”上是之。兵部谓茶市不可许，但俺答称迎佛，僧寺必须用茶，量给数十篦示恩。报可。俺答复求开洮州茶市，进马五百匹。论止之。^[99]

俺答汗是活跃在今天的内蒙古南部和山西、陕西、宁夏北部的一支蒙古族的首领，曾长期与明朝对抗并屡次占领了榆林、大同、河套等地，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归顺后被封为顺义王。他们的归附虽然大大缓解了明朝北方边境的紧张局势，也拉近了长期处于对抗状态中的明廷和蒙古族之间的关系。但是明廷却拒绝了俺答汗开茶市的请求，只是象征性地给他少量的茶叶以示恩惠。因为在明廷看来，北方蒙古族系庞大的元帝国的统治民族，明朝成立之后又长期在北方地区同明政权抗衡，即使归附若干年后，明廷仍对其“心有芥蒂”，唯恐他们通过茶叶贸易同仍活跃在西北地区的其他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衡明廷。同时无法明确排除的是，拒绝俺答汗开市一事中，还有明廷欲独占茶马互市带来的种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使各少数民族同中央政府（而不是其他渠道）的直接茶叶贸易成为民众满足其茶叶需求的唯一选择，不得不依赖前者的茶叶供给，成为前者在西北地区的一道无形屏障。

巩固这道屏障的同时，明朝政府也在试图通过茶叶贸易建设新的屏障，对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茶叶贸易的开辟与管理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精力。几乎与俺答汗同时的西番羶藏的开市请求就在李时成的建议下获得了批准，《明史纪事本末》载此事言：

初，西番羶藏请纳马保塞，廷议勿受。巡茶御史李时成上言：“膻藏生西番中，族极远，未尝通贡市。一朝率众来降，彼实畏我威灵。第以洮西极边地，更得此族，不益厚固藩篱耶？矧今急须马，何为拒之？”上从之。^[100]

“从之”的背后虽有远交近攻的政治背景、以西番巩固边疆稳定的战略和满足战马来源的军事需要^[101]，但也不乏长期的交流往来中形成的彼此认可与信任，因为至迟在《目击番虏情状疏》中已载：“……更多番汉杂居。窃见有唇齿之势。”^[102]

为了更好地推动茶叶贸易的顺利进行，明廷在茶马贸易管理机构和制度之外，还在茶马的长途贩运途中提供了几乎无微不至的“服务”。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甘肃省陇南市康县的文化部门在望关乡的石猫梁就发现了一块“察院明文”残碑。该碑呈长方形，残宽70厘米、高90厘米、厚18厘米，青砂石质。2011年5月笔者考察时看到该碑碑额及碑文皆楷体阴刻，碑文七行中五行字迹易辨识，为“巡按陕西监察……示知一应经商人……茶马贩通番捷路……旧规堵塞俱许由……敢有仍前图便由……官兵道同□旅者……”“明文”是明代常见的一种文告方式^[103]，从其上述仅留的四十余个汉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明政府对于石碑出土之处作为茶马互市往来的重要关口和附近“通番捷径”的关注。

茶马互市的进行确实带有一定的不平等色彩，它是建立在作为贸易双方对茶叶、马匹等资源占有的不均衡性及对彼此需求强度的差异性基础上的，也可以说是明朝中央政权利用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对茶叶的嗜好而采取的维护政局稳定的“伎俩”。^[104]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央政权和边疆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活动，首先从经济方面为双方都开辟出了非常广阔的市场，既刺激了内地茶叶等农产品种植和加工的发展，也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畜牧业的繁荣。在茶叶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刺激下，茶叶从最初田间地头的“副业”转向了普遍化的大面积种植，甚至还一度成为某些地区民众的“主业”，茶叶加工也出现了专门化的分工，生产加工技术也随之得到了巨大提高。内地和边疆地区原本“截然不同”的产业结构，也由于物资交流和人员往来而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北方和西北牧区出现了农业，而内地农区既有生产所需的畜力，同时也出现了畜牧业。商脉的贯通和牵牛花藤蔓对其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关联效应得到了初步显现。

思想文化交流方面，茶马互市还是内地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边地多元经济、政治的文脉化。谭英华的《明代西南边疆之茶马市易》一文对此已有非常精辟的总结：

有宋以马易茶之制。初意一在羁縻番族，一在广收战马。而行之既久，影响渐宏，其于吾国民族文化、政治、经济诸方面所生效果，实非前人所能逆料。盖因置茶而交易发展，商业萌兴，边疆经济以是繁荣。因运茶而辟路开荒，置邮设站，边疆交通以是开发。因换茶而汉藏接触频繁，了解渐易，感情以是增进。经济文化之联系既坚，政治设施之推动自易。明太祖高瞻远瞩，有见及此，故于西北西南藏族茶马交易尤为措急，而其收功亦甚伟。终明之世，汉藏情谊融协，西南无边藏之患者，实有得于此。^[105]

还应当指出的是，茶马互市的进行，不仅仅是单纯的“以茶叶和马匹换来彼此和平”，在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互市的过程中，至少在被纳入同一政权管辖范围内的明代茶马贸易的过程中，中央政权已经考虑到了西北少数民族民众的交易习惯并采取了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如针对当时仍处于以物易物阶段的西北少数民族民众不认识汉区的度量衡，交易中习惯于看包装外观大小的特点，明廷于“正德十年，以每年招易，番人不辨秤衡，止订篦中马，篦大则官亏，小则商病，令酌为中制：每一千斤定三百三十篦，以六斤四两为准，作正茶三斤，篦绳三斤”。^[106]不仅如此，明廷也已注意到了茶马交易过程中奸商以次充好等欺诈行为，专门下文予以惩戒。如《明太宗实录》：

永乐三年十二月乙酉，上谓兵部臣曰：河州、洮州、西宁诸处与西番易马，朝廷本推诚抚纳远人，皆与好茶。闻近时守边头目人等，多用恶谬茶欺之，甚者侵损其财物，彼虽淳厚，不肯陈告，然心未能平。……仍榜谕边地官民，以朝廷怀远之意，今后马至必与好茶。若复欺之，令巡按监察御史察以闻。^[107]

在这些政策措施的推动及保障作用之下，茶马互市成为中原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上互通有无的重要纽带，像牵牛花将各个攀附物通过自己看似柔弱的枝干连接为一体一样，为商脉的贯通、政局的统一和民族的交融奠定了基础：

两宋王朝所提倡和经营的茶马贸易，对宋朝军事上保证战马的需要，政治上保持同西南吐蕃等族的友好关系和边境安宁，经济上促进汉族和兄弟民族相互之间的生产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从宋代开始的茶马贸易亦为后代所继承，成为汉藏等族人民加强经济交流，促进友好关系和民族团结的纽带。^[108]

明清官办茶马互市……又在另一方面为边疆地区各民族的民间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从而为促进各民族交往、增进各民族友谊做出了一定贡献，并为后来将边疆民族经济纳入全国性市场，建立国内统一的经济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进行了基础性积累。^[109]

尽管茶叶只是今日微不足道的饮料之一，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它亦非不可或缺的食物，但它却无疑是中国饮食文化史上影响最大和最深远的。从理论上说，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很少食用蔬菜，造成的维生素缺乏等方面的问题，以及茶叶消食解腻等功能，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解决。如茶叶传播到藏族聚居地区之前，藏族聚居地区群众也有用当地植物做成的饮料，用以补充维生素等。但只是茶叶传入之后，这些原有的食物很快就被替代了。紧接着，茶叶还成了其饮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他们对中原和南方汉族统治地区的认识，为文化上的一体化铺平了道路。

在主观动机方面，官方介入茶叶和马匹的贸易，虽然是中央政权主观上在政治和军事实力“鞭长莫及”的情况下，为了控制茶叶这一西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必需的资源，同时在经济上有效控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获取茶马贸易过程中的利润而施行的无奈之策。但官方茶马互市也是中央政府控制周边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他们在军事堡垒之外的一道“茶叶边疆”。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改土归流、册封、驻军、军屯、民屯等“硬性”政策措施而言，茶马贸易相关的边疆管理措施大都是“柔性”的，不仅更容易为边疆地区的民众接受，而且它们的施行产生的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产生的直接强制效果要远远小于其间接认同产生的无形影响。相关问题后文将集中讨论，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