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贸易的长期、大规模持续进行，固然离不开在自唐末至清初中央政府的有意引导和调控，但更重要的还是茶马古道沿线各省区在生产方式、经济类型等方面的互补性，尤其是对彼此物资的互惠性需求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使然。正是在这种生产方式和经济类型上互补性的作用下，西北地区的民众对内地所产的茶叶、粮食、铁器等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同时，内地对西北地区的马匹、药材、皮毛等物资也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建立在彼此依赖基础上的长期的交流中，西北族群和内地民众彼此逐渐对对方有所认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继而为更大规模的交流融通和更大范围内的认同奠定了基础。这一由茶叶等物资贸易诱发的多元经济和政治文脉化过程，就像牵牛花不断延展的藤蔓一样，将边疆和内地联结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形成了一道无形的“茶文化边疆”。

前文已经分析了唐宋之后茶马贸易从民间向官方，又由官方重新回归民间的演变。其实确切点说，这一演变的出现，正是建立在隋唐之前中央政权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已有的各种往来基础之上。从形式上看，之前的中央政府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贡赐”和“赏赐”，即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代表以本地所产向中央政府“进贡”，后者则向前者回赠粮食、丝帛等物品。这种形式的往来满足了一部分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物产的需求，同时也使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政治依托与援助，在满足中央政府“天朝上国”心理的同时，也加强了他们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政府面临的周边压力。

贡赐贸易的进行对各族商人而言，也经常意味着难得的获利良机。故而他们也往往混迹其间，随同使节一同参与到贡赐活动之中，或者索性直接冒充使节，如同封演见到的回鹘使节“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般，直接与中央政府进行贸易，借以获取比正常贸易更多的利润。

隋唐以后，社会环境相对更加安定，南北分裂的格局也被打破，南北之间、边疆与内地之间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我国南部和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无论是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扩大和增长，社会经济日趋繁荣，治安环境亦大为好转。如杜佑《通典》所言：“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驴驿。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待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75]

在此背景下，我国茶叶种植面积扩大、栽培加工技术进步、产量增长，加上秦汉和魏晋南北朝以来，茶叶产区的逐步扩大，茶树栽培和管理技术的提高，以及魏晋南北朝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带来的劳动力转移和随后的大量荒山开发等因素的推动，此时期茶叶的产量和供应量已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为茶叶消费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亦为茶叶贸易引领下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方健指出：“唐代43州产茶，五代、宋初已达60州，江南东西道增加的产茶地分布较多，所以后来居上，成为宋茶产量最多的地区。产茶地区的不断拓展，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茶产量的大幅度提高。”^[76]

隋唐以后北方经济在政治和国家局势相对稳定之后的重振和南方经济的崛起，大大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促使部分人在粮食作物的基础上转向了经济作物的生产和销售，上述茶叶产区的扩大只是种植面积方面的表现。其后的北宋时期，茶叶产量增长幅度进一步加大。如《续资治通鉴》：

茶法自政和（1111）以来，许商人赴官买引，即园户市茶，赴合同场秤发……其后历三十年，东南岁榷茶，合东南产茶之州六十五，总为一千五百九十余万斤……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岁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隶提举茶马，皆不系版曹之经费焉。^[77](www.daowen.com)

这还只是进入官府统计范围中的茶叶，当还有一些“走私”或者自用的茶叶尚未统计在内，其实际产量应该更多。所以吕维新研究后认为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至嘉祐四年（1059年）时已达到了两千多万斤。^[78]贾大全的研究也表明，北宋时期全国茶叶的总产量已经达到了每年5300万斤以上，南宋为4700万斤左右。^[79]

茶叶既非人均消耗量较大的食品，也不是以农业为主的产区民众必不可少的日常饮食必需品。虽然宋代茶叶产量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相关统计数字却表明，宋代人口数量增长相对比较有限，最高纪录为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的2000万余户、4600多万人，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则只有1100余万户、2400余万人。根据这一人口数量和人均每年0.5斤的消费量计算，所产茶叶的一半以上，大约二三千万斤要用来外销，才能保证茶叶生产的正常进行。^[80]

而此时的西北回纥、吐蕃等少数民族民众已经接触到茶饮并嗜之日甚一日。以吐蕃为例，他们多生活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食物，但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等主食，既燥热且形成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消化，在极度缺乏蔬菜的情况下，亟需茶叶中所含的茶多酚、儿茶素、咖啡因、茶氨酸等物质，分解脂肪，防止燥热。“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滴露漫录》）其结果之一便是，云南、四川等地所产的茶叶在马鞍或背夫的背上开始了远赴藏族聚居地区的征程，将原来仅限于小范围的“盐运古道”最终串联了起来，形成了由云南或四川等茶叶产地通往西藏、青海、内蒙古等藏族、蒙古族聚居地，甚至延伸至中亚、俄罗斯等地区的“茶马古道”。

茶叶之外，中原地区自秦汉时代起，封建经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不仅经济实力至唐宋时期已经大大增强，而且农业生产中的铁制农具、马耕、牛耕等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冶铁、纺织等手工业也已有了长足进步。产自中原地区的铁制农具、纺织品、粮食等商品的贸易，不仅在内部非常活跃，而且也已经传播到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周边少数民族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推动力，或是他们满足衣食所需的重要补充。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茶叶、铁制农具、纺织品、粮食等产品的依赖性。

随着彼此接触的增多，物资交流种类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中原地区也逐渐依赖上了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皮毛、药材等物产。尤其是马匹，对传统中原地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们是农耕和交通中的重要畜力，同时也是狩猎、骑射、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历代中原政权都非常重视马匹的饲养与买卖，视拥有一定数量的马匹为国富民强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是中原地区大都为农耕区，缺乏大规模饲养马匹必备的水草等自然条件。为了换取周边少数民族的优良马匹，中原政权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内进行着以丝绢换取马匹的贸易。因为丝织品也是西北等少数民族上层的奢侈品，但受自然条件和加工技术水平的限制，他们又很难自己生产，只能通过用自己生产的马匹等畜牧产品同中原地区交换获得。随着周边少数民族对丝织品需求和中原王朝对马匹双方需求的不断扩大，历史上也曾出现“马价绢”。如因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有功劳，“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81]

绢马贸易的推行，虽然为巩固唐代后期的边防和稳定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稍后的以茶易马探索出了宝贵经验。但这种贸易以过高的马价来显示中央政府对周边兄弟民族的“恩惠”，早在唐朝后期已成为财政负担之一。随着宋代绢马贸易额的不断扩大，这一压力更是有增无减，尤其是宋廷经历多次战争赔款之后，进一步加剧了财政上的困难。鉴于宋时的北方少数民族已经培养出了饮茶的习惯，认识到了饮茶对消食、解乏和弥补蔬菜不足的功效，对茶叶需求的数量和迫切性都已超过了绢帛。且茶叶的产量在宋代处于不断增加之中，不仅已满足了宋朝内部民众的需求，而且已经到了可以大量外销的程度。所以，宋朝政府也非常乐意在同北方少数民族的贸易活动中以茶叶取代绢帛。

结果，在贡赐和绢马贸易的基础上，唐宋之后就形成农区的汉族为主的民族同周边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之间进行茶叶和马匹交换的带有很强政治和军事色彩的经济活动——茶马贸易。当然出于双方的需要，茶、马也并非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贸易的仅有内容，在以茶易马的同时，输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还有一定的粮食、绢帛、铁器和其他手工业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