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追求经济利益过程的客观效应而言，商人和商帮在区域内的大规模集散和其后的长途贸易，既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滇藏川地区原有市场的性质，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区域的贸易模式。

不容否认，跨越滇、藏、川区域的大规模茶叶贸易开始前，云南、四川、西藏等地的交通要道交会处，以及大型城镇周边，已经形成了一些区域市场。如云南境内的永昌、大理、剑川、鹤庆、阿墩子、昆明、磨黑等，均为早期区域性集散贸易的节点。但从这些市场的辐射范围和周边民众的交往来看，这些原有市场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却非常小。茶叶进入之前，这些市场都只是区域性的商品集散地和周边民众交换生产生活用品的场所，彼此之间物产上的互补性尚未建立，市场上商人的活动也仅限于周边地区，很难产生长途贩运与贸易的动机。正是西北族群对茶叶稳定、持续的市场需求的形成，以及茶叶长途贸易的丰厚利润，才促使商人们不断走出原本相对有限的区域性市场，努力获取茶叶等物资长途贸易过程中的最大利润。结果，滇、藏、川三省区在由茶叶等物资贸易催生的贸易网络——茶马古道的牵引下，也开始由原来封闭的、多中心的区域性市场，逐步转变成了彼此开放、相互联系的整体性市场。

茶叶引发的长途贸易对西南地区市场类型的转变，首先表现在滇藏川地区部分区域性基层市场衰落的同时，一大批新兴的长途中转贸易市场却渐次繁荣了起来。如明清时期云南的大理、鹤庆、剑川、中甸等地都曾是滇西和滇西北的重要区域性市场，在区域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随着民国以来丽江在滇藏贸易的区域地理、商业资本、人文环境等方面优势的显现，丽江地区逐步成为滇藏茶叶贸易的中转站，和下关一起成为滇西的重要货物集散地，在剑川等地的商业贸易往来“生意凋残，日甚一日”的同时，丽江至20世纪20年代“已形成滇藏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商号、堆店、马栈鳞次栉比，每天有数百匹马帮来往驮运货物，商业贸易仅次于下关、大理。”^[39]

邛、雅、荥、天各州县商人领引运茶，皆于炉城设店出售。西藏、金川、巴勒布廓尔喀连次出师，客民贩运食用货物者益众。军务竣后，贸易渐减，而主客相安，多有留住。土民耳濡目染，日渍华风。近时多通汉语，敬官畏法。^[40]

显然，大批商人在打箭炉地区的聚集和贸易，在促动了当地经济活跃的同时，也疏通了连接打箭炉和周边地区的思想文化“通道”，为汉文化和中央政权向打箭炉地区的渗透奠定了基础，进而为打箭炉在经济、文化、思想、政治等方面融入西南和全国铺平了道路。更重要的是，这些影响都是在无形之中产生的：

这些民族文化因为条条古道的网状贯通，更由于使用的是马帮、背夫、旄牛驼队这样的亲和力极强的载体，落脚于客栈、锅庄甚至村寨房东家这样的民间深处，虽然他们当年走在这些驿道上，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已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使者，但他们不仅要跟各地的物产打交道，更要与各地的各民族人民打交道。他们就像一股股流动的血脉，就像活的粘合剂，将各民族及其文化结合在一起。^[41]

在“与各地的各民族人民打交道”，或者确切点说向往来茶叶客商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兼收并蓄着来自众多源头的思想文化，而且开始“投其所需”，创造出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商业模式。这就使得茶叶等互补性物资诱发的长途商易往来，也带上了很强的“互惠”色彩，商业交易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商人之间，借助茶叶等物资为载体进行的“礼物交换”。从这一视角出发，茶叶、皮毛、药材等区域互补性较强的“特产”无疑也是不同地区民众交往的“礼物”，扮演着“活的黏合剂”，“将各民族及其文化结合在一起”的角色。

表现在滇西北地区，中甸、丽江等地区历史上的“房东制”贸易正是其明证。所谓“房东”，是一类在当地拥有一定实力的商人，他们熟知当地的各种商品贸易行情，开设有集仓储、住宿、饮食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店铺，作为往来客商借以完成茶叶等物资贸易的接头人。四川、云南、西藏等地的客商只需将茶叶、盐巴、布匹、糖、皮毛、药材等商品运来存放于房东的店铺中，然后由房东出面向所在地方报到、充保，写明外来客商的姓名、来去时间、事由等，并向地方保证“不敢滋生事端”。外来客商所携带货物的销售，以及返程商品购置的价钱谈判等事宜，通常也由房东作为全权代表负责。商品成交之时，房东通常根据商品的成交量，从中收取一定的“牙用钱”，以此弥补外来客商在房东店铺中免费吃住和货物照料的费用。由于“牙用钱”要买方来付，所以房东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通常非常积极，尽心竭力地协助外来客商完成交易。

通常外来客商停留在本地房东店铺的过程中，客商的饮食、住宿、货物安全等问题均由房东负责，房东必须照顾好客商的饮食起居，客商生病则细心护理之，客商存放在自家仓库的各种货物必须保护好，甚至客商的货物贸易过程中还要先行垫付货款，客商遇到敲诈勒索或抢劫等情况房东也必须出面解决。房东的这些义务，尤其是在解决销售客商货物和解决客商难题过程中表现出的努力，往往会在客商与房东之间形成比较牢固的纽带关系，本地房东与外来客商之间常常形成相对固定的主客关系，客商到达时房东热烈欢迎，走时房东热烈欢送，次年客商再来时也会给房东带些礼品等表达对房东的谢意。

“房东制”的贸易模式无疑有效解决了茶叶等物资长途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衔接了供给方与需求方，实现了藏族聚居地区等地区民众互补性贸易的顺利进行，尤其是满足了藏族等西北群体对茶叶的大规模需求。也正是出于茶叶等物资贸易对于藏族聚居地区的重要价值，以及迪庆的松家在保护藏族聚居地区客商方面的杰出贡献，达赖喇嘛与和硕特部首领还曾专门颁发了嘉奖令，追述了松家清代之前充任房东，保护藏族聚居地区客商的历史，以示表彰：

大皇帝之下（案：指清朝皇帝）、和硕界下（案：此指时以青海为中心的和硕特部统治者）达赖喇嘛谕：

阳光普照之下众生，阿里三部卫、藏，四如六冈所辖境内之喇嘛上师、王公贵族、神民（案：此指寺院庄户）、官民（案：此指向土司及清地方官吏交粮的庄户）、大小官员、宗官（案：宗官系指县官）、汉、蒙、藏三方持公文到此者，头人、办事人员、老民（案：此指基层组织属卡的负责人）、百姓（案：此指一般属卡成员和平民）等全体知照。(www.daowen.com)

建塘独肯中心（案：建塘时指整个中甸县；独肯即指独肯宗，中心指今中心镇）松杰（案：此指自元以来任第哇并兼充房东的当时松氏家族首领）者，自其祖辈松杰衮（案：松杰衮系指松杰的祖辈之一）以前，纳西王管理之时（案：纳西王系指纳西族木氏土司，又称木天王，“管理之时”是指木土司，在明中、后叶征服和统治中甸地区之时），系蔵商（案：此指来自西藏为西藏贩运货物的藏族商人）之房东，对蔵商多有帮助。在水牛年（案：指康熙十二年，为1673年），珲吉台吉（案：珲吉系西藏派往康区的官吏）到康区里塘时，松杰曾亲赴里塘，拜会台吉大人，蒙大人给予照顾，过问，并给予执照（案：此系指对其先辈事迹进行肯定与嘉奖文书）。……（以下为封赏事，略）

水猪年（案：为1683年）□月□日自布达拉大王宫。

（案：后盖有阴文珠墨蒙古文印章，原文书有4.2市尺长，裱纸有绸边，原件系据松季清、陈纪泽二同志译）^[42]

由上引文不难看出，松家从元朝就已经既是当地的首领，又是滇藏贸易往来中房东的世家，历代均努力照顾藏商起居，保护藏商人身和货物安全。也正是鉴于松家作为房东在滇藏贸易中做出的杰出贡献，“对藏商备极尊重、关照”^[43]，达赖喇嘛才以上文所引“知照”隆重嘉奖松家的贡献，13年后又再次以“知照”的形式，提出了松家作为藏商房东的事情，既证明此事的不虚，也表彰了松家为滇藏贸易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藏族各个阶层对松家“竭尽地主之谊”的感激之情。

确实，在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时，房东们也可谓是尽心竭力。如丽江地区的房东就为来自藏族聚居地区的商人营造了一种家一般的感觉，把接待藏族商人的客栈或家里的客房布置得与藏家风格一致。贵重的物品也可以放心地放置于房内。加之在交往的过程中，纳西族的房东又会说一些藏语，无人赖账或是耍滑。久而久之，藏族商人就把丽江视为了长途商贸往来中，人身和货物安全都可以得到有效保障的基地，对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依赖感，即便要到更远处考察或交易，也会以丽江作为大本营，把东西寄放在丽江的房东家里。

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回顾人类发展史时，指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具有毁灭性的相互斗争，其二就是迄今仍在延续着的物资与商品的贸易：

即用手头多余的东西换得所匮乏的东西。通过商业和贸易，所有社会都能改进各自的生活方式……一群体特有而另一群体缺乏的资源，一群体特有而另一群体不具备的技能，可以因此而得到传布。通过这种方式，每个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和智慧。^[44]

从前文对滇藏川地区的分析来看，第二种形式无疑在这一地区的社会进步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不仅是将“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和智慧”让“每个社会”都得以享受，商人贸易活动的开展还在无形之中将包括滇藏川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联结成了一个彼此联系、互相依赖的整体。

这一逐步联结过程中，茶马古道无疑就像牵牛花一般，沿着地脉、商脉、文脉在滇藏川地区交织而成的网络，将这一庞大地区牵连成了一个相对牢固的整体，同时顺着历史的涓流汇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洪流之中。如李旭所言：

民间的商贸交流相对来说是一种更合理、更公平，而且也更含有感情因素的活动。它比战争、比政治，有着更为人性化、更普遍的、更有弹性的空间。只不过，多年以来，这一活动是无声的，它只是悄悄在进行。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还有那些住在皇城根下的史官，这些事情是不值得关注和记录的。但它们确实在进行，就像一些小溪流，默默地流过大地，最后还是汇集为一股股宏大的江河，它冲溃了堤坝，溶解了卷进其中的所有枝梗，甚至使尖锐的石头变成鹅卵石。^[45]

只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由滇藏川地区民间的茶叶贸易形成的诸多“小溪流”虽然已流淌许久，并浸润了不少沿途区域，但由其汇集成的“江河”却长期处于深藏不露的状态，直至与中央政权主导的官方茶马贸易结合，并在后者的大力推动之下，才“冲溃了堤坝，溶解了卷进其中的所有枝梗，甚至使尖锐的石头变成鹅卵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