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提及，就其个人动机而言，商人与商帮之所以长途跋涉于滇藏川地区的崇山峻岭之间，主要是为了追求茶叶等物资贸易过程中产生的丰厚利润。因为一般而言，商品经过转运之后，价值和价格都要随着距离的增加升高许多，从而为商人带来更多的利润。“云南沱茶运销到西藏，由中甸、德钦一路，或由康定一路，或由西双版纳绕道缅甸、印度一路入藏（此路有紧茶），都是路程遥远，多年用驮马运输的，运费超过了茶叶本身的价值，而藏族同胞宁可吃云南茶。”^[30]不过愈是经过长途运输的商品，它们的稳定需求与贸易才愈能体现出产地与消费区带来的牢固联系。

也正是为了实现更多的经济利益，商人们历来都对不同地区的所产和需求非常关注，一旦发现其中蕴藏的任何商机，便会立即做出反应。继而，商人的贸易活动在满足各地民众所需的过程中，不仅给本人带来了相应经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活跃了各地区之间的商贸往来，在不同地区间有效地调剂了余缺。如施次鲁为我们介绍的福春恒的起家过程就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蒋宗汉（字炳堂，鹤庆县大福地农民出身）驻腾越时，因鉴于滇西之土特产品，如粉丝、乳扇、核桃、弓鱼、火腿等均为缅甸人所爱好，但以爬山涉水，运输困难，无法大量输出，而在内地反形成积压；又云南一向不产棉花，也无纺织工厂，所需棉花布匹，都是由邻近各地零星运来（当时滇越铁路尚未通车），不足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各县妇女虽有些自纺自织，又以棉花奇缺，常因无花而停纺，在衣着的方面来说，是很成问题的。特别是在滇西大乱初定，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因战乱而逃亡的各县人民陆续回家，各安生业，衣被的补充，更为迫切；同时，土特产的生产逐渐增加，也需要另寻销路。蒋宗汉认为由缅甸大量运入棉花棉纱布匹，由滇西大量运出粉丝、乳扇、弓鱼、核桃、火腿等物，不但可以满足双方的需要，也可以大赚其钱，于是就拿出少数款项，托其幕僚马某（名字已记不清）收购土特产运缅境瓦城（曼德勒）销售，回程购进花纱布匹。初为试办性质，而结果不仅土产到缅，极受欢迎；花纱布到腾越后亦获利甚厚，乃于清光绪二年（1876）拿出较多银两，与腾越商人明树功及董益三合组福春恒商号，大量经营土特产及花纱布匹，并兼营玉石，仍由马某负责。^[31]

其实，福春恒起家过程中的粉丝、乳扇、核桃、弓鱼、土布、火腿，以及20世纪后众多商号起家中大量运销的锡矿、铁矿、云土、棉纱、猪鬃、玉石等商品的运销，均系为滇藏川地区的商人们带来丰厚利润的大宗商品。但吸引笔者注意的是，几乎唐宋以来的所有曾经活跃于西南地区的商人和商帮都曾经涉足茶叶贸易，其中还不乏因茶叶贸易而创立出自己的品牌并因此而开拓出国内外市场者。

上述起源分析提供的可能性之外，云南、四川两地的商人参与茶叶贸易，分享茶叶种植、加工、销售过程中的“摘山之利”，至迟西汉时期已经颇具规模且已有确凿证据了。从《僮约》中我们已不难看出这一点。只是唐宋之前，茶叶既很少为人关注与使用，生产、贸易和消费的数量都比较有限，也鲜有商人专事此项商品贸易流通，故而我们目前可资探讨的文献记载等材料线索都很少。进入唐宋之后，产于云南、四川等地的茶叶也开始相继成为藏族聚居地区民众日常生活必需的商品，继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开始出现了专事此项贸易的商人。此时的茶叶贸易活动也只是整体上并不十分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很小的一部分，商人只是作为个体参与其中的活动，贸易规模和影响都相对比较小。至今对这一阶段茶叶商人的活动讨论仍比较少。元明以后，尤其是进入明代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茶叶贸易，尤其是茶马贸易迅速发展并得到官方高度重视和严格管理的情况下，西南地区的茶叶商人凭借其占据茶叶原产地的产量、价格与质量“地利”，充分借助官方引领下茶马贸易如火如荼的“天时”，以及西南地区早期短途贸易中已经初步形成的族群间互通有无的“人和”，迅速成长为西南地区商人群体中极具有影响力的一支。

表现在云南境内，虽唐代樊绰的《蛮书》中已有了“茶产银生城界诸山”的记载，但云南大规模的茶叶商人群体却最早出现于明末清初之际。明末清初之际，滇南石屏一带人多地少的情况愈来愈突出，民众生存的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随着石屏人纷纷相约南迁，来到了土地宽广肥沃、气候适宜，但却在瘴气等威胁因素的作用下，开发较晚、居民一度较少的“六大茶山”地区，先是卖工度日，立足之后开始逐渐在当地山林中开垦荒地，种植茶叶并积累了丰富的茶叶种植、生产和加工经验。在此过程中，一部分人积累了一定的商业资本，设立了茶庄和商号，兴建了石屏同乡会馆，开始参与茶叶的加工制作和销售，成为云南历史上最早的一批茶叶商人。这些商人们不仅从事茶叶生产加工，而且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从事茶叶的运输和贸易，雇佣了大批工人将茶叶从“六大茶山”运输到普洱地区集散。因为负茶的工人中有很多是来自石屏的“同乡”，所以才有了下面这首曾经广泛流传在石屏地区的民歌：

客从迤南来，且问迤南乐，但见少年美，不知少年恶。石屏夷女健腰脚，出门大笑男儿弱，招携远作茶山行，茶叶尖如妾命薄，薄命将奈何，听唱垄匆歌，歌拍双声起双舞，郎心不知妾心苦，君不见普洱城南人几家，家家人有思茅茶，少年饮茶不饮酒，醉向腰间寻匕首。

也正是在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茶庄，以及茶叶贸易获得的丰厚利润带动之下，原本空旷荒芜的“六大茶山”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茶叶成了“六大茶山”的经济支柱，出现了几乎家家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茶号林立、商旅充斥的繁忙景象。及至清末民国年间，石屏人在“六大茶山”中的易武地区的茶庄就有袁姓的“乾利贞”、宋姓的“宋聘号”、刘姓的“泰来祥”、吴姓的“大兴号”等。这些茶商中，每个茶庄茶号的年经销量已经达到了两三百担以上，多的还一度达到五六百担，十余户茶商的年总销量已经达到了五千担以上。^[32]

不止产地“六大茶山”，在利润的驱动下，石屏本地的大量商铺民国年间也开始加入到了茶叶贸易的行列之中，在县城设立了大量经销茶叶同时兼营棉花等商品的商铺，典型的有余鹏程的“同源祥”、薛怀清的“文徵祥”、袁丕训的“源顺昌”、戴尧天的“同春和”、李海的“安保号”、杨镜涵的“德泰祥”、张麒的“裕和昌”、何宗旺的“长春兴”、杨光的“裕泰”、段其昌的“协和昌”、孙继先的“东济昌”、罗长年的“同顺祥”、彭盛五的“协盛祥”、刘子辉的“乾利贞”、张灿的“同兴昌”等等。茶叶集散地思茅地区则开设有石屏人陈姓的“恒和元”、雷姓的“永丰号”、杨姓的“庆盛元”等。随着贸易的扩大，石屏茶商也逐渐在茶马古道沿线的墨江、通关、临沧、勐烈、蒙自、昆明等重要集散地区设立起了商号，并利用茶叶贸易所得利润，捐资建立起了规模大小不一的同乡会馆“石屏会馆”，借以作为联系同乡情谊、分析探讨茶叶贸易行情，以及在生意往来中互帮互助的场所。正是通过这些途径，石屏等地区的商人成功地在原有商脉的基础上，在滇南地区进一步扩展并强化了商脉联络，为滇南地区文脉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独滇南地区，紧邻茶叶产区的大理也涌现大量积极投身茶叶加工、贸易的商人，创办规模不一的茶厂，努力赚取茶叶深加工和贸易中的利润。专事茶叶加工贸易的商号在普洱、大理、丽江等地的创办，尤其是商号成功经营后带来的丰厚利润，经常在所在区域内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继而带动了区域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喜洲的永昌祥商号在下关开设的第一个茶厂，因获利丰厚，以后各商号纷纷建茶厂，至初解放时，下关茶叶公会成员多达四十八户。各茶厂的规模差别很大，以永昌祥、茂恒、复春和、洪盛祥、成昌等商号开办的茶厂规模最大，多时曾有五六百人，一般厂三四百人，小厂只有四五十人。工人多少主要根据产销情况增减，然每年茶叶上市季节要大批雇用临时女工拣茶，有时突增至千人，平时几百人不定。^[33](www.daowen.com)

这些位于大理等运销中转站的茶商，多直接深入到滇南、滇西的茶叶产区收购毛茶，拣选整理后进行拼配、再加工和包装。如“永昌祥”的创始人严子珍创办茶叶产业之初，在个人能力和资金规模都比较有限，很难深入普洱、思茅、景谷、景东、临沧等茶叶产区大规模地收购茶叶的情况下，便到地处这几处茶叶产区与大理之间的巍山采购农民自己揉制的散茶，稍加拣选整理后即贩运至滇西北的维西和四川的会理。^[34]

专营茶叶贸易的利润固然是商人和商帮把经营业务扩展到邻近的四川、西藏等地区，继而扩展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动力之一，但这些商号并没有仅仅满足于茶叶贸易带来的利润。在茶叶贸易的同时，他们往往还会兼营黄丝、布匹、食盐、皮毛等茶叶产区所需的各类畅销商品，借以获取“双向”的经济利润。如：

永昌祥制作的沱茶每年运销四川约三千担，用以换取四川黄丝，然后将黄丝运销缅甸……沱茶销川，其本身利润并不大，但是用茶叶换取四川黄丝销缅甸，就可以获取数倍的利润，因而茶叶成为换取川丝的“俏货”。^[35]

正是像永昌祥一样，滇南、滇西地区的很多商帮都利用着茶叶与其他物资这种“有来有往”的互补性，在茶叶等物资的运输和贸易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资本，进而不仅创立了在西南地区享有一定声誉的茶叶品牌，而且凭着可靠的质量、良好的信誉与灵活多变的销售策略，将云南各地所产的质优价廉的茶叶远销到了中国香港等地区，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度、缅甸等国家。如马泽如介绍的滇南地区回族商帮“原信昌”就借助茶叶贸易积累了丰厚的资本：

江城一带产茶，但以易武所产较好，这一带的茶制好后，存放几年，味道更浓更香，甚至有存放十年以上的。出口行销香港、越南的，大多是这种陈茶。因一方面经泡，泡过数开，仍然有色有香，另一方面，又极解渴，且有散热的作用，所以香港一般工人和中产阶级，很喜欢喝这种茶。这种茶一部分还从香港转运至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主要供华侨饮用；因而销量也比较大。我们在江城设立敬昌茶号，揉制七子饼茶，就是看到外销很有发展前途。但在试销初期，敬昌茶是新牌子，抵港后，只能以低价求售。经过我们在揉制过程中，认真剔除老杆、黄叶，改进工艺技术，提高质量后，牌子逐渐打响，价值也就能接近名牌货了。由于越陈的茶，价值越卖的高些，我们一方面在江城收购陈茶，一方面增加揉制生产，从每年生产二三百担，逐渐增加至一千担左右。同时加强外运，分三条路线运输来港：一路从江城雇牛驮到坝溜江，下木船进越南，转口运香港；第二路由马帮运到昆明，装滇越火车到海防再海运到香港；第三路从江城雇牛或马帮驮到老挝或景栋转运到曼谷（如果经过老挝、金边到曼谷，就要先向法国殖民者的三千官送礼，领取过境执照），再从曼谷装海轮运港。这样源源不断的做了些年，赚了很大一笔钱。^[36]

利用茶叶长途贸易积累的丰富管理经验和商脉，滇藏川等地的商人还紧紧抓住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等殖民地国家近代纺织工业和交通迅速发展的机遇，国际贸易的业务范围还扩展到了毛纺织品、生丝、玉石、药材、猪鬃等，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商品。因在殖民地开发的过程中，英国、法国等当时的宗主国在印度、缅甸、越南、老挝等东南亚殖民地境内修建了一批包括近代化的纺织厂在内的近代工业企业，在利用当地原材料大量生产和出口棉布的同时，对滇川两地生丝的需求也随着彼此接触的增多而不断扩大。鉴于此，云南开关通商之后，许多滇西北地区的商人就抓住这一商机，以进口印度等地生产的棉布、出口四川等地所产的生丝到缅甸、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为主业，使滇、川、藏地区融入了近代国际贸易之中。^[37]如清末丽江商人杨聚兴的“聚兴祥”和民国初年中甸马铸材的“铸记”等商号，原本经营的是滇、川、藏间的茶叶、药材等商品的国内贸易，此时也转向了中国滇、川、藏地区与印度之间的国际贸易，为了贸易往来的方便，他们甚至还一度在印度等国外地区开设了分号并设置了办事人员。

在当时英国等殖民势力对我国西南地区觊觎不已的情况下，商人的贸易往来难免会加速国外商品的涌入，在经济上大量白银资本流失的同时，还很有可能使西南地区的政治与军事主权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当时的有识之士就痛声疾呼：

譬之藏为川滇之毛，康为川滇之皮，藏为川滇之唇，康为川滇之齿且为川滇之咽喉也。岂第藏为藩篱而康为门户已哉？政府及川滇人士于藏固不可忽，于康尤当念念不忘。^[38]

继而，赵尔丰担任川滇边务大臣之际，就试图在滇藏川地区建立起无形的“茶叶边疆”。为此，他不仅努力贯彻清政府借助川边的经营来巩固西藏的方针，而且借助清政府制定实施的设官、练兵、屯垦、开矿、通商、建学等措施，大力扶植地方商业，进一步拓展滇康、川康间的商贸交流，甚至还一度派军队保护往来于康区的滇、川等省商队，吸引了大批滇、川商人前来贸易。此举无疑进一步加强了滇、川两省和藏族聚居地区已有的经济联系，也使商人们在获取茶叶等物资贸易利润的同时，更为积极地参与到了滇藏川等地区的思想文化交流之中，进一步加速了滇藏川地区的文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