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云南、四川、西藏的大部分地区都被高山大川所覆盖，历来交通往来极其不便，但这并没有阻挡住商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步伐。也正是西南地区复杂多变的地形造成的交通不便以及各地在丰富多样的经济方式之上的区域优势与互补性，使得西南地区的商人更加“有利可图”，踊跃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一度将他们的商贸活动扩展到了几千里之外的印度。

仅从文献记载来看，滇藏川地区商人们的长途贸易活动至迟在西汉时就已初步形成规模。如根据《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大夏见到了蜀布、邛竹杖等产自滇川地区的物品。他对这些商品和贸易活动的汇报也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关注，由此开始了汉武帝开拓“蜀身毒道”等商贸通道的工作。只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蜀布、邛竹杖贸易很可能只是相对比较原始的贸易活动，但此活动中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已推动着他们跨出了多民族居住的西南地区，长途深入到了大夏地区。

虽然汉武帝开通由西南地区直达印度通道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汉武帝通身毒的努力失败，并不意味着当时中印间不存在直接的往来……官方使者被挡驾的地方，民间商人却能通行无阻。这种现象在西南各民族地区一直存在到解放前夕……”^[18]因为理论和历史实践均表明，商人们不仅不会对沿途的世居民众造成任何政治或军事威胁，而且还会满足他们生产生活中对一部分物品的需求，同时为沿途土著首领和民众带来经济上的利益。这就使商人和土著之间经常建立并维持着非常强的依赖和互惠关系，土著首领往往会为往来的商人“大开方便之门”，甚至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

所以，相对于官方的往来而言，民间商人和商帮在贸易往来中串联起的空间和人群要更为广泛，他们在各地之间的流动相对更为“自由”和“无拘无束”：

因为边地天高皇帝远，往往政令不及，管辖不达，老百姓也就钻了空隙，靠了自己的商业嗅觉，靠了自己的冒险和勤奋，自发地奔走各地之间去发掘各项资源和财富；又由于由东而西，由北而南,有发达地区的经营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西南边地也就形成了民间化的较为自由的经济形态和交通模式。^[19]

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交通运输条件、安全保障等方面因素的限制，早期西南地区的商人进行的大都是商品的接力和中转贸易。

甲部落与乙部落之间有通道，乙部落与丙部落之间有通道，丙与丁，丁与……之间有通道，递相联络，而成为长距离之交通线，此交通线以滇池为中心，往西经昆明、巂唐、越巂、敦忍乙，以达曼尼坡而入天竺；往北经西僰或邛都抵于蜀以达秦；往东经夜郎、牂牁抵于巴，以达于楚。再由秦、楚通于中原及江南各地，以交通线为大动脉，西南各部族与内地相联系。^[20]

尽管是“接力贸易”，但早期“自由”状态下的滇藏川商贸往来却已不止通行里程长、跨越地区和民族多，而且早在官方大规模茶马贸易开始前的贸易规模就已不可小觑。如唐代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21]又《蛮书·山川江源第二》言：“三面是大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22]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指出：“此所谓大赕周回百余里，且去赞普牙帐不远，则当是今之坎底……则所谓大雪山者，即迈立开江上游之大山，多高耸积雪，惟不能确指也。”^[23]也就是说，官方茶马贸易正式开始之前，商人们的活动的空间已经从滇藏川地区扩展到了今天缅甸北部迈立开江上游坎底一带。

滇藏川地区商人从事长途贸易的积极性，在茶叶经由官方渠道源源不断地运销藏族聚居地区和西北地区之后被充分调动了起来。藏族聚居地区民众普遍产生了饮茶习俗之后，就产生了对茶叶相对稳定的需求，与此同时，藏族聚居地区的马匹、皮毛、药材等物品也逐渐成了周边地区的俏手货。由此，滇、川、藏三地的物资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贸易规模、数量都进入了相对稳定并逐步扩大的时期。(www.daowen.com)

正是在互补性物资贸易带来的厚利驱使下，西南地区的商人要更乐于长途穿越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客观上串联起来了西南地区更多不同地理和文化空间的民众，成为他们经济上互通往来的重要纽带，以及沟通彼此思想文化的重要渠道。

从其组织形式来看，由于商人活动范围与贸易规模逐步扩大的需要，历史上滇藏川地区的商人组织分工和管理也越来越严密，这在茶叶进入藏族聚居地区并成为藏族聚居地区的日常必需品之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藏族聚居地区茶叶消费的持续稳定性和规模巨大，商人们必须以大规模的运输队伍、严密的组织、明确的分工、科学的货物与运输管理、规范的经营活动等措施，来应对长途茶叶运输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潜在危机。进而，在原有短途贸易往来经验的基础上，滇藏川地区也出现了职业化的商业运输队伍——马帮，并且“马帮的生活开始职业化，形成马帮专用的术语，形成了马帮的商业规则，马帮古道开始固定化、季节化。官帮和民帮两大类开始形成。‘马锅头’、‘二锅头’、‘三锅头’、‘管事’、赶马人一类的等级开始出现。马店开始出现。”^[2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商人们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转型加入商品贸易之前，多是从事乡村耕作、畜牧等生产活动，以此来维持家庭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他们之所以弃农从商，不外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一般是出于进一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愿望的驱动，客观方面则大多是出于生存空间变小带来的压力所致。尤其是进入元明以后，后一方面的原因体现的越来越明显。因为随着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控制的日渐深入，军屯、民屯等政策的实施给西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移民。虽然世居群体生活条件也在这段时间也得到了不少改善。但由于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西南地区传统世居群体的生存空间短时间内迅速被压缩了。如“康熙皇帝在一七一二年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加上玉米、土豆、番薯等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种植，自此中国人口超量繁殖、迅猛增长，即便不用避赋税，人们也需要大量往深山绝壑之地迁移，仅一六〇〇年至一八五〇年二百五十年间，耕地增加二倍，而人口则增加三倍，由一亿五千万增至四亿三千万，再加上边疆各原住民族关系的稳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去从事商业经济”。^[25]

当然，明清时期滇、川、藏等地区商人阶层的出现和发展壮大，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级政府的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进入明代之后，云南大部被纳入统一的封建王朝统辖范围，随着一系列边疆治理和生产发展措施的推行，云南大部分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在此期间相继确立，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了大大提高。如木氏土司明代就曾对滇、川、藏交界的“大三角地区”实行了移民渡江屯垦、开渠种稻、开采矿藏等政策，同时还在境内大力推广了藏传佛教等藏族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在滇藏川地缘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密切了思想文化上的关系，为商贸往来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结果“木氏统治时期，还使这一地区的市场和商品流向形成一个传统的经济区域，滇商每年从丽江、中甸运来茶、糖、铜器、铁器、粮食等到康南及江卡、盐井地区销售，并从当地运出羊毛、皮革、药材等商品”。^[26]

虽然明末清初的宗教战争和吴三桂叛乱一度影响了滇藏之间的贸易往来，但在对茶叶等物资需求的促动下，入清伊始，西藏地方政府便屡屡上书，请求重开滇藏贸易并设立茶马互市榷场。正是在此背景下，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批准了达赖喇嘛和根都台吉的请求，在北胜州（今丽江永胜）开设“茶马互市”。由于北胜州开设茶马互市之时，藏族聚居地区对茶叶需求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云南本地的产能，所以在刘健的《庭闻录》等文献的记载中，相关政府还不得不招商人到四川、湖南等茶叶产区采购茶叶，运至北胜州互市。“后来丽江府改设流官，且交通较便，茶市改设丽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天，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有达五百万斤之多。”^[27]如此规模的交易额，也使滇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辐射到了更广阔的地区，如当时远在青海的和硕特部牧民也穿过西藏，前来滇西北地区采购茶叶，同时经营牲畜、珠宝、绸布、氆氇、毛纺织品等商品。^[28]

商人和商帮的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滇藏川地区商脉的延伸，在中央王朝势力向西南地区渗透的过程起着“先锋”作用。关于这一点，许倬云已经有了总结：

（汉代）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行政单位叫做“道”。道是一个直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面。从一条线，慢慢扩张，然后成为一个面，建立一个行政单位。这个过程也许是跟着贸易一步一步向前走，紧随贸易活动跟进去的是移民，移民后面跟进去的是军事力量和行政力量。汉帝国的扩充，是线状的扩充，线的扩充能够掌握一定的面时，才在那个地区建立郡县。这种扩充方式，在后来新开发的地区，如东北、西北，都有类似的发展。不多，西南的发展模式非常清楚，是由一条线，变成一个面，然后设立郡县，纳入汉帝国的行政网之内。^[29]

其实这只是就商贸往来中的主体的表现而言，在其背后更重要的还是商人群体在经贸往来中扮演的文化负载者角色的影响力所致，他们不但以自己的活动加速了滇藏川地区商脉的延伸（或者说茶马古道这个牵牛花网络藤蔓的伸展），同时也影响着这一区域文脉的延伸与渗透（或者说茶马古道这个牵牛花网络藤蔓之间的彼此交结与缠绕），最终使滇藏川的多元政治、经济转变为一个相互依赖、彼此互通的相对稳定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