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澜沧江中下游地区仍广泛存活并被人采摘着的古茶树，尤其是栽培型和过渡型的古茶树，既是此地区在特殊的地脉条件下孕育出茶树的证明，同时也是这些古茶树很早为人所知、所用的有力证据。在早期的采集实践活动中，澜沧江中下游地区的民众逐渐认识到了茶叶于他们生境适应中的巨大帮助作用，发现茶叶可以对他们的身心产生各种具体可感的有益刺激，为他们在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继而，他们逐渐开始对茶树进行有意栽培和改造，同时在他们同周边地区民众的交往活动中将茶树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地区。

茶树在滇川两地的起源，在我国南方山地、丘陵地区的栽培、加工也非常适宜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以滇川两地为代表的山区、丘陵地区的开发。茶叶的种植加工在促进山区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滇藏川三地区商脉的连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只不过茶叶从最早栽培加工的滇川两地，传入后期的庞大消费市场西藏地区还需要一个过程，随着茶叶生产、加工和贸易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它的大规模贸易运输的发展，茶叶就像牵牛花的藤蔓一样，逐步在滇藏川地缘关系和已有商贸往来的基础上，在商脉的延伸中将三地区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这个过程也不仅仅是人员与物资往来的地脉、商脉延伸过程，同时也是滇川两地的文脉向藏族聚居地区逐渐延伸并与之相互“缠绕”为一个整体的过程。

【注释】

[1][美]威廉·乌克斯著，侬佳等译：《茶叶全书》，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540—541页。

[2]陈宗懋主编：《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326页。

[3][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

[4]杨海潮：《茶文化在唐代的传播：时间、空间、社会》（即刊）。

[5]转引自周兆望：《略论两晋南北朝饮茶风气的形成与转盛》，《农业考古》，1994.2。

[6][唐]韩翃撰：《为田神玉谢茶表》，《全唐文》卷444，中华书局，1983年，第4527页。

[7]魏晋南北朝时期茶饮尚未大规模传播到北方黄河流域，只是在长江流域等区域内传播，所以出身北方的名士往往对流行于南方的茶饮不甚熟悉，在与久居南方的故友奉迎对答之际不免要闹些笑话，其中自然也包括由于对茶饮不熟悉而闹出的笑话，如《世说新语·纰漏》中的任育：“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童少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冷为热耳。’”

[8]关剑平著：《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茶文化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9][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576页。

[10][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全唐诗》，中华书局，1980年，第4379页。

[11]程启坤、姚国坤：《唐代茶区与名茶》，《农业考古》，1995.2。

[12]关剑平著：《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13][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51页。

[14]参见夏涛主编：《中华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15]王平盛、虞富莲：《中国野生大茶树的地理分布、多样性及其利用价值》，《茶叶科学》，2002.22。

[16]陈椽编著：《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17]何昌祥：《从木兰化石论茶树起源和原产地》，《农业考古》，1997.2。

[18]陈椽编著：《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37—38页。

[19]夏涛主编：《中华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20]参见陈椽编著：《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21]转引自[唐]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22]转引自[唐]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45页。但中华书局1983年5月影印出版的清人王念孙著、钟宇讯整理的《广雅疏证》中不见该条记载。

[23][唐]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24][唐]杨晔著：《膳夫经手录》“茶”条。

[25]参见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概略》，《农业考古》，1991.4。

[26]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概略》，《农业考古》，1991.4。

[27][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49页。(www.daowen.com)

[28]方健：《“烹荼尽具”和“武都买荼”考辨——兼与周文棠同志商榷》，《农业考古》，1996.2。

[29]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7。

[30][清]盛毓华：《潞江谣》，见《永昌府文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071页。

[31]卷一《甲附一·五号·张凤街》。

[32]卷一《甲附二·一号·陇川土司署》。

[33]郑祖祐：《云南疟疾流行历史及防治情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35），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34][英]R·H·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19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35]现代科学研究也确实证明，由遗传变异产生的镰状红细胞贫血确实和疟疾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该疾病在特定的族群中显得非常普遍，在大约500个非洲裔美国人中会有一名发病，因为具有镰状特点的人较之其他具有正常血色素的人更容易在非洲的疟疾爆发中幸存下来，从而使人们相信这种异常血色素的进化成为一种对付疟疾的保护措施。

[36]赵腊林唱、译，陈志鹏记录整理：《达古达楞格莱标》，《山茶》，1981.2。

[37]埃德蒙·利奇：“他们（崩龙人）用通垭的方式种水稻，但经济上主要还是依靠种茶以从外地换取稻米和现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杨春宇、周歆红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4页。）

[38]《中国普洱茶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39]李光涛、何强、何仕华：《云南澜沧县芒景、景迈栽培型古茶林略考》，《农业考古》，1997.2。

[40]云南省编辑组编：《基诺族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页。

[41][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9—270页。

[42][英]艾瑞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著，杨淑玲、沈桂凤译：《绿色黄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9—270页。

[43]见郭孟良著：《中国茶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页。

[44]转引自[美]威廉·乌克斯著，侬佳等译：《茶叶全书》，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585页。

[45]林文勋：《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补论》，《中国农史》，2000.1。

[46][美]卫三畏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12页。

[47]杨志玲著：《近代云南茶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0页。

[48]张肖梅：《云南经济》，第十二章L一三二，民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年印行。参见杨志玲著：《近代云南茶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49]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80，目录号1，案卷号247。转引自杨志玲著：《近代云南茶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50]陈椽编著：《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

[51]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1986年，第318页。

[52]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1986年，第607页。

[53]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1986年，第318页。

[54]杨克诚：《永昌祥简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9）。

[55]大理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大理州文史资料》第9辑，1997年，第172页。

[56]杨克诚：《永昌祥简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9）。

[57]杨克诚：《永昌祥简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