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是物质的，种茶、制茶、饮茶及其相关的实践也是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具体实践行为，但它们也是非物质与抽象的，具体实践行为之下是人们对茶叶的认知、感悟等内在心灵活动，这就使茶叶的生产、贸易、消费成为不同时空中的族群交流、沟通的过程。本书研究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试图梳理滇藏川地区的地脉、商脉背景下，茶叶等物资的流动给不同地区和族群的民众之间相互依赖、沟通、交流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滇藏川地区商脉贯通带来的多元经济与政治的文脉化。

茶叶的种植和加工很少出于自用目的，大都是出于商业的目的。茶叶是一种很典型的经济作物。但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茶叶既是出于贸易需求而生产的“商品”，同时还是在滇藏川地区流动的“礼品”。茶叶贸易，尤其是滇藏川等产区同西北族群贸易的过程，同时也是以茶叶为媒介进行礼物交换的过程。茶叶在激发了各地区民众之间的互惠性交换的同时，带来的已不只是经济结构或者饮食结构的变化，还有社会文化、民族关系、族群认知等一系列的变迁，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文脉化”。

文化人类学家们在探讨产品交换的过程中，很早就已经关注到了“商品”与“礼品”的关系。如萨林斯早在1972年就指出，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换间的区分不应被视为一种两极对立，而应被视为一个连续谱上的两个终端，其决定因素就是亲属关系的远近，因为人们倾向于在亲属间交换礼物而在非亲属间交换商品。^[171]十年后，格雷戈里进一步发展了萨林斯的论点，提出了一个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二元对立框架，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交换的客体呈现出商品的异化形式，结果使再生产一般表现为商品再生产的特殊形式。而在氏族社会中，交换物体呈现礼物的非异化形式，再生产便以礼物再生产的特殊形式出现。”^[172]他还进一步指出：“商品交换在被交换的客体之间建立起客观的定量关系，而礼物交换在交换的主体之间建立起人的质的关系。”^[173]阿帕杜莱、帕里等人则认为，礼物和商品之间的尖锐对立实际上是西方纯粹礼物的观念建构和非西方社会礼物关系浪漫化的一个结果。^[174]

总而言之，就物品本身而言，并不存在“商品”与“礼品”的本质区别，只是当它与人们的活动发生关联时才有这一区别，而人们的活动又受主观活动目的及外界客观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表现在滇藏川地区茶叶等物资的贸易与流动过程中，它们已经成了商品与礼品的结合体。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商品还是礼品，抑或二者结合体，都会在其流通范围内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相关反应。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75]一书中，马林诺夫斯基为我们揭示了新几内亚马辛地区不同语言、不同族群的人们，如何因为相互交换项圈和臂镯的库拉贸易而产生社会—经济体系。就我国言，弗里德曼和施坚雅也已沿着商脉的线索为我们分析了华南和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176]与《中国的宗族和社会：福建和广东》^[177]中已经指出，只有通过对华南地区稻作经济和商业发展、共有族产、地方精英、地理上的边陲等特征的分析，才能了解和把握纯粹自然的血缘关系，从而说明宗族组织的结构特征。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78]也从商脉的角度来解释了他在四川成都平原田野调查中发现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

沿着商品与礼品结合体的思路，本书将重点研究茶叶的流通在滇藏川地区的地脉、商脉、文脉空间中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引发的互惠反应。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从滇藏川区域内的社会秩序与文化的实践着手，把茶叶视为滇藏川边区的一种人工制品，不仅要考察这一人工制品的贸易与流动情况，而且要考察其生产实践、文化象征等带来的众多不同问题，分析茶叶是如何被人们发现、生产与大量消费的；在茶叶的生产、消费活动背后，体现的是人们的何种心理；茶叶对产地和消费地的民众有何表征及其具体表现形式。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梳理，笔者将讨论茶叶等物资贸易引起的滇藏川地区的文脉化，以及在此文脉化过程中文脉对多元政治、经济的反作用。

研究的具体内容上，笔者将茶叶流动的分析放在了滇藏川地区的地脉、商脉拓展及文脉贯通的背景下，追踪并分析茶叶的生产、消费、贸易、规制、认同、表征的具体表现与作用，尤其是作为商品的茶叶在滇藏川地区的流动与滇藏川地区的文脉化，以及茶叶流动带来的文脉化在滇藏川地区多元文化和政治一体化形成中的影响。具体而言，本书主要讨论了以下四个主题：(www.daowen.com)

茶叶的起源和流动与滇藏川地区的地脉。主要包括：西南地区生境下茶叶的起源、演化及早期各族群民众先民对茶叶的认知；茶叶与滇藏川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关系，茶叶生产与西南与南方山区、丘陵地区小农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茶叶在西南地区的饮用同西南地区开发中的劳动力保障、健康保障、移民和农业经济发展等。

滇藏川地区的商脉拓展与茶叶贸易、消费。主要包括：地脉拓展与滇藏川地区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距离的延伸；商脉延伸的主体——商人的动机及其表现；滇藏川地区道路的开辟与商脉的萌发、延伸；中央政府对茶叶贸易的介入与“茶叶边疆”效应的初现；长途茶叶贩运和贸易对滇藏川地区传统市场空间布局的改变；茶叶消费对城镇发展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国民性格的模塑。

茶叶与滇藏川的文脉关联及其在滇藏川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的影响。主要包括：来自中原地区的儒家与来自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对滇藏川地区长途贸易的规制作用；茶叶的“集体记忆”及其背后体现出的茶叶产区民众对于茶叶起源、传播历史的认识与建构，藏族聚居地区等茶叶消费地民众对茶叶起源的解释及其表现出来的心理认同；长期持续的茶叶贸易带来商脉、文脉延伸中的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地脉基础上经济、资源的彼此依赖性，尤其是茶商、茶叶市场、城镇、西南交通的开辟、西南地区同周边地区的往来激起的文脉化；辛亥革命之后英印势力在开辟藏族聚居地区茶叶市场过程中带来的西南边疆危机和各方的反应中体现出的在文脉化基础上的一体化。

滇藏川地区的茶马古道与滇藏川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主要包括：作为滇藏川地区商脉的茶叶运输通道的茶马古道今天重新进入人们视野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茶马古道在滇藏川地区地脉、商脉、文脉基础之上，拥有的独特魅力；茶马古道旅游的符号化特征及其影响。

研究方法上，笔者从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视角出发，借用地脉、商脉和文脉概念，在地脉、商脉、文脉空间构建的分析框架中，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研究、田野观察、个案分析等方法，将整个文本贯穿于其中进行分析梳理。在滇藏川的地脉、商脉、文脉空间背景梳理基础上，笔者将重点讨论以茶叶作为中介物与核心的生产、消费等环节如何同贸易、规制、表征等“文化的循环”环节相关，同时在互动中彼此相扣、相互影响，最终梳理出茶马古道上的物资贸易与文化往来何以会如同牵牛花一般，在西南地区萌发、生长并在无形之中将西南地区牵连为一体。其中，历史文献研究主要用于分析历史上茶叶的传播、贸易、饮用、供应、保障、影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西南边疆开发、移民开拓、西南边疆史等方面；田野调查主要描述今天茶叶出产区的茶叶种植、加工、销售等方面的情况以及消费区的茶叶来源、比例和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饮茶方式、对茶叶和饮茶的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情况。鉴于整个西南地区面积非常广阔，笔者将分别在茶叶产区与消费区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村寨或群体进行个案的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