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线路分布的研究，还是线路开辟及其文化影响的研究，实地田野考察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茶马古道研究的基础工作。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人文类型，使之成为近代以来田野考察的热点地区之一，有着悠久的田野调查传统。

国外方面，19世纪末，为了准备修筑联结印度和中国长江中下游的铁路项目，H.R.戴维斯先后四次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涉及了滇、川两地的几乎所有重要区域，其《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19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149]以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为我们了解19世纪末期的茶马古道提供了重要线索。约瑟夫·洛克也在20世纪20年代深入滇西北和四川木里等地区，不仅在《全国地理杂志》的文章中将中国西南地区介绍到了国外，而且在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以大量中国历史资料、外文资料和地方口碑传说，加上自己实地考察川滇交界处的第一手资料，全面揭示了滇、川地区当时的历史、地理和生态环境。^[150]为了深度体验马帮的生活，埃德加·斯诺1930年11月23日自香港乘“广州号”抵达海防起，由海防沿滇越铁路经河内、老街、开远至昆明，然后又与洛克一起经安宁老鸦关、禄丰、舍则、广通、楚雄、普棚、云南驿、红岩、下关、大理，与洛克分手后又经漾濞、永平、保山、蒲缥、老寨、橄榄坝、腾越、干崖、曼线、旺帕羊、卡农卡等地，于1931年3月11日抵达八莫。这次旅行后斯诺写了一系列的散篇发表在纽约《太阳报》，后来又被人编辑为《马帮旅行》一书，记载了斯诺与马帮一起旅行的过程^[151]。1941年，俄国人顾彼得也以“工合”^[152]职员的身份来到了丽江，其后9年的丽江生活使顾彼得对丽江产生了强烈的依恋，在他的《被遗忘的王国》中，他以自己的无微不至的观察和细腻生动的笔调详细地描写了20世纪40年代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古城居民的生活，是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的茶马古道重镇丽江的重要文献。^[153]

国内学者对滇藏川地区出于多种目的的考察开始也很早，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陈渠珍根据自己1909年至1912年间作为清朝武官从成都启程，至西安为止的这段经历，撰述了《艽野尘梦》一书。书中还记录了英、俄等国觊觎下复杂的西藏局势，清封疆大吏和军队内部的勾心斗角，记载了辛亥革命对西藏和川军的重大影响。^[154]20世纪上半叶，在西南边疆危机加剧、大批有着深厚人类学素养的学者归国、抗战之后众多学校和学术团体迁往西南大后方等背景之下，学者开始重视西南边疆地区并掀起了一股对西南地区调查的热潮，诞生了一大批丰厚的研究成果，如民国政府组织下诞生的《云南边疆概况》《边区调查》《西南边务大事记》《滇越边境设治概况》《滇越边境政治报告、民族分布》《云南边民种属分布》《滇西考古报告》《大小凉山之夷族》《川西调查记》《昌都调查报告》《松理茂懋汶边务鸟瞰》《康昌考察记》《大凉山夷区考察记》^[155]等。此时期对西南地区调查成果中，学术团体和学者个人的有《嘉戎民族社会史》《凉山倮夷考察报告》《凉山倮夷的宗谱》《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的农业与商业》《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个旧矿工》《滇西的巫术和科学》《在祖先的荫蔽下》《喇嘛教与西康政治》《凉山夷家》《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水摆夷风土记》《西康夷族考察报告》^[156]等等。这些调查的初衷虽然不尽相同，成果的表现形式也各异，但均涉及西南地区的经济状况、社会组织、民族文化、交通运输、物产资源、族群关系、语言文字等方面，为我们系统展现出了西南地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面貌，也为我们了解此期间的茶马古道和族群间贸易往来提供了众多线索。或许是鉴于此期间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和交通运输的特殊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二辑以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如缪云台的《联系对外交通及战后建设》、徐以枋的《我参加滇缅公路修建工程的经过》、王若鸥的《我在滇缅公路的见闻》、李慕郓的《滇缅公路开放后的见闻》^[157]，深入揭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及云南省内各段修筑、运营、管理、运输的状况，为我们了解近代西南地区的内外交通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的将近30年间，除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涉及西南地区并产生了若干成果之外，这一区域的调查研究成果屈指可数。1982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成了“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对西南地区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这“六江流域”进行了考察。其后，以成都、重庆和滇川两地的文物与博物为主的三个研究团队，先后组织了多次人数不等的考察队，对“西南丝绸之路”进行了实地考察。尤其是西南师大的考察队，走完了“南方丝绸之路”的主干线，搜集了大量资料，也基本弄清了这条道路的基本情况，出版了蓝勇的《南方丝绸之路》^[158]、邓廷良的《西南丝绸之路考察记》和《西南丝路——跨越横断山》。^[159]由此，“西南丝绸之路”逐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实地考察和研究工作也逐步开始进行，先后出版了《今古生辉南丝路》《南丝古道话今昔》《西南丝路万里行》等著作。如王清华等人对四川、云南境内的古道也进行了全程考察，反映他们考察路线和成果的著作《西南丝绸之路考察记》也于1996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作者们在这本书中也提及了“茶马古道”，但只是把它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支线之一：“另外，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两条重要支线在本书中尚未提及。它们是‘步头路’和‘茶马古道’。步头路是从五尺道安宁一带岔出南下，经建水、元江然后顺红河出海；茶马古道则从五尺道和灵关道会合处的大理岔出北上，经丽江、中甸，进入西藏。”^[160]川、滇、黔十一市地州的政协为了从历史文献和古代交通等方面为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找到历史的依据和支撑，1998年组织编著了《今古生辉南丝路》，通过“亲闻、亲历、亲见”的感受，或从“三亲”史料出发，以古今对照的方式，分三篇反映了西南丝绸之路上的经济、历史、饮食、信仰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并描绘出了从四川成都出发，经贵州、云南通往印度和缅甸的“南方丝绸之路示意图”。^[161]上述考察虽然没有以“茶马古道”为题，但却也给后期茶马古道线路的田野调查奠定了基础。

正式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考察开始于1990年7月至9月，“六君子”开始了他们徒步考察茶马之道的旅程。当年8月3日的《云南日报》头版还报道了“茶马之道”考察组从中甸启程的消息。^[162]离开中甸（现香格里拉市）后，他们徒步从金沙江虎跳峡开始北上，途径中甸、德钦、碧土、左贡至西藏昌都，返程又从左贡东行，经芒康、巴塘、理塘、新都桥至康都，接着又从理塘南下乡城返回中甸^[163]，步行100多天，对云南、西藏、四川交界处这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的“大三角”处进行了田野考察，并在其考察成果中对“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做了明确的区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中国对外交流的线路大致有以下几条：（1）南海道；（2）西域道（北方丝绸之路）；（3）南方丝绸之路；（4）青藏高原‘麝香丝绸’之路；（5）滇、藏、川‘茶马古道’。”^[164]但从文中的表述来看，滇、藏、川“茶马古道”只是被视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并没有将二者做明确的区分，后期的研究中才将两者明确地区分了开来并为“南方丝绸之路”这一提法进行了正名。^[165]

“六君子”考察之后不久，郝跃骏深入独龙江，拍摄了电视专题片《最后的马帮》。放映后引起了民众对西南山区马帮的极大关注，并因此荣获多项大奖。1999—2003年，导演田壮壮、作家阿城、木霁弘、丁辉等人历时四年合作拍摄了纪录片《茶马古道·德拉姆》，上映后也引起了巨大轰动，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云南怒江至西藏沿线的茶马古道。反映他们田野考察经历和见闻的《茶马古道考察纪事》也于2001年出版，再现了他们在利沙底、丙中洛、片马、营盘、剑川、中甸、永宁等地考察采访的经过和收获。^[166]三年后，木霁弘又在《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一书中，进一步展示了在普洱、西双版纳等茶叶产区和丽江田野考察的见闻和感受，尤其是对几位老人的采访，翔实、生动再现了曾经繁忙的茶马古道。^[167]2002年6月，由中国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云南迪庆联合举办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上，参加综合科学考察队的几十名专家、学者，分别从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同时出发，沿着川茶、滇茶入藏的线路进行了一次涉及众多学科的田野考察，随队的十余家媒体也对此次田野考察做了采访报道。与会专家会后联名发表了《昌都宣言》，力图“开拓茶马古道研究领域、促进茶马古道旅游开发”。^[168]在《西行茶马古道》一书中，杨福泉也根据自己1989年以来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在茶马古道沿线云南、四川的田野调查资料，尤其是此次考察见闻，描绘了从丽江出发，经过中甸、德钦、芒康、左贡、昌都、类乌齐、丁青、那曲，直到拉萨的滇藏茶马古道沿线文物古迹和人文、自然风情。^[169]2005年9月底，新华社组织了三支报道小分队，分别沿滇藏和川藏两条线路进入西藏之后，又考察至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通过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等新闻报道，向世人介绍了茶马古道。为纪念茶马古道徒步考察和命名20周年，并进一步研究滇藏川“大三角”区域同茶马古道的关系，2010年7月，北京大学茶马古道语言文化研究课题组、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科学中国人》杂志社、商务印书馆和剑南春酒厂组成了茶马古道与酒文化研究联合考察队，在1990年考察范围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扩展，从昆明出发，经过大理、昌都、拉萨、格尔木、西宁、兰州、临夏、若尔盖、松潘、都江堰、西昌、渡口、大姚等地回到昆明，基本囊括了茶马古道网络的主干区域。^[170]

从已有研究的回顾来看，近代以来研究已经涉及作为西南滇藏川为核心的茶马古道上的内外物资、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采取了文献梳理、实地田野考察、个案分析等方法，取得的成果也极为丰富，呈现出多学科参与、多方法综合运用的特点。这些前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我们今天的茶马古道研究的坚实基础，但也留下了若干空白或者研究不够深入的方面：(www.daowen.com)

（1）就研究内容而言，虽然已有众多学者认识到了西南地区整体的地脉、商脉和文脉对茶马古道的模塑作用并在其研究成果中进行了相应阐述，但却鲜有学者指出茶马古道上物资贸易对西南地区地脉、商脉、文脉的“反作用”，尤其是这一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疆”如何在内部形成共同体的基础上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中；

（2）就物资和文化的传播交流而言，虽有众多学者对各种物资贸易和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数学者仍停留在对商品及其种类本身的考究和分析上，鲜有学者将物资及其代表的思想观念结合起来，尤其是将不同的文化观念对物资贸易的“规制”作用同西南地区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研究；

（3）就贸易本身而言，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关注于滇藏川地区特定地理和物产下，商品的生产在对外输出在贸易往来中的“推动”作用，但却很少关注消费地对产于异地但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商品的需要在贸易往来中的“拉动”作用，以及由此促动的资源分配和思想文化交流；

（4）虽已有学者提及了滇藏川地区内外的“贡赐贸易”在早期物资流通中的作用，但却鲜有学者讨论后期大规模贸易产生之后，同时拥有“商品”又是“礼品”的双重属性的物资，在西南边疆地区和更广阔的地区之间产生的维系作用，尤其是这些物资的流通带来的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的互动与关联，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同与“茶文化边疆”效应；

（5）最后，虽然有学者对旅游业迅猛发展背景下的茶马古道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和方式进行了分析讨论，但却鲜有人关注茶马古道何以成为“视觉”主导下游客们争相“凝视”的目标，以及他们的“凝视”又如何进一步促进了茶马古道的符号化和他们的“凝视活动”对茶马古道沿线的民众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在此情况下，如何进一步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从茶马古道上以茶叶为主的物资流通入手，在研究中将茶马古道上物资贸易的研究同西南地区内外的经济、文化、思想交流和族群关系结合起来，探究茶马古道如何“牵联”起了以滇藏川为核心的整个西南边疆地区历史与现实，既是今天的茶马古道研究中一个鲜有涉及的话题，也是今后的茶马古道研究中的一个亟待深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