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藏川地区内外的文化交流也是茶马古道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同线路研究的情况类似，《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等早期记载“蜀身毒道”的文献材料中并没有关于沿途族群名称、社会结构、风俗文化等方面情况的详细记载，为后世学者对茶马古道上的文化及其交流留下了众多悬念。

不过，道路本身就是人和环境互动的最直接产物，“这条线是人走出来的，而且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走出来的；所以，这条交通线的开辟，可以了解西南地区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各地部族要求与邻境交换生产品，相互往还频繁开辟了道路，西南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已渐发达，可想而知了。”^[128]物的往来总是伴随着人员、文化和信仰等方面的交流，上述茶马古道研究几个方面的内容均涉及了茶马古道文化的交流往来，近代以来也有很多学者从历史文献记载出发，结合出土文物对茶马古道上的历史文化交流进行了专门研究。

早在1957年，日本学者藤泽义美就考察了从古代起直至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经营中，经由“滇缅路”的文化传播，指出虽然西南地区的这些古代交通路线“并不引人注意”，但是“如果站在南亚史中的东西文化交流史，特别是海上交通还不很发达的古代，这一观点上看问题的话，东南亚正处于交错地带，这里肩负着连接东西几条通道的重任。其中特别是通过缅甸云南这条道路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而且“以云南地方为中继地的东西文化交流，有很多情况可以认为很早以前就在进行，不过现在还没有达到弄明白的地步”。^[129]他还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条下的记载指出：“印度文化无疑是后汉时期经过上缅甸渗透到云南西部地方来的。”“最能证明自后汉时起，通过滇缅路使中国文化和印缅文化直接交流情况的，可举出掸国遣使中国一事。”^[130]稍后，饶宗颐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的记载指出：“无论蜀布之意义，是指蜀地之细布，抑为永昌之细布，但必经蜀贩之手。”“汉代云南的统治阶层多为蜀人，故蜀人对于云南的智识，特为丰富，域外地理，可能出于蜀贾报导。”^[131]也就是说，至迟在汉代，蜀地的商人已经跨越万里之遥，活跃在了今天的茶马古道之上，开始参与商品贸易并推动文化往来了。陈茜在考订线路和贸易往来的同时，也指出“川、滇、缅、印的陆路交通线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加强友好合作，互相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条通道……”他还从先秦两汉时代开始，分析了茶马古道上进行的物资贸易和文化交流情况。^[132]汶江则以密宗和炼金术为例，分析了我国道家和道教对印度宗教哲学与科学产生的影响。^[133]史占扬则透过四川广泛分布的崖墓民俗和宗教信仰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两千年前西南地区的中外文化互相交流与吸收的情况。^[134]龙建民等人在讨论了西南地区内部及对外交流中的盐、笮马、笮桥、铜鼓等有形的商品和无形的宗教思想之后，指出：“南方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的纽带。中原文化通过丝绸路对西南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显而易见的影响；同样，印度文化通过丝绸路对西南文化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文化的交流促成了西南巫、道、佛、儒多种文化并行的格局。”^[135](www.daowen.com)

上述是“茶马古道”概念正式出现之前，学者们关于滇藏川地区文脉延伸研究的代表。“茶马古道”概念被正式提出时就被定位为“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136]，因为“印度的佛教文化、艺术文化、糖文化向东渗入中华文化区，中华文化中的稻作、丝绸、茶叶、瓷器、纸文化等向西也渗透到了印度文化之中。在这互相渗透的过程中，‘大三角’的茶马古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媒介’，是‘纽带’，现‘大三角’区仍蕴含着两种文化粘合的‘遗存’。我们也可以从种种文化积淀中探寻到‘大三角’区是中华文明加印度文明构成东方文明的‘粘合’区的线索”。^[137]第二年，“六君子”^[138]进一步指出，滇藏川“大三角”地区“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就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本土文化，其以后都作为中华文明多元文化中的一个‘两点’而被吸收了。”“该处的民族文化具有‘复合’和‘单一’两重性的特点，算得上是民族文明文化的‘聚焦地’。”“从更广的视野来看，这块无垠的土地，很古就同印度、缅甸、中亚及红海沿岸的国家来往了。”^[139]木霁弘从普洱茶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谈论了茶马古道与云南的文化历史^[140]，并对茶马古道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总结，指出它主要有“血亲性”“多元性与融合性”“特异性”和“拓展性”四个主要特征。^[141]他还指出，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之间“血亲地理造就了血亲民族，而亲缘民族必有亲缘经济和亲缘文化”，“茶马古道文化的发展，是许多民族多元文化不断融合碰撞的过程”，“从茶马古道文化的特异性来进行文化类型的划分是一件复杂的事，很难有一个笼统的标准。各取其中一点为模式，都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文化类型”，“茶马古道将中国西南部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直到更遥远的非洲连接起来，成为云南通向世界的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命脉”。^[142]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保亚将茶马古道界定为“横跨世界屋脊的文化传播纽带”。^[143]

“六君子”之外，向翔从“不为热点注目的边远、边缘地带往往留下不少人类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明显遗迹”^[144]出发，撰文介绍了茶马古道上汉藏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石硕也在分析茶马古道线路分布的基础上，阐释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特点。^[145]熊燕则考察了唐、宋、元明时期茶马古道上滇西北地区和藏族聚居地区的宗教文化交流，指出：“茶马古道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极大地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146]鉴于茶马古道上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必将给参与的双方带来一定的变化，周云水根据滇藏交界处的察瓦龙调查资料，讨论了以藏传佛教信仰为核心的藏族文化如何影响到了周边的独龙族、怒族文化，阐述了历史上察瓦龙藏族文化丛的形成过程和今天更加剧烈的人口流动带来的更大规模的文化涵化。^[147]周云水、魏乐平以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为例，指出：“在长期的文化涵化中，藏传佛教逐渐渗透并融合进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族文化丛。藏族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共存产生了融洽的民族关系，不断促进察瓦龙社会和谐发展。”^[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