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物资贸易进行都会或多或少地伴随着商品产地与消费地的文化交流，产区和消费地相隔万里之遥的茶马古道上的物资贸易更是如此。正是商人们追逐商品贸易过程中的艰辛跋涉，才形成了今日茶马古道庞大的交通网络。

物资贸易直接与区域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这一问题也是西南地区的交通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交通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在贸易的物品上，鉴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南夷传》等早期的文献中均提到了印度出现的“蜀布”和“邛竹杖”，早期关于西南地区同南亚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物资贸易的研究中，都认为丝绸、邛竹杖等是西南地区很重要的商品。如向达在其《中外交通小史》中指出，公元前五世纪释迦佛在世时，中印之间已有了商贸往来。^[70]季羡林的《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和德国雅各比（H.Jacobi）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报告均根据考第利亚（Kautilya）的《国事论》中提到的“支那（Cina）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认为，公元前四世纪时中印之间的交通已开辟了，“丝”已通过西南等地区的通道进入了印度。^[71]固然根据这些材料可以断定“中印两国文化发达甚早，已在远古声闻相通为意中事”，但“诸家所引证的资料未必尽确，且有任意比附之嫌”。^[72]

1936年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建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的亚历山大城时，曾在城堡中发现了许多中国的丝绸^[73]，而当时北方丝绸之路尚处于匈奴和月氏的阻隔之下。据此童恩正推断“这些丝绸（至少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从成都经滇缅道运到印巴次大陆，再到达中亚的”。^[74]但这其实也是值得商榷的，张骞通西域只是一次西汉政府的“官方行为”，我们既不能否认在此之前已有民间商人活跃于这些商道之上，也不能否认这些丝绸通过北方丝绸之路运达中亚的可能性。张骞向汉武帝的汇报中已有西南地区“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但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的努力却屡遭失败。“官方的使者不能通过并不意味着商人也不能通行。商人不仅不会对该地各族造成直接的威胁，而且各族的酋长头人还可以向他们征收买路钱，甚至直接参与其走私贸易而获得巨额利润，这种现象解放前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存在。”^[75]因为“各地部族要求与邻境交换生产品，相互往还频繁开辟了道路”。^[76]那么，这些出现在印度等地区的丝绸，也完全有可能是通过张骞之前已在北方形成通道的民间丝绸之路运达，也不一定要通过西南地区。

相对丝绸的不确定而言，蜀布、邛竹杖、铁器、琉璃、宝石、货币、海贝、漆器、盐、茶叶、棉纺织品等商品的传播和贸易在西南地区古代同南亚和东南亚的交往中的存在就比较确定了。关于这些商品，学者们在已有众多相关的研究中都有涉及。如蓝勇指出，汉晋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上流通的商品有丝绸、蜀布、邛竹杖、蒟酱、铁器、铜器、海贝、笮马、盐、银、僰僮、漆、珊瑚、珠宝、玉石等。^[77]桑秀云提出，张骞见到的“蜀布”并不是丝绸或蜀锦，而是属于麻葛一类的制品。^[78]饶宗颐认为：“观Cinapatta在印度之被珍视，而‘秦布’且成为一美名，则蜀布及永昌细布之远至印度，自不成问题。”^[79]童恩正指出，西南地区向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地区输出的商品有蜀锦、铁器、琉璃制品、丝绸、漆器等。^[80]江玉祥的《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简论》也探讨了邛竹杖作为西南地区对外物资交流中的商品之一的地位。^[81]只不过就这些商品的性质而言，此时期贸易中的这些商品大都是分段短途贸易的商品，不仅“真正长途转贩贸易商品并不多见”^[82]，而且“真正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贸易并不突出，主要是以作为财富象征和装饰品的宝石玉石海贝珊瑚之类贸易相对突出。蜀布、邛竹杖的转输并不是一种大规模贸易商品，不具有普遍性。”^[83]

综合来看，西南地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大宗商品应属茶叶，关于西南地区物产和物资贸易的众多研究也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从全球茶叶的起源方面，何昌祥从云南境内发现的木兰化石分布和形态等方面分析论证后，提出：“生长在云南西南部的野生大茶树，则有可能由本地区第三纪宽叶木兰经中华木兰进化而来，同时在未遭受到第四纪更新世多期毁灭性冰川活动袭击环境条件下，茶树得以生存和发展。”^[84]陈椽进一步从民间传说、文献记载、“荼”与“茶”考辨、野生大茶树、自然环境、近缘植物、茶树原种、皋芦型性状遗传、茶叶生物化学、茶树分布等方面，证明云南是茶树的原产地：“可以肯定我国云南是茶树原产地，当地野生的中间型、矮而健壮小乔木皋芦种，是茶树原种。”^[85]

虽然茶树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起源时间很早，但在人类历史上，从发现到认识一种植物，再到有意培植利用甚至改造它，总是需要一个漫长过程的。不容否认的是，从人们认识茶树的存在，到有意识地栽培茶树、使用茶叶，再到将茶饮逐步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组成部分，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幸而，该过程也已被近代以来的众多学者梳理了出来。其实，汉文献方面的记载已经表明茶叶的发现和使用同西南族群的关系。如成书于秦汉之际的中国最早的字典《尔雅》载有：“槚，苦荼。”郭璞注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荼。”^[86]成书于三国时期的《广雅》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87]朱自振根据《华阳国志》等文献的记载和“以茶名地的史实”指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在战国以前的巴国和蜀国，不但饮茶已经约定俗成，而且这时茶也已成为两国比较普遍的一项生产事业。”^[88]又顾炎武的《日知录》也说：“……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89]

随着近代以来对西南族群历史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有越来越多关于茶叶的少数族群神话传说在田野调查中被不断发掘了出来，并以“主位”的视角讲述了茶叶和他们生活的关系。如德昂族的《达古达楞格莱标》，傣族的《游世绿叶经》，布朗族的《叭哎冷》的传说，基诺族《诸葛亮教基诺族种茶》的传说，等等。正是鉴于各种文献的记载和考古的证据，陈兴琰主编的《茶树原产地——云南》^[90]以云南特有的自然地理和植被分布为依据，系统地论述了云南作为茶树原产地的依据，同时对云南茶组植物的起源、进化和分类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明确表达了云南西南部不仅是茶树原产地中心，而且也是演化变异中心。阮殿蓉的《普洱茶再发现》^[91]则进一步探讨了云南临沧的茶叶起源、种植历史、古茶林等方面的情况。

相对于茶叶起源更重要的是，茶叶由滇藏川地区传播出去之后，尤其是变成全国范围内“开门七件事”之一后，茶叶已经成了影响中央政权同西北、西南地区各少数族群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近代以来众多学者关于茶马贸易的研究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20世纪20—30年代的《最初华蕃茶马贸易的经过》《历代汉蕃茶马互市考》《唐代的茶马市》《宋明两代西北茶政考》《近三百年来西北边销茶大事记》《边茶与边政》等^[92]，对茶马贸易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涉及茶马贸易初始的时间、茶马机构设置、茶叶走私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又出现了《从边茶看藏汉关系》《明代茶马贸易的研究——以茶法为中心》《明代茶马贸易的研究——以虏寇为中心》《宋代的茶禁与茶户、茶贩的反抗斗争》等^[93]，国外的有日本人梅原郁的《青唐的马和四川的茶——北宋时期四川茶法的变迁》^[94]等。改革开放之后，又有《南宋的茶马贸易与西南少数民族》《宋代四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宋代与西北各族的马贸易》《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初甘肃地区汉藏茶马互市初探》《论明代四川茶马互市的经营管理》《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茶马互市与边疆内地的一体化》《藏彝民族走廊与茶马古道》《茶马贸易之始考》《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等^[95]颇有分量的论文或著作，涉及茶马贸易与民族关系、茶马贸易的起始时间、“金牌信符”制度、政府实施茶马贸易的目的、茶马贸易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的问题。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茶叶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已远不止于滇藏川地区，已影响到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也正是为何笔者认为茶叶是滇藏川地区最重要的商品，“茶马古道”这一概念是西南地区交通网络高度概括的依据所在。

滇藏川地区的茶叶贸易不只是被动地借助已有的古道进行，它也改变了滇川藏地区原有交通网络和原有商品贸易的性质。前文已提及，很长时间里西南地区“真正长途转贩贸易商品并不多见”，“不具有普遍性”。^[96]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与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条件有关，也与这些商品的性质有关系。茶叶之前的食盐、铁器、布匹等商品的生产原材料和生产技术都不具有垄断性，茶叶的生产技术虽然具有可复制性，但茶叶适宜种植区域的有限性却使其生产原料具有很强的区域固定性和垄断性。“恃茶族群”形成之后，消费者对茶叶的大规模需求就促使茶商络绎不绝地跨越高山大川的阻隔，前赴后继地开展长途贸易活动，使原本区域性的短途交通网络得以连通，最终形成了茶马古道这个覆盖了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商品流通网络。(www.daowen.com)

关于茶叶流通与西南地区原有古道网络的演变的这种关系，陈保亚在《论茶马古道的起源》中已做了详细说明：“前面我们说人类对盐的依赖使马帮古道深入到崇山峻岭的村落中，形成复杂的以盐井为中心的古道网络，这是因为盐产地和用盐的村落有距离。现在茶产地和用茶人距离更远，茶马古道从出发点到终点的距离已经远远超过了从盐井到村落的距离，以盐井为中心的盐运马帮古道成了茶马古道的局域网络……”^[97]不可否认，食盐也是茶马古道上流通的重要物品之一，但它的产地并不仅限于西南地区，而且广大沿海地区食盐的生产要更为方便，产量也更大。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由沿海地区向滇藏川等内陆地区长途输送食盐存在着众多不便，从周边的盐井中获取食盐才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申旭也讨论了由茶马古道串联起来的云南、四川、西藏和印度的长途物资贸易甚至是国际贸易。^[98]由学者们的研究来看，茶叶才是滇川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也是茶马古道网络长途贯通的最根本动力所在。

当然，茶叶等物资的长途贸易之所以能顺利进行，还与滇藏川地区商人们的活动和商脉的贯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早期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下，商人的物资贸易不得不进行接力贸易。^[99]此后，“汉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经济、政治和自然条件都限制着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100]，“开通这条蜀身毒国道，经过西南地区，是在这个地区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而且是这个地区的居民开发的；就是说，在这地区甲地与乙地之间的居民有往来，还开辟了一段路，乙地与丙地之间，丙地与丁地之间，也如此连贯起来，开成一条漫长的交通线。”^[101]西南地区的特殊生境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限制了明清之前商人的活动范围和组织方式，也是其茶叶流通的重要限制因素。如陈一石在《清代滇茶业述略》中指出，明代以前云南茶叶品种单一，基本上是就地销售，清代中叶以后，滇茶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其他省区，并逐渐畅销国外市场。^[102]

正是在茶叶进入西南地区的古道网络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之后，商人才开始以“商帮”和“商号”等组织形式，以骡马、旄牛等牲畜或人背马驮等运输方式，开始了大规模的“远征”。这点陈保亚在《论茶马古道的起源》中也做了详细分析：“马帮需要更严格的组织才能完成穿越横断山脉的远征。藏族对茶的全民依赖要求有更多的马帮，有更好素质的马帮，有更完善的马帮古道。马帮的生活开始职业化，形成马帮专用的术语，形成了马帮的商业规则，马帮古道开始固定化、季节化。”^[103]

鉴于商帮组织在滇藏川地区的物资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对它们的研究一直也是茶马古道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相关成果首先表现为商帮后人对活跃在西南地区商帮的回忆中，如施次鲁的《福春恒的兴起发展及其没落》^[104]、解乐三的《庆正裕商号回忆录》^[105]、杨克诚的《永昌祥简史》^[106]、马泽如的《云南原信昌商号经营概况》^[107]、张相时的《云南恒盛公商号史略》^[108]、陈鹤峰的《同庆丰天顺祥简史》^[109]、马伯良的《云南回族商业巨擘兴顺和号》^[110]《云南永义昌号》^[111]、姜一鹏的《我所知道的吉庆祥》^[112]等等，从各自的所见所闻出发，回忆并介绍了这些商号的兴起、发展过程、贸易组织方式、业务往来、人员配置等方面的情况，为我们了解滇藏川地区历史上的商帮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基础资料。

资料汇编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和专著针对商帮及其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末，陈汛舟、陈一石就撰写了《滇藏贸易历史初探》^[113]一文。90年代初，王明达、张锡禄撰写了《马帮文化》一书，在分析云南高原上马帮形成的原因和马帮历史的同时，探讨了马帮与云南交通的关系。^[114]王志芬的《普洱茶的兴盛与近代云南马帮》指出，以运茶为主的马帮是随着清代茶叶贸易的兴盛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其发展壮大也最终导致了普洱茶的进一步兴盛。^[115]马存兆则在滇西地区寻找到了当时还健在的马锅头、马夫及对马帮活动知情的老人，对马锅头和赶马人较出名而又集中的村寨、城镇进行了深入探访调查，并将村容村貌、民风民俗、宗教信仰、受访人的家世及人际关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对马帮的影响等内容记录在了《茶马古道上远逝的铃声：云南马帮马锅头口述历史》中，并详细地介绍了鹤庆马帮的组织、习俗、信仰，腾冲的商帮和马帮驮运的情况，民国时期弥渡的商业发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腾冲的金融业等方面的情况。^[116]薛祖军的《大理地区喜洲商帮与鹤庆商帮的分析研究》分析探讨了大理地区鹤庆商帮、喜洲商帮崛起的历史文化底蕴、创业思路、空间和区域分布、经营运作手法、历史地位与影响等。^[117]

相关研究中，刘云明、李旭和周智生的成果尤其值得重视。刘云明的《清代云南商人资本的运动》对云南商人启动资金的来源、资本的积累和流向进行了研究，指出正是在市场空间体系伸展之后，清代云南商人资本才顽强地生长了起来。^[118]他还指出，活动于云南境内的商人有云南省内的也有外省的，他们既相互区别又彼此交织，咸丰同治之前云南省内的商人势力比较弱，其后才迅速崛起。^[119]这两个商人群体还不断进行着群体形象的心理与组织调整。^[120]李旭的《遥远的地平线》《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以纳西族历史上长途行走于青藏高原，专门从事远距离运输的商人群体为中心，讲述了茶马古道沿线与族际商品交换同时发生的人员、文化交流与传播。^[121]其《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又以云南省通海县大回村马子商及其家族故事为主线，讲述了滇南地区马帮的经营业务和发展历程，同时介绍了马子商家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境遇和故事。^[122]周智生的博士论文《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123]以活跃于西南边疆的各族商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他们同近代滇藏川交界区域的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发挥的影响。周智生指出，滇西北地区大量民族商人的崛起是一个由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同周边地区商贸交流渠道的拓展、剩余产品的丰富、多元文化的传播交流等若干因素共同铸就的历史趋势，他们崛起之后又对近代滇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对地方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以其热情和机遇参与了地方政治生活。周智生《历史上的滇藏民间商贸交流及其发展机制》一文梳理了滇、藏、川毗邻地区的民间商贸发展过程并分析了这一地区商贸交流发展的促动机制。^[124]《茶马古道上的纳西族“藏客”起源探析》则进一步指出“茶马古道上族际之间的物资交换和商贸发展，有其特殊的地理边界和心理边界，交换行为的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物资补给的需求程度，而是物资需求与文化联系之间多重选择的结果。”^[125]周智生还探讨了近代以来西南地区的商人与中印商贸往来的问题。^[126]此外，贾大全关于川藏之间茶叶贸易的研究也具有大的启发性，如他在《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中明确指出：“川茶输藏是促进川藏交通开拓和川藏高原市镇兴起的重要因素。川藏线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它把我国内地同西藏地区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127]

确实，物资贸易既是文化交流的载体，同时也是各族群民众友好往来的纽带，这或许正是学者们对西南地区内外的物资交流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但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仍停留在贸易物品本身的研究上，只有周智生、李旭等少部分学者对茶叶等物资的生产贸易产生的西南地区各族群之间彼此政治、经济的关联和文化的认同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