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早期的“西南丝绸之路”主题下，还是“茶马古道”主题下，在滇藏川地区的内外交通和交往研究中，关于线路分布与开通的研究正是茶马古道研究中开始最早、成果最为丰富的。

在线路的分布问题上，桑秀云很早就在考订大夏名称、地望、史迹的基础上，指出西南地区“汉初，从四川至印度的道路，可以有三个可能的途径。第一，北道：是大迂回的路径，从四川先至长安，再从长安取道河西走廊，经新疆，越帕米尔高原，至大夏、印度。第二，西道：从四川向西走，经西康、西藏至印度。第三，南道：从四川向南，经云南、缅甸北部，再折而向西至印度”。^[22]今天看来，他这里提到的第一条通道的国内部分正是唐宋之后茶马贸易的主要通道，而后两条道路就是连接西南地区和印度、缅甸的茶马古道主干道两条主干线。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中也涉及了“古代四川经云南至东南亚的通道”，主要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即桑秀云所言的南道，中路为沿红河下航的水道，东路为进桑麋冷道。^[23]任乃强的《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认为，“蜀布之路”是一条从四川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阿富汗的商道，“以现代地图推断，它大约全长五千公里，约可分为两大段：从四川到北缅甸一段，我们叫它东段，约长三千余华里；由北缅甸西经印度到阿富汗的西段，约长七千华里。前一段是蜀商运售蜀布量最大的区域”。^[24]江玉祥在《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简论》中为我们详细分析并列举了“西南丝绸之路”川滇段的下行的古道。^[25]罗开玉在《从考古资料看古代蜀、藏、印的交通联系》中指出：“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古代蜀藏、滇藏之间、藏印之间，很早以前就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文化交流，存在着交通联系。”^[26]他还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指出“蜀藏印交通路线”“在地理上大体可分三组，即由西蜀政治经济中心成都通往川西高原，由川西高原通往印度，由西藏通往印度”。^[27]而且这三组交通路线“从大量的文献资料看，每一组都有多条交通路线”。^[28]蓝勇梳理了自汉晋至明清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零关道、五尺道、南夷道、滇越进桑关道、滇缅印永昌道、中庆普安道、中庆邕州道、中庆临安安南道等古道的开通、发展、完善、通达、确立，以及“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商品贸易、沿途城镇、中外文化交流、交通设施等方面的情况。^[29]邓廷良从“丝路源头”成都出发，依次介绍了西山南道、始阳道、旄牛道、岷江道、石门道、博南道、永昌道等中国西南地区的古道交通要道，并介绍了这些古道的历史遗迹遗物、沿线的重点城镇、民俗风情等内容，以生动有趣的语言、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结合大量反映沿线风情的图片，为世人展现了一个立体的“西南丝路”^[30]形象。

以上是部分“西南丝绸之路”主题下具有代表性的线路研究成果。“茶马古道”主题下，滇藏川地区的交通线路研究开始也很早。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李旭等人指出：“其（茶马古道）路线基本有两条：一是从云南的普洱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尼泊尔、印度。”^[31]稍后的《“茶马古道”文化简论》进一步将茶马古道基本线路补充为三条：从青海到西藏的“唐蕃古道”，从四川到西藏的“茶马互市”古道，以及云南到西藏的“茶马古道”。这篇文章还强调了滇、川、藏这一多种文化碰撞的“大三角”区域的文化重要性。^[32]李旭指出，茶马古道除了主干线以外，“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蛛网般密布在这一地带的各个角落，将滇、藏、川‘大三角’区域息息相关地联络在一起”。^[33]后期的研究中，木霁弘等人又将茶马古道的线路进一步地扩展，指出：“茶马古道运行范围在中国主要包括滇、藏、川三大区域，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等省区。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还进一步涉及南亚、西南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34]在此基础上，木霁弘还对“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为前者进行了正名。陆韧从先民的相互交流开始，详细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中云南的交通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35]陶德臣在其《外销茶运输路线考略》^[36]的基础上，在《大西南茶叶运销路线考》中详细考察了滇、川两地茶叶产区通往藏族聚居地区的茶叶运销路线的分布及其里程。^[37]

上述是前期研究中，学者就西南地区整体范围内的牵牛花走向的“粗描”，随着近几年来茶马古道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地方学者，尤其是文物工作者也开始逐步参与到了茶马古道线路与分布的研究当中，以他们对特定区域的了解和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据，为我们详细勾勒了不同地区茶马古道的详细分布。如《漫谈北川的茶马古道》从北川的地理位置、环境条件出发，介绍了北川茶马古道作为四川盆地通往西北重要通道的意义^[38]，其他还有《初探普洱市境内茶马古道形成、分布及现存遗迹》^[39]《生民通边——又叙思茅澜沧茶马古道》^[40]《茶马古道南涧境内线路初考》^[41]《四川茶马古道的路网体系及其文化价值》^[42]《从吉隆县发现的文物，谈古道吉隆线路》^[43]《从藏东石棺墓材料看西藏东部与川西、滇西北地区的文化通道》^[44]等，为我们展现了微观层面上茶马古道线路网络的情况。

在探讨茶马古道线路网络的同时，学者们还将目光转向了茶马古道线路上的一些重要节点城镇，分析这些城镇历史和今天的经济文化发展同茶马古道上各种物资集散的关系。典型的著作有《古道遗城——茶马古道滇藏线巍山古城考察》^[45]《凤庆鲁史——山背后的茶马驿站》^[46]等，根据文献记载、考古证据、田野考察等方面的材料，分别阐释了巍山、凤庆等城镇的历史同茶叶贸易和茶马古道的关系。论文方面又有《茶马古道与鹤庆》^[47]《剑川：茶马古道上的千年重镇》^[48]《“茶马古道”上的盐务重镇——盐井乡》^[49]《茶马古道上的嶍崆古镇》^[50]《鲁史：滇西茶马古道上的明珠》^[51]《茶马古道边贸重镇——亚东》^[52]《邛崃——川藏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53]《沙溪：茶马古道上最后的集市》^[54]等，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些城镇茶叶等物资集散中的经济文化发展和茶马古道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中，《茶马古道的起点？》一文虽然很短，但却尤其值得关注。作者针对学者经常争论的茶马古道的起点和终点问题，明确提出：“起点是相对于终点而言的，有起点就有终点（至少是可能有终点），因此，所谓茶马古道的起点，只是对生活于当地的人才有意义……茶马古道并没有起点，谁又能说哪一个地方就是茶马古道的唯一起点或终点呢？”“茶马古道并不是某一条或几条道路，而是一个交通网络”，“茶马古道就是以云南为中心的东南亚各地共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的现象。”^[55]

作者指出的这一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茶马古道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固然某一特定商品传播是有起点与终点的，但以商人和商品为媒介的文化交流却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起点与终点，而是一个不断往复循环的过程。这就像杜盖伊、霍尔等人提出的“文化的循环”一样，生产、消费、规则、象征、认同五个环节环环相扣，一个环节的结束同时也是下一个环节的开始。^[56]

2009年至2010年间，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文物局还委托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完成了茶马古道申报世界线性文化遗产的准备性工作——《“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研究报告》，从以茶叶贸易和运输为核心的茶马古道的源起与历史演变，茶马古道的分布路线，茶叶和茶马古道相关的历史遗迹及其现状，茶马古道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影响，茶马古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茶马古道文化线路保存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茶马古道线路整体保护的建议，茶马古道线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总结。^[57]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相关问题的讨论深度，这一报告都集成了之前茶马古道研究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开辟了新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这一报告的出现是茶马古道的研究首次进入国家的视野，具有转折性意义。表明茶马古道相关线路和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将茶马古道沿线遗址遗迹提上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日程，使之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和历史意义进一步凸显。(www.daowen.com)

线路的分布与走向问题之外，线路的开通时间也是学者们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早期以“西南丝绸之路”为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多认为这些道路开通的时间很早。如藤泽义美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云南通缅甸的道路开通的时间虽然“一般的说法甚至在石器文化、青铜文化时代就在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即以上述地方而论，未尝不可以想到或者上溯到史前时期”，只是“由于现今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方面尚未开始研究，例证和资料均甚缺乏”。^[58]童恩正也认为：“从地形上看，这些道路大都在崇山峻岭之中遵循着自然的河谷通道。我们有理由推测，也许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四川地区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而且极有可能就是沿着这些路线进行的。”^[59]任乃强根据四川南充天宫山的考古发现指出：“开辟这条路的人，无法找出了。开辟的时间则有线索可循，可以估计它在公元前两千年以前，最保守说，也当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60]季羡林、饶宗颐、陈茜等学者则根据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的著作《国事论》和《摩奴法典》中记载的Cinapatta指出，中国和印度的陆路交通和经济往来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经开始了。^[61]

相对而言，“茶马古道”的开通时间争议相对较大，部分学者认为它开通较晚，是唐宋“茶马互市”之后诞生的。如格勒在《“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一文中开篇即言：“今日我们所谓‘茶马古道’，实为源自古代的‘茶马互市’，即先有‘互市’，后有‘马道’或‘古道’。”^[62]罗世伟在《茶马古道历史线路与旅游开发意义》一文开篇也说：“茶马古道因茶马贸易而起。”^[63]敏塔敏吉《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文化》一文第一句也言：“茶马古道最早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64]韩海华、周斌星在2009年初发表的《茶马古道：民族文化之路》开篇亦言：“茶马古道起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可以说是先有‘互市’，后有‘古道’。”^[65]

在笔者看来，茶马古道虽然在唐宋之后政府努力推行的茶马贸易中一度出现了非常繁荣的局面，但它并非由于茶马贸易的原因“突然”诞生或一气呵成的，而是随着人类的迁徙、交往和物资交易的逐步扩大而逐步形成的。所以笔者比较认同陈保亚在《论茶马古道的起源》《论滇僰古道的形成及其文化传播地位——茶马古道的早期形态研究》《陆路佛教传播路线西南转向与茶马古道的兴起》等文章中提出的茶马古道逐步演化和转向的观点。在《论茶马古道的起源》一文中，陈保亚指出茶马古道的形成经历了不同的形态，是从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新石器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演变而来的，“这些古道的原始形态是茶马古道兴起的必要条件”，“与其他古道相比较，茶马古道生命力更强，网络分布更细，路况更艰难”。^[66]《论滇僰古道的形成及其文化传播地位——茶马古道的早期形态研究》中，陈保亚分析了古代连接四川和云南的第一通道“滇僰古道”的形成时间、线路分布、同其他通道的连接和西汉以来的繁荣情况，根据商周青铜器和四川三星堆青铜器铜矿的来源，指出“滇僰古道最早形成于殷商时期”，“是古代中国沟通西域的重要路段，也是茶马古道早期形态的一条主干道”。^[67]《陆路佛教传播路线西南转向与茶马古道的兴起》中，陈保亚提出在佛教传播路线由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转向西南地区之后，“把早期相对孤立的局域形态的盐运马帮古道联网成跨越横断山和喜马拉雅山的全域网络，这为后来出现的跨越横断山和喜马拉雅山的茶马古道提供了重要条件”。^[68]这些都为我们科学、完整认识滇藏川地区茶马古道的线路产生和演变，以及茶叶贸易形成的牵牛花藤蔓的生长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现在来看，一部分学者认之所以为茶马古道是唐宋以后官方茶马贸易进行后才开通的，可能还和早期学者对“正史”记载过于依赖和研究过程中“主位”视角的缺失相关。因为政府和西南地区的茶马贸易只是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商业往来，而政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民间商贸往来或没有清晰的交通线的基础上进行茶马贸易，这就如同不会在一块没有任何民间交易基础的空白之地强制设置交易市场一样。民间早期小规模的茶叶贸易往来往往不为“正史”所重视，很难进入官方史籍的记载，只存在于部分地区的民间传说和遗迹之中，只有大量深入的田野调查才能将这些材料挖掘出来，但它们却正是早期茶马古道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由此，我们不难推断，早在唐宋政府进行茶马交易之前，茶马古道的地脉已基本形成且民间沿茶马古道延展的商脉相当活跃了，政府设置茶马司等相关管理机构进行茶马贸易，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民间贸易形式加以管理使之规范化罢了。因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无论是西南边疆最早开始种植、生产茶叶的各族民众，还是从事茶叶等物资贩运的商人，都很少有人能对其活动留下文献的证据，加上考古文物证据一时难以发现，很多研究就只能靠汉文史籍中“只言片语”的记载了。这同时也正是为何很多文献记载中谈到茶叶起源时，都将其归功于较早进入中央王朝管辖和汉文史籍的巴蜀地区，却忽略了澜沧江下游的云南作为真正的茶叶起源地和没有史籍记载的云南少数族群先民作为茶叶最早发现者的贡献。

同时应当注意到的是，现有茶马古道线路的研究几乎都是关于滇藏川地区的研究，而且研究的内容也大多停留在地脉梳理方面，国内学者还鲜有涉及西南地区之外与茶马贸易相关的地脉与商脉的研究，以及由茶叶等物资贸易的进行和茶马古道有形线路的延伸和拓展而带来的文化交流、情感认同和文脉化问题的专题研究。这方面，美国学者艾梅霞的《茶叶之路》已经以茶叶为载体，为我们展示了经由北方蒙古草原连接中俄的“茶叶之路”“如何将欧亚大陆联结成一个整体”，“引导和塑造着人们日常生活决定性的样貌”。^[69]

从现实来讲，相对地理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的研究而言，我们今天更需要关注的是深入探讨在滇藏川地区的崇山峻岭中开辟出来的古代交通网络，同世代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这些交通网络在滇藏川地区的商脉以及这一地区共同体形成中文脉的无形影响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