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本来人体内的血管，又引申为脉搏以及类似血管般连通且有条理的事物，或者用来指在空间分布、时间传承上有联系的事物，“脉”系统的传承性、关联性对本研究也提供了很多启发。

虽然在社会文化事项分析中，学者已经指出“在现实中，许多事物都内在而显著地表现出时间上的传承性与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即体现出‘脉’象”。^[13]茶马古道网络结构和功能也极似人体内的脉络系统，但笔者之所以未简单地对其以“脉”相称，是因为：（1）生物体内由血管构成的脉络是有明确的中心区域即心脏驱动才能运转的，而种种迹象都表明，茶马古道网络上我们很难确定一个辐射全部末梢的中心区域；（2）茶马古道网络具有不断伸展，逐渐将更多地区和民众关联到一个整体内的特性，这又使之明显区别于空间范围仅限于单个生物体内的“脉络”；（3）人体内的脉络“主干”和“支线”之内血液和营养物质的输送是单向的，而茶马古道网络却是一个主干与支线彼此缠绕、物资往复流动、主次关系随时可能转换的网络。

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一个地区的地势和区位状况，我国传统的风水学中也将地理地势比作人体的血脉，并将地形地势同人体经脉一一对应，从而产生了“地脉”一词，用以描述一个地区同周边地形地势的延续关系和在其中占据的位置。在商界中也有一个“商脉”的概念，用以指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合作机会，可以为商人们带来相应的市场与机会，只要他们通过一定的商业模式，就可以实现彼此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在文学界中也有一个“文脉”的概念，指“文明进化之历史血脉”，表现在历史、传统等形式上并通过教育、学习等方式传承下来。文脉在文化演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生象，是为变易；文化存脉，是为不易”。

具体应用方面，“商脉”存在的争议相对比较少，主要用于分析特定地区的商业网络背景和其中的人际关系资源。“文脉”与“地脉”的应用目前主要集中在区域规划和旅游营销之中，是一对存在争议比较大的概念。20世纪50—60年代，文丘里和拉波波特等人首先借用了“文脉”的概念，指出建筑设计也应强调建筑的“语言”和“场地”，也就是建筑在空间上的延续性与整体性。稍后，城市规划学者进一步借用了“文脉”的概念，指用以串联起一座城市、一组建筑、一条街区的一种文化因素或主题，往往是“相对定格了的文化”“物化了的文化”“主体化了的文化”^[14]。陈传康在旅游规划界中借用了“文脉”的概念^[15]之后，吴必虎对其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文脉即当地的地域独特性，又称“地格”。^[16]还有一些学者从旅游营销的角度对文脉做出了定义，用以指某地或某地区的文化特殊性的整体形象，以及构成文化特殊性整体的要素和要素组合。^[17]范业正^[18]和张鸿雁^[19]在陈传康先生的文脉理念基础上，将其细分为文脉（社会人文背景）和地脉（自然地理背景）两个子系统，并将对区域文脉、地脉的研究称为人文识别（HI）和地缘识别（GI），从而将地脉的概念从文脉阐述中划分出来。牟红等^[20]将其细分为“文脉、史脉、地脉”。章尚正等人也从地脉、文脉、商脉三方面对安徽屯溪老街进行了旅游开发分析。^[21]

虽然学者们对于“文脉”“地脉”的界定至今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文脉”“地脉”的界定中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元的文脉观，二元的地脉、文脉观以及多元观。其中，一元的文脉观认为历史文化特征是形成于地理环境基础上的，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地域的整体地方性特征。二元的地脉、文脉观则认为地域独特性体现在人文与自然两大方面，这一观点对于进行区域地方性分析具有方便直观性。多元观的区域独特性分析则更为具体，对于依据区域独特性进行旅游开发更具针对性。

笔者研究中更倾向于二元的文脉、地脉观，认为“地脉”是特定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在时间上的传承和空间上的分布系统特征，用以概括特定区域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地域性、贯通性、系统性与独特性。“文脉”更多的是指“文化”的“脉络”，也就是特定区域内包括社会、文化、历史等内容在内的人文地理特征，在时间上的传承和空间上的分布，这一特征建立在区域的地脉基础之上，同时又融进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民众的社会心理积淀，是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在不同族群心理认知层面的反映。(www.daowen.com)

在前述学者的界定基础上，后文分析讨论中的“地脉”主要指滇藏川地区的自然地理空间，“商脉”主要指滇藏川地区在民众物资贸易和往来中产生的人际空间，“文脉”主要指滇藏川地区的社会文化空间。三者共同构建出了滇藏川地区民众三位一体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空间，如图1所示。

图1　文脉、人脉、地脉

三位一体空间中，地脉、商脉和文脉呈相互交织、相互促进或制约关系。如滇藏川地区的商脉建立在地脉和文脉基础上，尤其是不同自然地理空间的不同物产的互补性和各族群民众历史上的人际关系空间基础之上。由于各地之间在物产与所需上的互补性，辅以不同族群的对彼此的认同，进一步加强了对彼此互补性物资需求的强度，继而使物资贸易的利润空间进一步扩大，促使商人们络绎不绝地奔波于产区和消费地的众多族群之间，在赚取商业利润的同时进一步延展了商脉，客观上成为族群间的文化中介与载体。同时，商脉和文脉的产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脉的作用，但它们的进一步丰富和交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人们对特定自然地理空间的认知与感觉。自然地理空间虽然受制于先天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基础因素，但在“地方性”的构成中，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社会文化认知。同样，社会文化认知虽然建立在自然地理空间和人际互动的基础上，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对自然地理空间的认知和人际互动的方向。

只不过相对地脉和人脉的可观察性或具体感受性而言，作为社会文化空间的文脉往往是无形的、隐性的、难以察觉和言表的，这就使之可以在无形之中改变人们对地脉的认知和人脉网络的重构，实现特定地区的“文脉化”（“文而化之”）。

在笔者看来，滇藏川地区这一“文脉化”的过程中，茶马古道也像一株无形的牵牛花般，随着其在地脉、商脉、文脉三位一体空间中的不停穿越、攀附，区域内多元民族的经济和政治、文化逐步相互关联，最终成为内部彼此连接、互补共生的有机体，既实现了内部“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也完成了来自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的输入与扩散，融入了更大范围的“多元一体格局”之中，而且成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之一。故而笔者力图以茶叶等物资在滇藏川地区地脉、商脉、文脉空间中流动为切入点，梳理和分析滇藏川地区的文脉化过程及其对当代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