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西横河闸修建之初是堰坝，在清光绪年间（1871—1908）才改建为减水闸，但是它的右岸仍旧保留了实车坝。实车坝是便于舟船过堰的一种类似于斜坡的设计，因为古时主要依靠人力牵挽或是畜力盘驳。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便利船只通行，政府曾在1951年、1968年分别对该闸进行改建，将原减水闸改建成3孔水闸，每孔净宽2.5米，闸底高程1.75米，过水流量为每秒50立方米。在原车坝处建造了船闸，船厢长30米，宽15米，面积450平方米。上、下游都设置了摇门式木闸门，宽3.1米，当时虞余运河往来多为小型木质船，所以这样的设计绰绰有余。闸上又配备了14千瓦电动机，主要用作翻水补充上河水量，基本解决了上虞、余姚两地农田灌溉和防洪排涝的问题。1983年，原来人工操作的船闸又改建成机械化的升船机坝（杭甬运河40吨级航线），为大型水泥船的通行提供便利。

现在，来说说我自己和西横河闸的缘分吧。我20世纪60年代从杭州大学地理系毕业，最初分配到北京，辗转在各地的建设工地，在勘探、设计、监理等多个岗位上都工作过。70年代中期，因为家庭原因，我调回家乡，进入余姚的水利局工作。

那时，上虞、余姚边界的水利矛盾已经显现。自古以来，两地水位调节都是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来做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为增加河区蓄排功能，当地政府将原来的堰坝改建成水闸，直接导致了上下游水量平衡的矛盾；再加上当时上虞境内上河段经过开挖，来水量增加，原有西横河闸的减水、泄洪能力无法与之适应。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边界水利矛盾已经激化到上虞修建一个水闸，余姚地界立马修建一个对口闸的地步。你开我关的水利纠纷严重危害了两地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省里领导的高度重视。但是，真正的导火索还是1984年6月13日的大洪水，余姚全境30余万亩水稻、棉花、蔬菜等作物遭受不同程度的内涝灾害，其中西上河地区16万亩，占全市受涝面积的53%，水利工程被洪水严重冲刷，宁波市政府不得不开启姚江大闸36孔抢潮排水，以减轻灾区的内涝压力。这次事件在全省影响很大，省政府一方面着手协调“余上慈水事”纠纷，一方面组织水利专家实地勘察，制定了以西横河、斗门二闸为骨干的余姚东排工程规划。东排，顾名思义就是要把余姚的水向东引入东海。整个工程由浙江省政府拨付资金建设，其中二闸工程总投资200多万元。200多万元在如今可能算不上多大的投资，但在当时，这个规模可算数一数二了。工程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重建西横河闸、新建斗门闸和西横河下游河道（马渚街河段）拓浚整治等。

1986年12月，东排工程骨干西横河闸动工兴建。我在余姚市水利局副局长的任上进驻工地，负责“西横河治理工程”现场指挥，从此吃住都在工地上，很少回余姚市区的家里。说是指挥，那是好听的，说形象点，我更像一支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的“万能胶”。

我们那个年代的水利工作者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怕苦不怕累。白天工地上，我是“指挥者”，负责政策处理、工程协调等事项。前期准备工作中，难度最大的可能就属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了。西横河闸依山傍村，历史悠久，周围村民聚居规模比较大，特别还有许多世代遗留下来的祖坟。我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所以注意把工作做细、做透，挨家挨户上门拜访，一次不够就两次，关注、倾听他们的实际困难，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协调和解决。由于我三番五次“打扰”，村民们往往感动得不好意思，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了。那时，干部廉洁奉公，干群关系紧密，百姓对我们很信任，大家像“鱼水一家亲”。我就说“打炮”这件事吧。西横河闸建在山脚下，河对岸都是密密麻麻的村民房屋和生活设施，闸址需要劈山开挖，所以放炮炸山时，就难免有“飞来横祸”砸中村民的财产。可他们很少会来向我们要求赔偿，总说“这是政府为大家做好事，自己缝缝补补也就对付过去了”。(www.daowen.com)

晚上，我们所有工程人员都住在河道边上的简易工棚里。这时，我就成了“设计员”。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特别缺少水利方面的专业人才，我年轻时积累的那些工作经验算是帮上了大忙。工程上大大小小的设计图都是经我的手一笔一笔描绘出来的。由于“初设”审批时间紧，只好边设计施工图边施工。20世纪搞水利，有个原则叫作“当年投资，当年受益”。西横河闸工程1986年冬季开工，为保证如期竣工，扛过梅雨期的考验，我们就不得不赶在春节前完成闸基开挖与浇筑工程。压力带来的是动力，人员不足，我们就发动附近乡镇的群众投工投劳。指挥部一呼百应，虽然一天只有两三毛钱的补贴，但是百姓们无怨无悔、热火朝天地投入这项农田水利工程中。当然，这也使原本就很紧张的设计工作紧上加紧，很多时候工程施工是“等米下锅”。现场快速的施工进度催着我，我自然也是憋着一股劲。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加班加点。因为太想精益求精了，打样、晒图，往往忙活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而且绝对不影响施工进度。等天刚蒙蒙亮，我又和大伙儿出现在工地上，轰轰烈烈地拉开攻坚的大幕。

回忆这段往事，我首先要发自肺腑地谢谢那些纯朴的、舍小家为大家的百姓们。他们的博大胸怀、美好心灵令人感动，值得敬佩，他们的支持是我们坚实的后盾。再者，我也要夸夸我们战斗在一线、甘于奉献、不计名利的基层水利工作者，他们的事迹几天几夜都讲不完。我再说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国家经济相对落后，我们这个工程总造价100多万元，真正用到水闸主体工程上的资金也就70多万元（另有河、桥配套工程），还是有点捉襟见肘的。怎么用好用足这笔资金，着实费了我们水利工作者一番心思。那时可不像现在有什么“监理”之类的，完全靠工程技术人员的自觉行为。别看他们生活上没啥追求，住工棚屋、吃大锅饭就心满意足了，工作上却紧扣质量关不放松，以“不获全胜不罢休”的决心巧干、实干。当时资金匮乏，材料短缺（按当时国家的水电项目建设政策规定，只按计划拨给一定量的水泥、钢材、木材），远远不能满足建设的实际需要。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在设计中精打细算，在建造时分厘必争。比如说重力挡土墙的建造，现在的施工通常会统一铺上一层厚实的钢筋。可当时，我们的确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就想，一座挡土墙，它的每段高度受力情况是不同的，于是分段计算出各截面受力数据指标，然后按照抵御50年一遇洪水的标准，一一计算出各段的钢筋需求量和铺设标准。请想一想，光这一项就增加了多少工作量呀！当时没有计算机，完全靠我们工作人员一支笔一张纸一步一步地计算出来。在闸底设计环节，为了增加强度，通常的做法是增加水泥的浇制厚度。可是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巧妙地利用拱形张力好的特点设计了反拱底板，通过改变底板的受力条件，增加了它的承受能力，确确实实是省材料、省费用的妙点子。渠道中的连拱挡墙设计也是利用这个原理。施工图纸出来以后，我们的施工技术人员仍然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日日夜夜盯在施工现场，随时解决冷不丁冒出来的难题，手把手解释各项施工要点，严格监督整个工程质量，严密把握工程进度。就是在这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拧成一股绳”的斗志激励下，我们用有限的资金如期矗立起一座高标准的新的西横河闸，保证整个工程在1987年6月竣工投入使用。

2015年9月，西横河闸通过安全鉴定专家评审会议评审，历经30年风雨，它被证明仍旧是安全可靠的。现在，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西横河闸寄托了我们老一代水利工作者的强国梦，我们无愧于祖国，我们无愧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