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第三章中，通过对制造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愿的研究发现，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向前发展，其相关披露文件也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制造企业市场当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愿增加。同时，在第五章，制造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效果评价篇章中，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促进了制造企业盈利水平的提升。由此引发思考：（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愿与制造企业盈利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愿是否可以作为后续研究中代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程度的非离散变量？在前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章节继续深化拓展，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愿、制造企业盈利水平和改革路径三方面进一步整合，系统性地分析探讨并探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实施路径。

许多学者也利用主观指标如意愿、责任或者偏好等作为变量进行实证研究，与上文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不同，在本章节意愿不再作为因变量，而是作为自变量，探讨主观意愿指标对于客观情况的推动作用。钟优慧（2021）通过样本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企业较私有企业相比具有更强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绿色技术创新程度也更高，且累计绿色技术创新年限更长。易阳（202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放权意愿程度越高，混改采用渐进式或分散式时，国企混改的效果越强，进而企业绩效提升更为明显。刘佩（2021）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长期居留意愿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得出结论，长期居留意愿会显著提高家庭消费，并且对35—50岁、东部省份、高收入人群的影响更大。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H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愿的增强可以正向促进制造企业盈利水平的上升，帮助制造企业脱困。

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依然是当前社会经济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当下我国制造业经济转型时刻的关键工作是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是指导我国制造业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手段。“去产能”既化解过剩产能，又进行产能治理；“去库存”旨在解放占有资金，驱动企业引进新库存管理方式，精细化管理降低库存的同时提高效率；“去杠杆”减少负债，降低财务风险；“降成本”要求企业降低不必要的成本，高效率经营；“补短板”实际上是制造企业从量变转移至质变的过程，是从增加人力、技术到增强创新的战略性变革。短期内这种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的增长速度，但长期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制造行业带来的增益是巨大且可持续的。

产能过剩的实质是供大于求，就目前市场的发展状况而言，持续产能过剩会使产品利润下降，部分企业甚至因此面临破产。所以，消除制造业过剩产能情况，将过剩产能占据的时间、空间向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的地方转移，也是在加速企业盈利水平提升。“去产能”直接把制造业过量和较为落后的产能去除掉，目的是去掉不达标的利润数据和将会造成企业产能损失的数据，以此实现更加完美的资源调配，从而为获取更高效的新产能创造动力和提供条件，进而加快经济发展。去产能影响内部控制进而影响经济效益。洪昱颖（2019）经过一系列研究提出，企业首先要从采购环节开始作为去产能的第一步，而正确调控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减少原材料成本，还可以尽可能地保证产品品质，进而提升利润和提高钢铁企业的价值。建联（2019）认为，我国钢铁行业在清退僵尸企业、控制有效产能、消除无效产能取得去产能初步成效后，“优质企业”升级发展，行业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总体呈现平稳中有提升的态势。丁志国等人通过对去产能效应测度后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去产能的效用，对企业盈利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虽然这种显著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化，政策干预程度、地区等因素均影响政策的实施效力，进而影响对企业盈利水平的提升作用程度。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H2：去产能举措，在制造企业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脱困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诸多学者得出共同结论：精细化的成本管理能够促进企业盈利水平提升。Huson和Nanda（1995）发现库存与收益是正相关，且使用JIT生产方式能够提高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和每股收益，这证明库存管理方式和企业盈利水平存在正向关系。Isaksson和Seifert对处于成长期和复苏期的制造企业进行了研究并发现，精细化库存管理与企业盈利水平之间显著正向相关。恰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库存”任务实际就是对制造企业成本进行一个精细管理的过程，并且去库存改革带来的库存存货周转速度、库存变化等通过影响成本和利润从而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盈利水平。上市企业的留存货物的周转效率和其业绩成效呈正比例相关，这是魏成龙等人研究总结得出的。Capkun等认为库存规模与息税前利润、企业利润总额存在正向关联。这与Elsayed的发现相似，库存管理效率正向作用于企业盈利水平。Chen等通过对美国制造企业20年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股票收益较好的企业原材料和半成品库存水平低于行业平均库存水平。Steinker等利用1995年—2007年库存面板数据，证明制造企业降低库存水平能够维持在财务危机下生存。赵泉午等以中国13年里265家制造企业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得出库存周转率的速度与企业盈利水平相关的结论，库存周转水平偏高或偏低的企业往往总资产报酬率呈现较高的水平。由此可见库存周转率与企业盈利水平二者之间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极高的库存周转率不一定完全利于提升企业盈利水平，需要结合行业特性选择库存与企业盈利水平之间，降低库存产生的成本与增加的收益之间的最佳点。因此，可得出假设：

假设H3：去库存举措，在制造企业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脱困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负债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获取资金的一种必要手段。恰当负债的增加能够提高公司的未来收益率从而使股东权益增加，但是企业财务风险会因为过高的负债而加大，致使企业稳定性变弱，显著升高的高杠杆率也为行业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埋下了隐患，制造业也不例外。马建堂等（2016）提出，财务问题本就是企业备受重视的一部分，当企业杠杆比率过高时伴随出现的可能就是财务问题，也就是说企业如果因债务造成压力过大时企业财务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会变高，倘若发生财务问题，同时无法获得银行等外界资金投入时，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就会面临破产。陈卫东等人（2017）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存在财务债务压力问题时，那么该企业的盈利状况可能会很大程度地降低，且随着问题的严重，导致进入新一轮新债还旧，新投资缩减、生产压缩、企业盈利反复减少的问题可能出现的概率增加。李晗（2017）对企业的探究指出，负债压力程度高的企业，企业财务周转十分艰难，投资资金也提高，也就是说高杠杆情况下，企业有关资金的多项事务受阻。而经历了高杠杆率后的各大型企业资金问题开始进入恢复状态，这是后来Kuchler A.（2019）提出来的。“去杠杆”改革政策相较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他四项任务而言，与经济利益最为相关，因此制造行业需要按照去杠杆改革要求降低杠杆率至有效防范风险范围内，才能将减弱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率的负向影响降至最低的可能。(www.daowen.com)

去杠杆改革实施对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盈利水平存在正向作用。Velimir、Domen（2013）提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有效方法：“去杠杆”。其对企业有很多有利的影响，主要作用体现在可以使企业尽快摆脱因债务问题而引起的困境，避免企业损失过多导致经营不善，引起公司大变动，对企业降低资金链断裂等风险极其有利。钟伟、顾弦（2009）经过研究，发现实施“去杠杆”是美国解决企业风险处于经济危机时大幅度上涨情况的有效方案，大力降低资金循环，保证资金链的稳定性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破产风险，并且在社会各界大力推动“去杠杆”，不断宣扬其重要性，极大地推动了其实施过程。同时，在资本结构理论中，资产负债率的改变是会影响企业价值的。事实上，制造企业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因此，“去杠杆”能够有效平衡制造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张锐（2015）也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从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看出，因此增加企业效率、提高产品合格率、实现产业升级都要借助生产率，即释放经济发展潜在生产率的有效方法是“去杠杆”。弗苏（2013）在对1998年—2009年南非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后最终总结出，杠杆率与企业盈利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管弋铭等人的研究，关于企业杠杆率对中长期信贷与企业盈利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利用2010年—2016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肯定了杠杆率对企业盈利水平的显著提升作用。綦好东等（2018）研究了非金融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发现其中杠杆率过高，企业通过“去杠杆”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且“去杠杆”对企业盈利水平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强。

但一直以来谈及的制造企业“去杠杆”，并不意味着单纯消除企业的杠杆率，而是从去杠杆任务的实施目的出发，以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以实现高质量增长为目标，降低企业杠杆率。适度的最优企业杠杆率可以通过税盾效应、信号传递效应等有效增加研发行为产出，降低研发风险；过高的杠杆率，势必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破产成本增高，从而抑制制造业投资活动，降低产出，生产效率下降及信贷错配致使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因此，本章节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4：去杠杆举措，在制造企业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脱困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制造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经济新常态时，降低经济成本是重要环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降成本”课题总报告撰写组（2016）指出，“降成本”不是仅仅降低成本数额，而是要把成本减少至合理区间内，科学管理成本结构。吴群和侯祥鹏降在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讨论降成本措施对深化改革、促进产业转型、恢复企业活力三方面的现实意义。

“降成本”政策带来的成本结构变化反映出企业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更能反映出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要素分配和管理效率。而人力、原材料、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又是制造业的主要生产要素。降成本需要降低各生产要素成本，其中资金成本也就是居高不下的融资成本，是制造业成本升高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也是降成本政策实施至今的重点抓手。传导正确的货币政策，管控影响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商业经济环境，提升企业利润收益的有效手段为尽可能地减少融资成本投入。负债对企业盈利水平存在正向影响，谭元戎（2005）等人发现，降低融资成本可以通过控制负债与资本的比例实现，进而改变企业盈利水平。徐向艺和方政（2016）以中国电力行业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证明融资成本的降低能够长期性提高企业盈利水平。降低成本不仅提升制造企业盈利水平，还能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从而加速企业转型。因此，本章节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5：降成本举措，在制造企业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脱困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制造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的大环境下，薄弱区域更加凸显，“补短板”的任务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规划的，主要内容是弥补科技创新方面的短板，创新又被视为是激发企业能力、引导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通过创新推动制造业逐步专业化和高端化发展，能有效拉动制造业发展，提高整体竞争力。因此，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提升创新能力。智能化、数字化是未来企业发展的主要特征，会对企业管理、生产模式产生极大的甚至是变革性的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多维化创新能力更能够强化制造业薄弱部分，提高盈利水平，加速企业升级。Rossan和Apaydin（2010）、胡恩华（2001）等研究发现，增强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能综合提升企业包括决策、生产的规划统筹和执行的效率。不单单停留在产品创新层面，创新的非技术要素，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对于盈利水平同样存在促进作用。除了利用政府补贴解决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低的问题，加大研发投入也是提高企业创新力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互联网+”背景下技术创新对制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而言十分重要，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对创新能力的重视程度最终呈现为公司研发投入的数量，这对企业新产品开发有推动作用，能使企业获得较高利润，提升企业盈利水平。研发投入能够转化为创新绩效，而创新绩效则充分体现了研发投入对企业盈利水平的贡献。Edward B.Roberts经过两次调研244家企业后，得出了研发强度和营业收入存在正向显著作用的结论，证明技术战略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张艳辉等认为，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Berchicci的研究结果与之类似。加上人才素质提升，企业利用政策福利和激励措施调动员工积极性，消除技术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影响，提高自主创新的效率能够促进企业盈利水平的提升。因此，增加对研发的投入、提升创新绩效、补足创新短板对制造企业盈利水平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因此，本章节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6：补短板举措，在制造企业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脱困中起到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