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前期，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情况与结构性问题提出了自己对改革政策的理解与分析。黄群慧（2016）首先整理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逻辑与分析框架，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我国由于供给方结构不适应需求方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所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对应“问题—原因—对策”逻辑线路。刘明达、顾强（2016）比较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特点，提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需要秉承差异发展的原则，构建以我为主、开放共赢的国际产业生态体系，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周密、刘秉镰（2017）提出应通过二元市场的联动式调控，形成以供给方向和供给对象的结构性调整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得出结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并有学者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潜在风险并针对风险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例如张杰、宋志刚（2016）提出在企业去产能时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一是债务风险及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失业风险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安全风险，产业转换断档风险及地方政府官员“懒政怠政”行为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

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许多学者根据自身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的实践发展路径。冯志峰（2016）结合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代背景，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实践路径，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做好“转型、创新和改革”方面的工作，才能真正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白让让（2016）认为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提出了加快低效国有企业退出从而化解结构性产能过剩的政策建议。徐长生（2020）认为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微观基础和主要动力，解决我国现阶段问题的出路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超过生产成本上升的速度。除了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也不能忽视需求侧的作用，黄群慧、陈创练（2021）提出应该保持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态协同，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新发展格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5年年底提出至2020年已有五年时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许多专家学者对此也进行了探讨分析。卢露（2020）通过准自然实验法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上促进了我国制造企业的杠杆率降低。崔惠颖（2020）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研究了结构性去杠杆四部门的持续性与连续性，发现各部门杠杆率联系紧密，居民部门始终受到企业和政府部门影响，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手段最终会惠及民生。在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中，王韶华（2021）通过粗糙集理论得出京津冀工业部门供给侧效率上升趋势明显，其中河北上升速度最快，北京次之，天津最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对于我国自然环境质量的提升也具有重大作用，李素峰（2021）也基于Fuzzy-DEMATEL实证分析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环境由灰变蓝的关键。

同时，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深化，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路径，怎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企业脱困，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罗良文、梁圣蓉（2016）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提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核动力。丁浩（2020）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进一步加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趋势，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区域辐射效应，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良性发展。周密（2021）基于31个省份1993—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不能简单仿效西方进行管制放松或自由化，而应先运用政府之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运用市场之手，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创新性劳动的活力。(www.daowen.com)

基于以上研究，在本章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效果评价研究中提出以下假设：

H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提升了我国市场中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

H2：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盈利水平提升效果相较于非国有企业会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