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大衰退以来，我国为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实行了主动加杠杆并采取长期较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期平抑短期的经济波动，2009年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增大了需求侧“三驾马车”的调控力度和频度，银行在此背景下推动企业部门举债进行了又一次的加杠杆，彼时制造企业投资的实际增速已激增至30％以上，此举带动了我国经济在2009和2010年的短期回升，制造企业再次尝到加杠杆的甜头。与此同时，处于非金融企业中的制造企业在产能过剩和劳动力成本、利率市场化资本成本、环保成本及企业要素价格成本等资金的共同作用的压力下，部分制造企业不得不期望通过增加杠杆等方式快速扩张企业规模，这一现象直接造成了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规模最大、杠杆率最高的窘境。制造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经过调整生产要素投入，优化要素配置及生产结构，2016年其杠杆率平均值达到了31.73％，相较于2015年的32.76％虽有明显下降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居高。据中诚信国际测算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7月，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同比增加了7个百分点至177％，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债务共计180万亿元，超出了多数主要经济体。尽管制造企业发债有限，但其杠杆水平整体也呈偏高且增速偏快的态势，已经超出了警戒线，债务风险在债务链、担保链、甚至是产业链间肆意蔓延，也由此带来了更多的风险隐患。

学术界在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结构性”是必须要时刻把握的关键词，因为结构问题一般都是长期问题，它包括对制造企业所处行业比例结构和所处区域结构等多个维度的各种比例关系的调整，最终使其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因此，制造企业在落实去杠杆的政策时，“结构性去杠杆”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制造企业高杠杆率本就隐含着结构性的问题，并且重点集中在产能过剩、资本密集和市场约束不强的传统国有制造企业（如钢铁、化工、有色金属等）中，这些处于周期性行业的制造企业对资金成本上升的敏感性较大，因此其利息支出的负担也最为显著。(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