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企业短期内发展的目标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改革在短期内势必会给企业带来阵痛（张海亮等，2018）。因此，不少制造企业无法做到立即响应改革政策，而是在短时间内秉持观望态度，或等待获取其他企业改革的经验以避免多走弯路。正如“改革意愿不足制约了德国的发展”，学者们也越来越关注企业改革意愿这一研究主题。意愿原指个人或决策主体对某事物所产生的看法或想法，并因此而产生的个人主观性思维，这种思维对其行动有所影响，将其引入到组织行为学后，组织的某种意愿是指企业实施某种行动的集体意志。因此制造企业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愿，是指我国制造企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集体主观意志。

“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重要任务，也是五大重要改革路径，都是企业自主自愿的，尤其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改革路径，更是企业的自主经营决策行为。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愿是制造企业决定是否实施“三去一降一补”改革路径的重要先决条件。俗话说“没病谁愿意上手术台”，多数制造企业，尤其是绩效好的制造企业，很难主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很多企业还可以理解，去产能很多企业就很难理解并坚决执行，因此改革意愿不是十分强烈。很多企业为了发展盲目加大杠杆，去杠杆也就成了很多企业难以下定决心说去就去的顽疾。降成本、补短板是企业最愿意同时实施的两个措施，因此这两方面改革的意愿比较强烈。

影响我国制造企业并最终决定是否改革的因素众多，包括国家相关政策、市场竞争环境和企业自身资源禀赋等。余泽翔（2018）通过对253家企业的调查，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意愿明显有所增强。

在国家政策或改革引导方面，丁霞（2019）根据全国29个省份（市、自治区）2002年—2016年的相关调查数据研究得出，政府不断的转型升级为我国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并且政府引导在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增强了其改革的意愿。如邓永勤和汪静（2020）在其研究中提及，政府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形式参股民营企业以推动改革意愿的实施。再如影响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参与改革的企业对政策落实的评价越高，其他企业愿意参与国企改革的概率就越大（裴蕾等，2015）。还有部分学者选择从微观视角入手，发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由于政策执行偏差和资源错配效应等影响，对企业创新意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而企业与政府间的双向寻租能影响企业改革意愿中的创新意愿，能对企业的改革意愿起到促进作用（马红等，2020）。(www.daowen.com)

竞争环境导致企业转型升级同样意味着企业已经踏上了改革之路，增强企业改革意愿、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先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竞争中性”原则（曾宪奎，2019）。王正新等（2019）以173个小样本和浙江省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得出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智能制造环境，使企业智能升级的意愿相对较强的结论。在没有智能升级的中小企业中，有一半以上的企业表示愿意实施智能升级，即还没有采取相应改革措施的中小企业有改革的意愿。相征等（2020）通过对255家中小制造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出，大数据带来的感知利益对制造企业改革意愿中的技术改革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感知成本对其没有直接的影响。

企业自身资源禀赋中，企业员工，尤其是基层员工的数量，对企业改革的参与意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整体改革意愿的走向（魏思琦，2020）。祁明德和罗美娟（2016）根据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的200多家中小型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得出，企业位置、企业类型等客观因素对企业实施转型升级的改革意愿有影响作用，自主创业、较高的设备水平、与外资有合作关系、拥有自主品牌荣誉等因素对转型升级的改革意愿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