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外研究成果

西方国家的供给侧改革基于传统供给经济学，19世纪初，西方各派经济学家就已经针对“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展开了争论。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也就是说，“供给和创造的需求”将沿袭古典经济学中的思想，充分发挥最大化的供给。并且认为政府应该减少人为干预，推动需求和供给在市场的自主调节下维持动态平衡状态。萨伊定律诞生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彼时物价迅速攀升，货币“烫手”，民众手里的钱会被马上用来进行商品的选购，因此，萨伊定律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萨伊认为政府需要减税降费，降低管制程度，发挥推动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推动需求和供给在市场水平的自主调节下维持动态平衡状态，并排除人为干涉。

1929年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规模大、时间长、危害面极广的特点，并由此导致了相对严峻的经济衰退局面，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经济学思潮的蓬勃发展。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管理方面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和现代西方经济学领域的杰出人物——凯恩斯提出的。他指出：国家不能放任经济自由发展不管，应根据需要适当介入，提高需求侧的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减少国家失业率。在大萧条时期，这个观点是非常及时有效的。需求侧管理理论从经济学理论中证明政府介入国家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创新性的，政府从需求维度着手来实现市场的均衡，保障了需求的有效性。

凯恩斯主义作为拯救经济危机的绝好理论受到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思想在西方各国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凯恩斯主义具有明显的缺陷，它将需求侧的管理理论过于集中在需求方面，有可能人为扩大需求，导致经济生产停滞、失业严重等“通货膨胀”局面。以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等为首的经济学家不断提出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论点和主张，并将他们的观点提供给供给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理论在于政府不应该刺激需求，而是应该刺激供给。

从供给学派的成立之初起，供给理论逐步演变为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的核心内容，一是接受了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萨伊定律的教条，强烈宣传供应自动创造需求的观念，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除经济不平衡，实现充分就业，消除通货膨胀。并提出刺激国民收入方程式的生产方面是经济平衡的重点。二是批判凯恩斯主义，否定需求的自动供给假设，主张经济应该由市场自动调整，反对凯恩斯的需求介入政策。对发达经济体出现的“不景气”现象，现代供给学派认为供给可以创造需求，也是需求的唯一来源。只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存在过剩现象，失业现象也不可能存在。为了使投资小于储蓄，减少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政府不应对社会需求进行过度干预。所以，应该推行政府政策刺激供应，特别是政府进行减税的政策主张。也就是说，以供给学派为中心的主张是通过减税来谋求“消除通胀”，从而达到经济整体的平衡。

尽管现代供给学派的核心思路给我国的改革带来了众多可借鉴的思路，但绝不能够简单地复制粘贴，而是要结合我国独有的现实情况，探寻适合我国的实践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概括，从而引导我国经济社会实践。简而言之，供给学派是兴起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流派，其主要观点是在市场供给和需求关系中，供给是主要方面，强调市场机制使经济自我调节。作为供应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潭。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不在于不投资，而在于有效投资，不在于不要需求，而在于适当地扩大总需求，同时也说明了企业是供给方结构改革的主体。其根本途径是通过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通过新的需求推进消费，通过新的消费倒逼新产业形成，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

（2）国内研究成果(www.daowen.com)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国学术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主要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其中，大部分学者以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分工理论、有效供给理论等理论为依据，科学解读供给侧结构性的内涵和意义。另外，一些学者对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理论、供给理论、宏观经济平衡思想、交易成本理论、有效需求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的研究，可以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支持。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的道路上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解读了供给方的结构运行规则。从供给侧来看，有必要努力消除结构矛盾。因此，理解和掌握我国供给方的主要经济矛盾，必须有效地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供给侧结构运转规律解读清晰，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国实践，正是需要我们从供给侧着眼，努力化解结构性矛盾。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在理解和掌握我国供给侧主要经济矛盾之上才能有效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等产品实现过程的一部分中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洪银兴（2016）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针对我国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研究价值规律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等理论具有极高的价值。陶启智、冯青探、刘铭（2017）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供求理论是宏观观点，产业组织理论是中观观点，价格理论以微观观点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王朝明、张波（2018）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思想上具有一致性，价值理论基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供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逻辑路径。他们指出，改革的重点是价值形成和创造，改革的运营方式是价值流通和实现，价值分配指出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的最终意义是为了推广改革的成果进而共享到整个社会。张如意、任保平（2016）认为，社会分工理论可以应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社会分工是连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纽带，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在社会分工理论中不可或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传统社会分工体系转化为新的分工体系的过程。王亚丽（2017）指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平衡思想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理论武器，供应和需求是否均衡是改革能否实现的标志。杨继国、朱东波（2018）认为结构均衡理论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要求改革需要立足于结构均衡，并结合社会再生产理论，扩展出了多种结构均衡理论框架。也有学者从马克思的供求理论中探索实现供求方结构改革的道路。金碚（2016）在马克思供求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明确以货币方面为重点的货币经济需求方和以产品方面为重点的实体经济供给方的关系。简新华、余江（2016）认为中国现在的供求结构状况主要展现为总供求量大于总需求量。另外，我国生产过剩、需求过剩、经济增长率下降，导致这些的直接原因是供过于求，有效供给始终不足。丁任重、李标（2017）也指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马克思供给需求理论为理论依据的，而非西方的供给学派。众所周知，供给需求分配问题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多数学者和专家认为，供给学派提出的思想是长期发展和实践的结果。因此，那些顺利实施改革的先例，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思想引导和帮助。不可否认，西方供给学派的思想支持政策实践对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滞纳问题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并非所有政策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例如减税政策造成了收入阶层之间原本的收入差距愈发扩大。

降低国家和政府干预的程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难以解决供给过剩的市场失灵问题，也无法处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大生产和生产私有制的根本矛盾。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确运用理论中给出的供给和需求管理政策，吸纳相对合理的内容进入我国的改革实践。我国目前采用的政策主要涵盖减税降费、企业改制、减少国家与政府干预和放宽市场调节等。

这些政策是我国国情下的合理产物，但与供给学派的政策却有所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经济增长下降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以经济发展转变为核心的改革，旨在革新驱动来帮助供给侧企业提高全部要素的生产率。供给侧企业间交易活动的成本过高是导致有效供给不足的主因之一，减少企业制度交易成本，如各项税费、筹资与融资成本等，不仅能够助推企业降低杠杆程度，也有利于企业供给效率的提高，因此，交易成本理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合理改善制度、突破体制、释放市场活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任务，制度经济学理论均可为此提供支持。另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我国经济学的发展理论也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