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讨在20世纪70年代较为集中，彼时西方国家经济面临滞涨的问题，把政府干预需求从而进行调控的政策置于困境：在经济滞涨的背景下，继续刺激需求侧会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而紧缩货币政策以遏制滞涨则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此时，供给学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供给学派的学者认为滞涨的出现不是因为有效需求的匮乏，而是源于经济体忽略了对高层次需求的供给。如何使企业创造高水平的供给，就需要减轻企业负担激发潜力，其中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减税。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的“拉弗曲线”丰富了学派理论的减税证据：政府的税制行为有最适合的税率，超过这个临界点的话，企业的生产热情会逐渐下降，税金基础有减少的倾向，长期减税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在政府税收增加的同时，企业可以在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拥有更多的资源。里根政府是供给学派的支持者和实践者，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了以减税为基础的供给侧改革。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上与西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经济存在的矛盾是结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一致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不能和西方供给学派混为一谈。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问题属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二者辩证且统一。换句话说，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以更加匹配的供需使生产力向前迈进，从而使生产关系得到优化和调整。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国家供给学派的主张在以下方面有主要区别：首先，两者宏观经济背景不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迈进，目前经济仍然处于中高速增长的局面，没有出现西方国家之前面临的滞涨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需要在更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通过体制机制变革等来调整生产关系。其次，政策重点与核心逻辑不同。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重点是为企业降低税负，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深化改革，税负的减轻只是整个改革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再者，改革目标与实施方式不同。西方供给学派政府重在尽全力消除所有形式的干预行为，以实现经济自由化，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式则重在优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优化供给侧体系、质量和效率。(www.daowen.com)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我国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重点都集中在国家水平上，丰富了制造企业供给方关于结构改革的理论。本课题的研究对制造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拓展，阐明了制造企业改革的重点和实施途径，为制造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框架的搭建作出了相应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