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制造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去产能

关于产能过剩的内涵，不同视角下的阐释均有所差异。结合当前研究的发展现状，产能的定义可以概括为：在制造企业既定的计划生产期内，同时既定装备条件和技术条件，在此种情况下，企业能够生产的最大数量。产能过剩则指的是制造企业的供给大于需求。产能过剩往往会导致众多资源的无端浪费，造成市场之间的恶性竞争，最终使企业效益低下。

产能过剩是一种经济发展中的凸显经济现象。从宏观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被逐步释放，高速发展的经济使更多制造企业涌入其中，从而导致市场供给侧和需求侧失衡，制造企业的规模化生产导致市场中部分行业产品供大于求；从微观角度来看，生产成本过高迫使制造企业获利能力降低，有些企业甚至有所亏损。

产能过剩会限制区域的经济发展，这一现象在制造大省尤为明显，且制造行业的进入壁垒非常低，任由产能过剩发展会导致一系列恶性竞争事件发生，这不仅限制企业自身发展，对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也会产生阻碍。同时，若产能过剩的情况一直存在，不仅会使企业冗余大量机器设备，还会对能源与资源的价格造成影响，增加企业环保成本，这样一来会打破原有的市场竞争机制，导致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产能过剩会增加制造企业的金融风险。在制造企业产能过剩、企业收益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产品价格逐步走低和产品销售滞缓会导致企业金融风险增大。各个企业的金融风险汇聚在一起会影响国家财政资金的正常运作，不利于国家整体经济平稳发展。此外，银行贷款作为一种流动资金，对企业现金流的运作至关重要，产能过剩也会增加银行的坏账风险。

产能过剩会增加就业压力，对就业形势造成影响。产能过剩会使企业难以维持当下生产规模，不仅会导致企业利润降低，还会影响职工的就业，增加社会失业风险，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是什么本质原因导致了产能过剩？不同学者见解不同。Bento（2014）认为政府在对制造企业进行管理时，更多地会使用较为温和的协调手段而非直截了当的引导机制，这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引发产能过剩。Burger（2014）试图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在企业面临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经营决策时，为了将可能遭遇的风险最小化，管理者倾向于将劳动力水平维持在相对充足的水平。Asher（2020）的思考角度聚焦在行业壁垒上，认为制造企业过于提升自身的生产力是为了维护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尽可能地占领市场份额，对新进入者的到来形成有效阻碍。虽然江飞涛、曹建海（2009）的研究对象是市场失灵，但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导致产能过剩的本质原因是体制上的缺陷，而非市场失灵本身。

了解了产能过剩的原因，对化解过剩产能这一问题又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呢？现阶段对该问题的研究仅限于以下两种：政府体制引导和寻求产能转移路径。有学者认为对于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制造企业管理的制度，而应大力改革政府官员升职考评体制和土地的审批与管控制度，才能治理产能过剩。刘先彬（2016）则主张提升市场透明度，以及市场发布信息的效率。对于产能转移来说，部分学者认为最佳的转移路径是对外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探寻新的更有效率的国内和国际转移路径提供了高价值性的参考。

（2）制造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二——去库存

对于去库存的概念和内涵，从表面来看，所谓去库存，就是将企业冗余的库存进行化解。从深层次来看，去库存是一种对库存材料及商品进行处理和变卖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解决因产品供过于求而引发的产品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随着全球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中国市场也随之低迷，从而导致市场需求也逐渐放缓，因此出现了大多市场都存在供过于求的尖锐矛盾，这种现象在制造企业中尤为明显。在市场供过于求的背景下，制造企业库存过剩问题已经变得日趋严重，特别是目前我国还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不但无法高效利用社会整体资源，而且还占据着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等有利资源，这使各种优质的社会生产要素在制造企业中的配置扭曲。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提出的时候，绝大多数学者将“去库存”的重点放在了房地产市场，刘志彪（2016）认为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库存积攒情况十分严重，并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处于市场失衡的不利局面。王小广（2017）认为化解房地产库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与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起来。但制造企业同样需要进行“去库存”，并且迫在眉睫。如果说去库存是一个短期的行为，那么去产能则是一个中长期的环节，二者有着互相循环的关系。对于制造企业来讲，首先要去库存，其次对自身的产能效率进行合理化调整，最终去产能及降低对资产的大量投资。假若制造企业不对产能和库存过剩现象加以遏制，就会陷入互相冗余积压的恶性循环。面对我国甚至是全球经济增速下降的严苛经济境况，中国亟待进行经济的结构性优化和调整，使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得以顺利推进。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制造企业的产品库存上升造成产能过剩，供需无法匹配，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

去库存政策对制造企业的影响集中在：其一是制造行业是我国经济结构中的基础性产业，制造企业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去库存政策在推动制造企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和制造企业有关产业的一并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平稳增长；其二是我国地方政府要改变制造企业和制造业财政现状，可以通过去库存政策推动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以拓宽当地的财政收入渠道；其三是去库存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与研发，这对制造企业本身转型升级有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3）制造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三——去杠杆

杠杆问题最早是和关联企业资本结构一起被学者进行研究的，Isabel（2013）探讨了资本结构的三大种类，从而引出了杠杆的概念。尽管对企业来说，运用杠杆增大自身的资金储备能够提高企业的整体价值，但风险也会随着杠杆率同步提升。2008年的次贷危机使得去杠杆的话题在金融领域瞬间热门起来。然而降低负债率一直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为缓解企业融资困难的状况，许多西方国家尝试通过左右利率以控制国债收益水平，或是直接购买企业债券，或是通过直接收购其他企业遗留不良资产等方式为企业去杠杆，但直到今天，包括欧美在内，实现去杠杆的国家依然少之又少，去杠杆的队伍依旧还在不断壮大。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由于社会资金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缺乏及其流动性，实体经济增长的动力明显不足，增长的速度也逐渐放缓。目前，中国经济已经逐渐从以前的高速增长进入到现在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下行会使制造企业收入普遍降低，利润普遍下滑。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会对出口造成严重影响，由此会导致部分制造企业呈现出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双降的局面，亏损额和亏损单位数量不断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为了弥补亏损造成的影响，制造企业在财务费用方面，负债增速远超收入平均增速。换句话说，企业因为收入的不断减少变得越来越依赖负债，这样一来，企业通常把新增的负债用于为旧债还本付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造成企业的负债越来越重，对制造企业正常的经营和生产也造成了严重影响。基于上述财务费用的经济问题，制造企业收入缩减和债务负担总是相互作用的，并在不断升级发酵，制造企业很难在两者中寻求一个平衡点，从而造成了制造企业杠杆率持续上升。(www.daowen.com)

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而言，通过出口实现企业价值提升，采取固定资产投资去扩大企业产能并非一项好的举措。这一举措会导致制造企业产能利用率在新增产能上急速下降，这一现状无疑会加重企业产能过剩的程度。在此状况下，制造企业要想获利可谓是难上加难。在解决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上，我国政府为制造企业提供了许多实质性的帮助，如：扶持政策和财政补贴等。然而政府的福利政策并未使企业现状产生明显的好转。企业有了政府资金的支持后，不但没有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甚至还再次加剧了产能过剩，形成了恶性循环，大量“僵尸企业”不断涌现，企业负债率随之不断攀升。“僵尸企业”对信贷等资源的无效占用，不但造成了自身产能过剩，还使人工智能、精密仪器等这类新兴产业难以获取有效的资源和融资，这对我国其他制造企业的负债率和利润水平造成严重影响，导致社会整体融资资源利用率难以提升。

另一方面，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依旧处于初级阶段。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银行这类机构依然占据绝对的有利地位。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结构趋于商业银行、融资结构趋于间接融资、所有制结构趋于国有、银行结构趋于大银行、贷款对象结构趋于大型企业、贷款类型结构趋于生产经营、金融服务区域趋于城市等。然而这样的金融体系存在一些缺点，一般而言，这种金融体系垄断程度较高、市场化程度较低，金融效率不足。另外，受金融机构同质化特点的影响，导致企业直接融资的能力变弱，风险会聚集在银行系统。就金融机构而言，其金融工具种类过少且技术含量偏低，没有较多可选择性。金融机构自身的服务重心也存在缺陷，提供的服务对国有大型企业有较多的依赖性，这使小型客户很容易被忽略，并且其获利方式过度依赖利息收益，其他业务收入比重略低，驱使不良资产比重逐渐升高。这些金融市场问题使得制造企业在面对自身经济压力时无法向金融机构寻求更多有效性帮助，也无法通过比较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来选择低杠杆融资方式。

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在控制国家总杠杆率的限定条件下，要提高对“降低制造企业杠杆水平”的重视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又一项核心环节，“去杠杆”对我国规避经济下滑背景下可能会提升的系统性风险和国民经济实现触底反弹大有裨益，同时也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的速度。制造企业“去杠杆”并非一个短期和暂时的任务，也不能仅仅依靠制定和执行政策来实现，在构建双循环格局及新常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企业“去杠杆”的过程势必会漫长且艰巨。

梳理以往文献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于高杠杆的成因分析还是针对去杠杆的举措和建议分析，大部分的探讨都停留在金融领域或是国家政策层面，以企业为对象尤其是制造企业的相关研究不够深入。本课题尝试从制造企业的高杠杆归因切入，探寻适合制造企业自身的降低负债率的合理方法。

（4）制造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四——降成本

对于制造企业来讲，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一直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各个企业都为了增加利润而倒挤实现成本的降低。对制造企业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所以，为使制造企业的成本得到有效降低，企业就需要抓住这个机遇，仔细研读并掌握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尤其是要加深对制造企业“降成本”的理解，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归纳出现有形势下降低制造企业成本的新思路更是重中之重。中外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Stuart（1997）在研究英国的制造企业后发现，英国市场的繁荣主要取决于市场氛围的和谐和企业间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随着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和普及，JoséMarie（2005）认为制造企业需要与时俱进，将提高自身信息化程度和能力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从而稳步降低成本。然而企业的成本绝不仅存在于生产和制造阶段，而是渗透在各个环节。陈子琦（2015）主张假若企业的生产阶段没有过大的降低成本的空间，则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例如税费、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利息支出等等。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降成本被赋予的新使命，学者们也从新角度对降成本做出了新诠释。李佐军（2016）着眼于制度层面，认为需要从制度上入手去改革才能有实质性成果。谭高（2017）则希望制造企业自身能够做出应有的改变，整合价值链并增强运营效率。余红燕（2017）认为大幅提升企业的自动化运转程度能够节省大量成本，而孙蕊、武献杰（2017）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数据的必要性。

我国十分重视并采取了多种方式方法进行“降成本”。党和国家就制造企业的降成本问题三番五次召开相关会议，从战略层面进行总体规划和下放部署。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各种资格与证照的申请类别和审批程序化繁为简，降低各种经办手续的管控力度。二是降低员工成本。重新设置了各种税费与税金的扣缴标准和费用。三是减少了企业税费负担。对较为严苛的税种税费进行体系化调整，尽力减少重复课税及类似事件发生，营造相对宽松的课税氛围。四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尽可能地降低融资难度，建立起制造企业与金融机构和谐融洽的交易平台，促进相关信用体系的铺陈建设。五是降低企业资源和能源成本。全方位降低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需使用的能源费用，同时鼓励节约能源的行为并打击浪费现象，对能源浪费严重的制造企业进行处罚甚至责令关闭。

抛开国家政策给予的帮助，制造企业自身的传统成本测算方式已经跟不上“互联网+”时代的需要。例如目标成本法对成本的测算与筹划是先将产成品的当下需求视为既定目标，之后根据市场情况适时进行相应调整。这些测算方式着眼于短期的目标，并不利于企业的长期运营成本核算。以煤炭行业为例，可能在某个短期内，社会对煤炭的需求程度高，部分企业被此种表象所蒙蔽，纷纷大力投入固定资产进行规模化生产，为满足当前“供不应求”的现状，许多企业不惜通过高杠杆去投资价值高昂的机器设备。但是这波消费热潮很可能只是长期需求疲软中的少数甚至唯一的爆发时期，最终仍然会是产品无人问津的寒冬期。那么制造企业在这之前投入的设备就会闲置，过多的固定资产被浪费，进而造成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尽管制造企业可能能够在当时的生产中通过一些方法降低自身成本，但从长期来看仍是成本的绝对流失。所以，在“互联网+”和经济双循环的新背景下，制造企业应更多关注市场的长期发展，科学合理地去分析市场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开源节流。

（5）制造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五——补短板

“短板”源于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木桶理论，该理论是指决定木桶储水量的并不是木桶上所组装的最长木板，而是最短木板。历经时代衍生发展，“短板”一词逐渐成为劣势的代名词。不过并非所有劣势都可以被称为“短板”，“短板”指的是事关全局性、长期性、基础性、根本性，且以往又做得不好的工作。

“补短板”是指立足自身，着眼未来，弥补、改进、消除发展进程中的滞后领域、薄弱环节、发展瓶颈的行为，是一种转短为长、补劣为优、化弱为强、变被动为主动的举措。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补短板”展现出了新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补短板”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新论述，对当前国家及企业“补短板”的重大意义、主要任务和具体要求进行了深刻阐述。论述中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的优化调整，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改革的实施重点，减少制造企业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补短板”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其重点在于切实满足需求，增加有效供给。因此，在经济新常态和“互联网+”背景下，所谓“补短板”补的就是产品供给过程中的滞后领域、薄弱环节，推动产品供给结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补短板”的实质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国民经济发展中全局性、关键性、决定性的薄弱环节，推动供给结构调整，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即补齐“木桶”的短板，让木桶盛足水量，达到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力的目的。

我国学者对“补短板”的研究随着改革的提出愈发增多。于新东（2016）认为补短板实际上是主动行为，能够帮助企业实现由劣转强。綦鲁明、胡敏一（2017）主要分析了“补短板”的实质与内涵，从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认为在解决短板问题上的拦路虎主要是供需不匹配。彭勃（2017）将短板的内涵继续扩大，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着环保、科技、人才、风险、设施等多个方面的短板。在补短板的主体问题上，殷醒民（2016）倾向于政府必须作为主力军来牵头补齐自身政策和制度体系中的短板，而周建军（2020）则认为制造企业必须协同努力，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寻找技术创新的路径与未来。

“补短板”的目标是消除供需匹配错误的问题。有效供给是根据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确定的供给。目前，我国需求结构明显变化，但供方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第一，无效和低端供应太多。部分制造企业产能过剩，投资效率显著下降。第二，有效性供应和中高端供应匮乏。与需求结构的升级相比，供给侧的调整明显落后，而且消费者不能满足高端商品和服务的需要。第三，体制结构约束着供给结构的调整。从供给方面来看，由于传统体制制约等原因，生产要素的配置很难从无效需求领域转移到有效需求领域，产业转型升级潜力没有得到发掘。如果设法解决这些薄弱环节，将使经济发展水平发生质的跃升。现在，我国实现了从中收入国到高收入国的历史飞跃。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达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我国经济质量和效益都有质的飞跃。而经济上质的飞跃，需要补上我国经济中的“短板”。“补短板”实则是在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对于制造企业自身来说，则需要搭上“互联网+”时代的便车，培育新动能和高端化领先人才，切实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以补齐基础薄弱的短板。扩大制造企业的要素供给，则要提高生产力，增加经济发展的新能源。这种短板的补齐实质上是指通过制造企业的转型，改善供应质量，扩大有效供应，改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实际上着眼于需求方，力求通过供给方发力，提高经济增长量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