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双重差分法的基本前提是，如果实验组未受到政策冲击，其变化趋势应当与控制组一样，即实验组与控制组必须满足平行趋势假定。从图6-1可知，第一，在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平行，也就是说，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的审计费用变动趋势随时间变化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第二，在政策实施后，实验组的审计费用增长速度高于控制组，这表明2012年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政策可能导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增加。因此，我们可以使用DID来检验《分类分批实施通知》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

由于我国的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在实施模式上具有分类分批性，鉴于此，本书采用的是多期准自然情景设计的DID模型。从现有文献来看，针对多时点DID可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进行PSM-DID检验（龚等，2016），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实验组和控制组便于在不同实施批次和不同类型的公司中进行比较；另一种方法是在DID模型中加入交互项Post（普那旦姆和威格利，2016），POST在区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同时，也控制了政策实施年度。本书在主回归检验中使用第一种方法进行检验，在稳健性测试中使用第二种方法进行检验。

图6-1　平行趋势图

本书对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按照事件发生前一年进行匹配，匹配采用的特征变量是：ln LAG、TENURE、LASSET、INVREC、ROA、GROWTH、BM、LEVERAGE、CR、AGEEST、BOAIND，即所有的控制变量，然后采用Probit估计以获得倾向得分，若企业的得分相近，则说明它们具有相似的公司特征。

表6-4第（1）至（3）列出了分类分批强制实施内部控制审计与审计费用的双重差分检验结果。第（1）列是没有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第（2）至（3）列是加入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其中，第（2）列的标准误差经过企业群聚效应调整，第（3）列的标准误差经过White异方差调整。我们发现，第一，在不考虑控制变量时，交互项TREAT×AFTER的相关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相比没有实施《分类分批实施通知》的控制组而言，实验组在实施新政策后审计费用显著上升，意味着分类分批强制实施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确实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审计费用。第二，在考虑控制变量后，交互项TREAT×AFTER的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没有变化，但系数的大小有所上升，这说明企业某些特征差异是影响审计费用的遗漏变量，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回归结果会低估《分类分批实施通知》的政策效应。第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审计延迟、审计师任期与公司规模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增加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而过高的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增长率与账市比则对审计费用起到显著反向作用。其中，审计延迟和公司规模的推动作用尤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被审单位编制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本身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同时，审计师也需要搜集充分的证据以发表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执行内部控制审计的公司会经历更长审计延迟，更深入、细致的审计工作必然伴随着更高的审计定价（斯洛德等，2009）；另一方面，如果公司规模越大，其涉及的经济业务与会计事项就越广泛，相应地，内部控制系统就越复杂，那么审计师在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需要实施的控制测试就越多，审计收费必然上涨（方红星等，2016）。(www.daowen.com)

表6-4　《分类分批实施通知》与审计费用的双重差分检验结果

续表

注：第（1）列表示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PSM-DID的回归结果，第（2）列与第（3）列表示加入控制变量后PSM-DID的回归结果；括号中的数字为双尾检验的t值，其中第（1）列与第（2）列的标准误差经过企业群聚效应调整，第（3）列的标准误差经过White异方差调整；***、**、*分别表示在1%、5%与10%水平上显著。